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的內核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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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會稍微有點學術，源於今天跟朋友討論的思考。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共有三次生產力的大變革。

第一次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勞動力的積極性引發了生產力大爆發。

第二次是南巡講話引入資本與世界接軌（開放），生產資料的豐富帶來了生產力大爆發。

驅動生產力的引擎發生本質變化，税收的政策必然也要隨之調整。

1980年，隨着集體經濟大鍋飯體制打破，效率成為主導，財政也先後搞起了“分灶吃飯”和“財政包乾”，重視第一次分配，鼓勵多勞多得。

1992年，南巡以後西方資本蜂擁而入，產業資本與技術（生產資料）帶來的生產效率壓倒了個人奮鬥，東西部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中央的税收制度也隨之調整為公平，搞起了“分税制”，重視第二次分配，遏制貧富差距擴大。

使税收制度與經濟機制相匹配，是改革開放先後重視第一次分配和重視第二次分配的背景。

接下來，我們再看第三次生產力的大變革與第三次分配。

就像2019年初《資本市場意義》系列以及《新動能》系列描繪的那樣，中國第三次生產力大變革，生產力驅動變成了新一代的數字金融與數字科技。

看看19-20年浦東與深圳跳漲的房價，就會明白享受到這一波紅利的，只是極少的一小撮。

而相比於80年代只要努力奮鬥就能出人頭地，紅利針對的是全體願意奮鬥的國民，90年代的致富需要緊靠西方資本，擁有口岸貿易的東南沿海成為了最大贏家。

本輪第三次生產力變革過程中，效率既不依靠刺激勞動積極性，也不依靠生產資料的豐富，而是一小撮掌握數據的羣體，利用數據不斷驅動他人奮鬥（996）並不斷吸收全社會的金融資本。

在生產端，雖然數字化大幅提升了效率，但是在分配端，這一輪的生產力變革卻出現了大問題。

80年代勞動積極性帶來的受益是一次性的（X=Y），政府不需要對第一次分配做任何干涉，做好保護產權即可；

90年代生產資料帶來的受益是線性的（X=a*Y），政府需通過第二次分配設定合理的階梯税收與遺產税制度（X=a*Y/b/c），讓窮人不被資本所甩遠（X=Y+a*Y-a*Y/b/c）。

但是數字科技（阿里、滴滴、美團、貝殼、抖音）與數字金融（螞蟻、騰訊、高瓴、軟銀）帶來的收益，是指數級累積的(X =Y^N)，按照第二次分配的除法税收，根本無法遏制指數級的無限膨脹。

這種收益分配的不平衡，會嚴重衝擊現有的秩序體系，造成系統性的風險。

所以，就像90年代南巡之後的生產力爆炸，中國需要推出第二次分配的分税制相配合，如今我們對於新的金融科技生產力大爆發，也需要推出第三次分配的制度相適應。

每個維度有每個維度的使命，可以預見的是，相比於一代“財政包乾”的固定值和二代“分税制”的線性增長，未來試點的第三次分配很可能是指數型，並主要聚焦在獲取指數級收益的少數羣體與企業。

只不過，不要指望試點的第三次分配能夠實現共同富裕，根據我們現在的經濟體量，未來幾年的重點仍是夯實第二次分配，今天鄭爽已經拿來開刀了。

當然，這對於杭州仍是巨大的利好，因為共同富裕的試點，也是使其有機會率先組建第三代的國税局，主導新一代的分税制全國推行，成為令大家眼紅的對象。

至於新一代的企業們也不必過於慌亂，當年分税制談判的時候也沒少拍桌子，大家説好了北京話之後依然前途無量。

楊金水的沈一石只是眼前，張居正的一條鞭才是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