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場上的新冠疫情溯源_風聞

　　**本文作者：**葉之琛

　　引言

　　阻斷傳播鏈、拯救生命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媒體平台上常見的兩個主題。但是，自從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這些與醫療相關的問題卻往往與政治考量有所牽連。種族問題、南北差異、地緣政治等因素往往讓與新冠有關的一系列政策和政治討論變得極為複雜。近幾個月來，中美在疫情溯源調查上的爭鋒無疑也是一個政治介入技術性問題的結果。這篇文章將回溯世衞組織的第一次疫情溯源工作及其在國際反饋，表達疫情溯源這一公共健康這一技術性問題被政治化的困惑。文章還將列舉將新冠溯源工作政治化可能帶來的後果，以及對全球新冠疫情管控工作帶來的影響。

　　背景：政治化爭端從何而來？

　　在多國的強烈要求下，世界衞生組織曾在今年一月和二月到達中國，對新冠進行初步溯源調查。隨後，世衞組織和中國冠狀病毒溯源研究聯合專家組在三月發佈初步調查報告。調查報告公佈了幾條結論：第一，新冠病毒“可能或極有可能”是從動物宿主傳播給人類的，第二，“可能到比較可能”是直接通過動物傳染給人類的，第三，“比較可能到非常可能”是通過動物中間宿主傳染給人類的，以及“極不可能”是位於武漢的中國科學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簡稱武漢P4實驗室）泄露出來的。

　　但是，美國和另外13個國家卻同時對世衞組織的這一份溯源報告提出了質疑，並對中國和武漢P4實驗室展開猛烈抨擊。尤其出人意料的是，曾經一度被美國科學家認為是無稽之談、被視作為煽動種族主義和排華情緒並且在世衞組織的初步報告中基本被排除了的“實驗室泄露説”，卻被拜登政府作為新冠病毒的重點溯源方向提了出來。在不信任世衞組織工作報告的同時，拜登政府於五月底要求本國情報機構人員對新冠病毒進行溯源，來進一步確定新冠病毒來源於自然界還是實驗室。六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也分別對此表達了看法：布林肯表示美國要對中國追責，沙利文則表示要在國際上對中國施壓，以促進“真正”的病毒溯源工作。

　　七月，中國表示不接受世衞組織將實驗室泄露作為重點調查方向的第二階段新冠病毒溯源計劃。同時，中方也表達出了對美方持續性、有傾向性的攻擊的不滿，反對將溯源問題政治化。

　　政治化的公共健康議題

　　雖然對中國的指責從新冠疫情爆發初期就沒有停止過，但是近期美國等西方政府和媒體對中國的猛烈抨擊還是頗出人意料的。與新冠疫情有關的議題，不管是早期的收治、流調和心理支持，還是後來的疫苗研製以及與疫情管控有關的政策制定，一直都被視作為技術性問題。為了救治被感染者以及控制疫情擴散，新冠疫情從不同方面挑戰了醫護人員、醫院管理層、傳染病學家、政策制定者等職業人員的專業能力。而不論是跨國會議還是世衞組織發起的COVAX項目，本質上都強調了國家間和國際水平上的交流與合作。

　　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員文章《冠病溯源與中美博弈》表達了對14國不信任世衞組織、持續通過“有色眼鏡”審查中國的不滿。文章認為，這14個西方國家並沒有秉承公正、科學為上的態度來解讀與回應世衞組織的調查報告，而是植入了自己的政治動機。作者還強調，溯源工作應當被視作一個“嚴謹的科學問題，而非地緣政治博弈”。一個失焦的溯源工作只會暴露美國以及其追隨者的“雙重標準”的做法。不論是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或是“武漢病毒”，還是向中國索賠，這些國家都沒有意識到自己並沒有在甲型H1N1流感蔓延中負擔過自己所稱的“責任”。2009年，甲型H1N1流感首先在美國爆發，然後迅速在全球蔓延，最終感染了全世界總人口的11%至21%。但是，並沒有國家或者地區對美國申請過經濟或是其他類型的賠償。

　　同樣的，在支持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更詳細的調查的基礎上，澳大利亞媒體《悉尼先驅晨報》也表達出了對前特朗普政府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胡亂指責、進行政治攻擊的行為的不滿，對世衞組織工作報告引起的地緣政治衝突的擔憂，並且呼籲將病毒溯源工作全權交給科學家，而讓政治遠離。

