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雖然跑了，阿富汗依然前途未卜_風聞

　　文 | 劉夢龍

　　在美國人狼狽不堪的逃走後，塔利班宣佈建國了。把美國人趕走不容易，但能做到這點的國家還是不少的，而美國人走了之後會怎樣，這才是一個大難題。

　　不僅是阿富汗，過去幾十年來，美國人不止一次失敗，在世界各地留下了形形色色的爛攤子。但那些勝利者在勝利後卻往往無法穩定局面，使國家陷入長期的動盪與衰敗。這一現實，再加上美國宣傳機器的引導抹黑，使原本正當的抗爭失去了光彩，使不少人惋惜起美國及其走狗可恥的失敗，忘記一切的罪魁禍首到底是誰，乃至製造了更多美國人的追隨者，使抗爭的勝利者勝而不勝，美國人敗而不敗。

　　帝國主義從來都是不甘失敗的，哪怕失敗，他們也會在逃跑中留下陷阱，埋下禍根，把自己過去的罪行掩飾推諉地一乾二淨。阿富汗正是到了這樣一個關口，它所面臨種種困難，佈滿了美國人遺留的定時炸彈，一一梳理這些困難，正可以看清美國人的“幫助”是如何造成一個國家的漫長而難以癒合傷口。

　　首先，能不能養活新佔領區的廣大人口，特別是城市集中的天量人口，將是阿富汗將要面臨的第一個難關。由於長期戰亂導致的人口異常聚集，和服務於美國佔領軍的畸形經濟結構，被美國所侵佔國家往往面臨着嚴重的城市病。比如。目前喀布爾周邊據説聚集了近五百萬人口，佔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這些人就是巨大的定時炸彈。失去了美國人的支撐，有限家底又被逃亡的前政府搬空，甚至面臨着美國封鎖的情況下，如何養活這大批人口就成為擺在阿富汗新政府面前的大問題。

　　歷史上，渡江戰役前夕，困擾當時中共中央的最大問題，已經不是國民黨軍隊的抵抗或者可能的外部干涉，而是為接收大城市進行的複雜準備。這些準備包括從北方解放區抽調大批南下幹部，在南方國統區動員地下黨儘量保護城市和工業，調集巨量物資南下準備應對可能的饑荒和資本炒作。

　　和擁有相當自持力的農村不同，城市是一個不事生產的消費單位，在供應鏈被打破，物流中斷的情況下，一座座城市就是足以拖垮佔領者的一張張大嘴，隨時可能演變成一場讓新政府人心喪盡的大饑荒與大動亂。即使進行了十分充分的準備，解放戰爭的快速勝利仍然使計劃趕不上變化，歷史上的金門戰役倉促發起的重要原因就是廈門面臨敵人的海上封鎖，急於打破封鎖線，解決物資的極度緊張。

　　一個典型的負面例子則是紅色高棉，在快速奪取金邊後根本沒有能力養活超過二百萬的人口。最後，草率地在缺少必要準備的情況下，強行分流人口，導致了嚴重的饑荒和社會動盪。從此，紅色高棉背上屠殺的惡名，國內外均對其治理能力大失所望，聲名日喪，外敵趁虛而入，短暫勝利後迅速走向失敗。

　　就像我們多次説過的，美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農業出口國，其勢力範圍內的國家，不可避免的都會受到農業傾銷的影響。這種糧食安全的依附，本身就是美國用來控制附屬國的重要手段。而對戰亂國家來説，一來，國內的農業受到嚴重衝擊，而戰亂導致的畸形人口結構，使其不得不尋求糧食進口，這是客觀需要；二來，美國在這個過程中既滿足了國內農業資本，又加深了對盟友的控制力，還回籠了部分投資，各路經辦人上下其手，更是吃的腦滿腸肥，賓主盡歡，一舉多得。像阿富汗前政府，原本可以在美國的援助下從印度方向獲得糧食，但現在資金少，缺口大，美國更不會提供幫助，就自然面臨嚴重的困難。

　　再退一步説，即使勉強解決了一時之急。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期依靠外援來維持，終究要恢復農業生產，工業生產。而像阿富汗，則面臨更大的困難。比如長期戰亂導致它農村經濟凋敝，民間槍支氾濫，各種極端分子把這裏當做休養生息，發展壯大的基地，這些問題不解決，他就不能恢復和平。

　　他必須禁絕毒品生產，非如此不能恢復糧食生產，但相應的農民靠鴉片吃飯，你不拿出糧食來，怎麼禁絕。他必須收繳民間槍支，這樣才能改善治安，那麼你不能保證社會治安的安全，老百姓又憑什麼交槍呢。塔利班過去在對抗美國人時，並不是沒有利用過各路牛鬼蛇神，如今要關門送客，和國際社會恢復正常交往，不付出代價，甚至不和過去的朋友見血也是做不到的。所有這些，則要有拿出真金白銀來交換，不能依靠口號的一時的熱情。

