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與“第三次分配”_風聞

明正德十一年，也就是1516年。

這一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發明了“烏托邦”，描繪了一個“自由、民主、博愛”的社會。

這一年，大明內閣首輔李東陽病重，彌留之際，硬挺着不嚥下最後的一口氣，親友爭問遺願，李大學士也是閉口不言。

直到接替他的大學士楊一清來了，將親友支走後告訴他，皇上已經跟幾位重臣商議好了，你死後的諡號為“文正”。

聽到這兩個字，已經彌留的李東陽垂死病中驚坐起，騰的一下就跳下了牀，權傾正德朝的前首輔，哐哐的就要給後輩楊一清磕頭。

這就是“文正”二字的魔力。

“文正”起於北宋范仲淹，在編撰《資治通鑑》的司馬光加持之下，成為了文臣的最高榮譽，也成為了無數讀書人的終極夢想。

尤其在明朝，自建國以來百餘年，未有任何一個大臣獲此殊榮，甚至在崇禎煤山自盡前，終明一朝李東陽之外也就一人拿到了這個稱號，大名鼎鼎的張居正也才拿到了次一檔的“文忠”。

能在史書中比肩范文正公和司馬文正公，拿到專屬名稱“李文正公”，作為讀書人的李東陽真心是雖死無憾。

只是這個文正卻讓當時的讀書人覺得名不副實，調侃着“文正從來諡範王”，覺得一個沒有經天緯地才幹的人，不應該獲此文臣最高的殊榮。

雖然很多人對此不解，但明武宗把如此珍貴的諡號給李東陽顯然不是拍腦袋，如果只是私心的話，給一些世襲罔替的爵位更實惠，給李東陽明朝第一文正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樹立典型，推動改革。

當年朱元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了漢文化的復興，恢復科舉，擴大了高等教育，並給予讀書人免税和蓄奴的權力，如今北京國子監門外，還有着朱元璋訓示太學生的敕諭石碑。

但是隨着明朝建國百年，在明初免税和蓄奴政策下，科舉出身的官員們迅速利用免税政策開啓了土地兼併，並將大量的自耕農變成了996式的家奴。

僅僅百餘年的時間，明朝一半以上的土地和民眾，都流入了科舉地主階級的手中，他們通過教育的壁壘和科舉的優勢，更是逐步對朝堂形成了壟斷。

而李東陽既是行伍家族出身，也非出自南直隸，而且，相比於正德朝其他同僚們富得流油，李東陽的清貧在那個時代堪稱獨一無二。

明武宗給其“文正”的稱號，既是一種態度，也是樹立了榜樣，公開表態要對壟斷了政治和經濟的東南大地主們進行遏制，鼓勵李東陽式的清廉。

這才是賜予文正的目的。

同樣，明朝另一位拿到文正稱號的，是李東陽的老搭檔謝遷，作為一個大地主階級，明世宗讓他也拿到文正的這一年，明朝開啓了大力度的對內改革。

從教育科舉方面的“三途並用”，讓明朝的技工和太學生享受同等晉升和薪資空間，到限革莊田，以遏制土地兼併狂潮，再到税收方面的一條鞭，讓東南地主階級進行第三次分配。

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明朝重現活力，推動了共同富裕，但是也損害東南地主階級的利益。

所以，在改革的過程中，明世宗也給予了“舊時王謝”的餘姚謝遷一個頂級榮譽的文正作為交換，讓這位江浙地主的代表，能夠在改革的過程中，帶頭主動捨棄利益，帶動後富。

而謝遷也不負眾望，不僅在朝內推動改革，其宗祠北瀕杭州灣，每年重要節日或水旱之災時會佈施四方。

因受惠之人太多，民眾感謝家恩德，將其祠堂通向海濱之路稱為“謝家路”。

“烏托邦”不能靠做夢，而是需要驅動再分配來實現。

而賜名“文正”對於朝廷來説不需要花一分錢，但是卻可以通過精神的力量，驅動一大批先富起來的羣體去主動帶動後富，這就是名譽的神奇之所在，也是中國歷史與文明的價值。

今天中宣部新聞發言會上，中央財辦常務副主任韓文秀説了，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奮鬥，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不搞“殺富濟貧”。

幫助後富不能搞“殺富濟貧”，但是可以通過賜予“文正”等榮譽來交換，讓更多的企業家像李東陽謝遷那樣，為了青史留名發自內心的主動濟貧。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新聞聯播上總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去年11月，在那個重要的轉折點上，南通博物苑辦了一場重要的生平展，興實業、辦教育、做公益的張謇，被譽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

共同富裕不能靠烏托邦的夢想，而需要共同奮鬥和創新致富，需要合理的第三次分配。

也許有一天，就像“文正”成了讀書人的最高理想那樣，“當代張謇”也會成為企業家的頂級榮譽，讓無數民營企業家為之而奮鬥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