保護好生產者積極性，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前提_風聞

共同富裕不只是財富分配，財富分配只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要實現共同富裕，除了着眼於分配，更關鍵是如何持續激發並保護生產者積極性，創造更多增量財富。

如果生產者沒有積極性，社會財富不再增長，或增長速度趕不上分配消耗速度，存量財富再多，也有被吃倒吃空的一天。這在歷史上及不少國家都有經驗教訓。

當然，要持續激發並保護生產者積極性，最終還是要回到分配領域。

所以，新的分配結構如何搭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如何實施，既能有效緩解貧富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又不挫傷生產者積極性，使他們願意繼續努力創造更多社會財富，是一項兩難挑戰，同時也是一項極具社會創新意義的偉大嘗試。

西方國家不會做這樣的嘗試，這個挑戰在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體制下也根本無解。因為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這八個字，已經註定了在這種體制和共同富裕之間存在的必然張力。

原因很簡單，自由市場在思想與行動價值上，就對政府介入經濟活動（包括分配活動），帶有天然抵制情緒。而讓一般勞動者和資本在市場上自由競爭，勞動者又哪裏能爭得過資本？

所以，在自由市場中，以資本為主導進行生產和利益分配，其結果必然是兩極分化，香港就是個典型案例。

為防止兩極分化過度發展反噬資本統治地位，威脅到社會穩定與政府合法性，世界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都採取了一些措施讓政府介入經濟活動，二次分配的概念由此建立。

在一些制度相對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比如美國，還通過政策性鼓勵捐贈等措施緩解這一問題，三次分配也在緩解貧富分化中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

同時，科技發展、勞動生產率提高帶來的涓滴效應，也使得資本和勞動者的矛盾衝突好像沒有那麼尖鋭，很多西方國家民眾的日子過得好像並不差，馬恩在其經典論述中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結果的預見因此並沒有發生。

但是，我們知道，這一矛盾是結構性的，是消除不了的，只要是資本主導，只要是自由市場，勞動者的弱勢地位就無法改變，政府介入只能起到減緩作用，共同富裕必然無法實現。

這些年，隨着資本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深入，這些矛盾就開始在西方暴露，香港騷亂，法國騷亂，美國“黑命貴”運動，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危機，表面上看是政治問題，本質上其實都是經濟失衡所致。這些問題，在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體制下找不到解決辦法。

和西方相比，中國確實有不一樣之處。

一是中國社會素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危機意識和“均貧富”的樸素認同，近代以來的社會革命，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又是以訴求建立公平社會、實現共產主義為主，它使得人們追求經濟公平的意識特別強烈，這和西方社會大眾已經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中浸淫了幾百年形成的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迥然不同。

二是中國的政黨制度使得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責無旁貸，必須承擔起人們的公平社會夢想，而且中共的創業經驗、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也使得他有意願去主動為建立公平社會努力嘗試。而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價值觀與意識形態，與兩黨或多黨制所形成的政治撕裂結構互相強化，使得它們即缺乏這個意願，也有了卸責的途徑與理由。

三是在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資本永遠只能扮演工具性角色，雖然它其中的某些成員可能會淪為資本的傀儡，但是在整體上，資本想支配中共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西方，資本絕對可以主導政黨政治與政策取向，使得主要決策很難違背資本意願。

四是在社會動員與政策執行力上，西方民主制國家根本無法和中國這樣實行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比，這個我們從中西方在疫情防控上的表現就能看的很清楚。

所以，西方不會做的努力嘗試，中國一定會做，而且會不斷去做，一次失敗以後還會繼續嘗試。這是由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的創業經驗、政治初心和意識形態決定的，中國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和它所擁有的社會動員能力與管治工具，也使得它有信心去推動這個嘗試。

與此同時，就像我在昨天多維專論中所説，“鄧時代四十年經濟發展，也為我們今天推出這一政策，提供了和毛時代進行‘共富’嘗試時不一樣的經濟基礎，這應該也是執政黨在時隔數十年後再次力推這一政策的信心來源之一。”

不過，任何問題都有兩面性，這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的。實現共同富裕是人類社會的偉大嘗試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不過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搭建新的財富分配結構，持續激發並保護生產者的積極性，也必須被全社會高度重視。

因此，在推動落實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必須高度警惕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要統籌考慮需要和可能，吸取歷史上和其它國家的經驗教訓，認識到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複雜性艱鉅性，對共同富裕在政策思想和哲學層面必須有深刻認識。

共同富裕不是殺富濟貧，也絕不是一場“均貧富”運動，決不能再用搞運動的方式推進，必須尊重現實，尊重人性，尊重經濟規律，各地方要從當地實際出發，把它變成一個真實可感的事實，要力戒“一刀切”和濫用行政暴力。

另外，必須始終注意別讓極端民粹在“政治正確”掩護下鼓譟仇富仇資情緒，形成社會氛圍，影響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必須加大對合法財產保護力度，避免陷入官僚主義與民粹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