　　所以，一個剛剛結束戰亂的國家處於一個特別尷尬的情形，他的消耗比任何時候都大，他的物資又比任何時候都緊張。而解決這個困難，要麼勒緊腰帶，像過去的中國一樣，依靠壓縮消費進行集體積累，但中國是一個大國，又有長期的根據地建設，尚且有輾轉騰挪的餘地；要麼出賣資源，獲得來着外部的幫助，對大多數小國來説，也只有這個辦法。

　　冷戰背景下，由於美蘇對峙的存在，為不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選擇的餘地。而冷戰後，在美國一家獨大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得罪了美國人，等於在外部投資上判了死刑。只有在中國崛起後，這種情況才有有所改變。但像阿富汗這樣的使人陌生又使人不安的國家，過去的聲名本就不佳，如今的局面尚不明朗，到底有沒有能力保障投資人的利益，能不能克服軍閥習氣，適應國際商業規則，是一個讓人十分質疑的問題。

　　對那些剛剛結束戰亂的國家來説，哪怕捧着金飯碗，也不可避免的要在投資中處於一個求賣身的弱勢地位，能不能接受明明戰勝大敵後還要伏低做小的反差，也是一個大問題。更不用説，它與外國投資人接觸中的任何過失都會被西方及其代理人無限放大，從而導致輿論上的災難。因此，只能做的比一般國家更好，而不能更差。

　　長期的政治動盪是美國撤離後，留給那些前附屬國的又一個重要“遺產”。就像阿富汗，固然塔利班取得了令人驚訝的快速勝利，美國人的傀儡大吃空餉，不堪一擊。但我們也要看到，這種快速勝利也是一種巨大隱患。由於塔利班的全面進攻，大吃空餉的政府軍無力在整條戰線上維持防禦，土崩瓦解。

　　但我們也要看到，政府軍有限的軍事力量不是被消滅了，而是實際掌握軍隊的軍閥看到勢頭不妙，保存實力，拋棄文官，打碎衙門上的幾片瓦就帶槍入股。更不用説，為了快速穩定局面，大部分國家都會選擇以大赦等形式，團結各方力量，儘快穩定局面。這種情況下，阿富汗新政府能不能保證自己還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而不是成為一個各地軍頭架空，各自為政的鬆散聯盟，是非常讓人疑慮的。

　　不少國家在面對美國這樣的強敵時，尚且能夠團結一致，在取得勝利，環境好轉後，反而走向內部分裂。而在那些社會發展相對滯後的地方，這種高壓解除後的反彈尤其明顯。具體到阿富汗，面臨的問題就更加複雜。阿富汗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發展程度相對的落後的地區，而塔利班本身也是伊斯蘭世界保守主義興起的一部分，甚至是比較極端的一部分。它的意識形態有相當一部分是靠外部壓力和所謂“聖戰”的意識來維護的，但在奪取政權後，勢必要改弦更張，否則必然無法適應和平建設的需要。

　　塔利班政權長期給國際社會一種極端的印象，如今它雖然通過維護首都秩序，約束士兵紀律，對世俗化表示寬容等姿態試圖改變固有的印象，但到底能不能完成轉變，尤其是在西方媒體帶有惡意的放大鏡下，和過去做一個切割，仍然是讓人擔憂的。

　　我們要知道，美國在阿富汗不能取勝，除了美國本身的貪婪，也和這個國家相對的落後有關。這種因為相對落後，沒有明確的抵抗中心，導致侵略者無處發力的情形，在歷史上並不少見。相對應的，美國作為侵略者，打破了原有脆弱的平衡，不斷掠奪和破壞，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落後，給重建制造了更大的困難。

　　阿富汗這樣一個社會發展程度還相當滯後，普遍以部落為單位，民族多樣，矛盾突出，國家意識淡薄，主體民族沒有絕對優勢的欠發達國家，實現統一的難度更是可想而知。美國人雖然無力再維持文官政府對全國的佔領，但以少量資源扶持以幾支以部落的割據武裝，不斷製造衝突，用來阻止其他國家的力量進入阿富汗，卻是不難的。這無疑也很容易成為阿富汗和平道路上的頑固潰瘍，也是足以使投資者止步不前的噩夢。

　　錢糧是物質上的問題，而在精神層面上，美國人則留下了更多的“遺產”。即使勉強解決了糧食的缺口，頂住了短時間的社會動盪，在社會秩序恢復正常後，原本依靠佔領軍消費和大筆經援建立的畸形經濟體系也難以維繫，必然會造成城市的蕭條。尤其在外部封鎖存在的情況下，明顯的生活水平下降又會被城市居民拿來進行對比。