　　對新冠問題溯源的爭論並不是公共健康問題被政治化的個例。自2020年起，美國本身在新冠疫情管控中也長期遭受公衞問題政治化之苦。那些本應以科學為依據制定政策的政客，因為政治和經濟因素、或是因為公衞專家的建議與他們的政治議程不符合而故意淡化新冠的發病率和嚴重性，從而導致羣眾沒有建立起一個對新冠正確的認知。在疫苗接種推廣階段，很多美國民眾因為不信任政府以及相關衞生機構所以不願意接受相關科學建議接種疫苗。這些問題帶來了嚴重的後果。2020年5月，大約有72%的美國人表示願意接種疫苗，而且僅僅4個月後，就只有51%的人願意接種疫苗。接種意願的急速下降讓很多醫學專家都表示擔憂，因為如果沒有足夠多的羣眾接種新冠疫苗，美國羣體對新冠病毒的羣體免疫性就會降低，給疾控工作帶來巨大挑戰。

　　新冠溯源政治化可能帶來的後果

　　回顧過去幾十年的全球流行病歷史，中國從沒有否認過自己與2003年非典和2013年H7N9流感首例病例的聯繫。在當下的新冠疫情中，中國也表現了同樣的態度。而且，今年初協助世衞組織的專家在武漢的調查也體現了中國對於正常的溯源要求的配合。但是以美國為首的14國對新冠溯源問題的政治化卻毫無疑問對正常的疫情管控工作造成了影響。

　　首先，如同中國外交官們所説，將一個主要是技術性的問題政治化，引起政治上的衝突，會不可避免地破壞甚至瓦解對抗疫情所需的團結與合作。在新冠繼續流行以及多種變異毒株不斷出現的背景下，國家之間需要的是共同努力尋找控制疫情的最佳方案，重振經濟，保護民生，並協商解決南北差異等導致的國際上疫苗分配不均的問題。實際上，這也不僅僅是中國政客和學者們的願景，因為一個互相信任的國際環境無疑也會為發達國家的疫情管控帶來好處。《悉尼先驅晨報》的社評就提出，只有各國科學家和政客能夠拋棄無謂的猜測和政治爭論，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新冠管控合作體系，推動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疫苗批准和分發相關的合作項目。

　　此外，鼓吹各種陰謀論不僅無法讓溯源團隊將焦點正確對準傳染病學意義上的病毒的源頭，還會加深本國國民對中國的不信任，甚至發展為仇恨情緒。這一影響從疫情初期部分美國人對亞裔的態度可見一斑：他們會粗魯地對亞裔喊道“滾回中國去”甚至進行人身攻擊。總體而言，這種情緒和行為的影響是災難性的，對內會造成與種族歧視相關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對外進一步阻礙國際層面上的合作與交流。

　　總結與思考

　　政治是國家治理和發展以及國際間合作的基礎性元素之一，政治上的交互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產生的是政治合作還是政治摩擦，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客們的智慧。當前，美國對中國的指責以及對世衞組織工作報告的不信任，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將新冠溯源從一個技術工作轉化成一個政治問題的傾向。

　　然而，新冠溯源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對抗病毒、控制疫情，並防止類似疫情再次發生。在現階段的疫情管控中，我們需要國家間的團結和合作，而非忙於指責是否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刻意製造了病毒，或是為自己失敗的疫情管控工作轉移焦點。

　　此外，世衞組織第二階段的目標工作與第一階段得出的結論相悖，也使人對其計劃制定過程產生疑問。世衞組織相關工作人員在準備第二階段的調查時到底是按照科學調查的原則來準備的，還是受到了美國的壓力與影響，我們不得而知。作為一個超越國家個體的國際組織，世衞組織一直被認為是國際衞生事務的權威機構，它政治中立的本質也是促使其在過去幾十年能夠持續推動全球健康的一大重要原因。在病毒溯源調查這一問題上，大多數世衞組織成員對世衞組織的期待都使其遠離國際地緣政治博弈，從而保持自身在世界公共衞生和醫療健康問題上的可信度與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