　　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天的越南，懷念西貢時代的大有人在。還有伊朗，巴列維王朝末期的城市繁榮被一再強調，卻基本不提異常激烈的社會矛盾，城鄉矛盾。在外部輿論的引導下，各種輪番的影視文化作品轟炸中，時間沖淡了過去朝不保夕的恐慌，而美化誇大了末日前夕，痛飲於漏舟之上，種種燈紅酒綠的回憶，把聚光燈反覆對準一小部分受益者，在人們心中埋下了變天翻盤的種子。

　　在一個國家的重建中，人才是格外重要的，尤其像阿富汗這樣落後的國家更是這樣。但幾十年戰亂中，這樣的國家培養的都是什麼樣的人才？有限的知識分子中，充滿了各種文學家，藝術家，女權鬥士，多元文化先行者，卻缺少工程師，建築師等基礎建設人才。這種文重理輕的情形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人文學科容易得到佔領軍的扶持，並能發揮親善的作用，而理工類的人才則毫無用處，佔領軍來承包的外國工程師還多的用不過來呢。

　　但即使是這樣畸形的人才體系，迫於現實也是肯定會用的，甚至要去遷就拉攏那些至少立場上相對中立的知識分子。而眾所周知，當代西方在人文領域，是長期佔據意識形態的主導。這些人一旦進入新政權，甚至佔據了教育，宣傳等領域的高位，等於是吞下一顆顆毒丸。最終，外部環境總有緩和的時候，到時西方埋下的種子就能巧妙的利用當地政府自己的資源，為西方培養潛在的支持者，最終為西方的重返做好準備。

　　人文領域的人才是這樣，理工領域恐怕也不容樂觀。蘇聯解體時，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沙皇末期的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遺留生活記錄被人們反覆強調，人們發現當時這些人的生活水平居然高於當代。這種情形，其實是工業發展不充分，少量技術人員自然得到了優待，而工業充分發展以後，這些技術員不再稀缺，待遇也就自然下降了。

　　那些從紛亂走入和平的國家，也往往會面臨這種情形。少量本土技術人員，很寶貴，他們擁有外國教育背景，過去在外國資本的僱傭下，享受着超國民的生活。尤其是戰亂，導致貧富懸殊和人力的廉價，可能一個工程師，甚至技術員就能有好幾個僕人來服侍，住大屋，享美食。而如今，國家一方面百廢待興，工作壓力巨大，一方面卻無法在維持過去那種高待遇。短時間內靠愛國主義可以勉強克服，但隨着社會的恢復，這種待遇的落差會在技術人員中產生不滿。尤其當遇到外國到本國協助建設的同行時，這種落差恐怕還會更嚴重。

　　而一個新興政權，能不能接受那些不參與打天下的人，過得比自己人更好，也是個問題。新中國建立的時候，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留用人員工資待遇遠遠高於自己人，洋教員更是享受最高待遇，一直到自己培養的人才成長起來，這種情形才有所改變。而不少從外國侵略者手中贏得獨立的國家，很快就在政治動盪中把矛盾對準了這些中產階級，導致了嚴重的人才外流，大大加劇了重建的困難。

　　如今的阿富汗可謂是百廢待興，隨着美國人的逃走，輿論也勢必會漸漸淡忘這片土地。但對周邊國家來説，對這個國家，艱難的旅程也才剛剛開始。作為阿富汗的鄰國，我們當然希望他的過得太平，不要成為輸出動盪暴力的温牀，而中國的崛起確實也改變了過去那種離開了美國就無路可走的絕境。甚至，阿富汗為了快速擺脱困境，以較大代價尋求和美國和解的可能性也不小，而過去相對友好的阿巴關係，在勝利後，怎麼處理過去醖釀戰爭的温牀也是個大問題。對小國來説，適當的左右逢源，隨行就市，而不是極端依賴也不失為一種智慧。

　　但阿富汗最終的命運到底如何，歸根到底還是在阿富汗的領導者，能不能君子豹變，放低姿態，實事求是的解決問題，而不是被勝利所麻痹，盲目去追求偽定一時的假象。美國人固然走了，但一個個被美國人攪亂的國家，卻好像大病未愈之人馬上要肩挑千斤重擔，繼續戰鬥。過去，帝國主義在逃跑後還時刻惦記着靠硬刀子來翻盤，如今帝國主義衰朽了，只能靠軟刀子來報復，把一切砸爛，讓別人也得不到。

　　阿富汗的勝利者到底能不能走出美國人留下的泥潭，我們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