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管嬰兒並不生於試管——胚胎何時起成為“人”？| 展卷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08-29 17:14
體外受精技術改變了我們的生育方式，但還不止於此。它以一種很少有人意識到的方式顛覆了我們對自身的看法。它向我們展示了人是從一個細胞發育而來的，這使細胞和人的邊界變得更加複雜。
一種觀點認為，胚胎是出於一己私利“剝削”母體環境的細胞羣體。這一點在胚胎的最早期階段（比如囊胚期）尤其明顯——胚胎看起來更像是“人體組織”，而不是一個人。當我們在體外受精技術的幫助下，能夠看到甚至干預個體生命的早期階段時，我們發現我們慣常的人格概念已經不足以用來界定這個生命實體的地位。
因此，圍繞輔助生殖技術難分難解的倫理爭論，其目的絕不僅僅是確立恰當的立法依據。這些倫理爭論同時也在努力重新界定“什麼是人”：這一團團細胞曾經是我們的全部，它們成為我們的時間節點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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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Philip Ball
翻譯 | 李可、王雅婷
至少在幾個世紀前我們就已經知道，生育並不一定需要性交。18 世紀 70 年代，蘇格蘭外科醫生約翰·亨特進行了第一例有記載的人工授精。據稱，利用一名男性的精子，通過人工授精手段，亨特使這名男子的妻子懷上了孩子。有關人工授精更詳細的記載出現於 1884 年，這一年，美國醫生威廉·潘科斯特（William Pancoast）用捐贈者的精子為一名全身麻醉（使用了氯仿作為麻醉劑）的女性進行了人工授精，使她成功受孕。（原注：“捐贈者”不是那個時代的概念。據報道，精子來自潘科斯特的一名學生。在潘科斯特的學生中，他是公認最英俊瀟灑的那一個。學生們發誓對此守口如瓶。）此前，潘科斯特在顯微鏡下檢查了這名女性的丈夫的精子，發現他沒有生育能力。潘科斯特顯然認為自己是在助人為樂。這名女性和她的丈夫當時都不知道潘科斯特進行了人工授精，潘科斯特後來把情況告訴了丈夫，但妻子一直被矇在鼓裏。（原注：對妻子隱瞞事實的原因不得而知。雖然這次人工授精的倫理問題在今天看來着實駭人聽聞，但這也阻止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深入探討。是怕母親知道真相後就不愛她的孩子了嗎？是怕她會對這個手術感到震驚和羞恥嗎？是怕她會譴責潘科斯特和他的學生嗎？這種父性沙文主義（paternalistic chauvinism）的出發點單純嗎？這一事件無疑是公眾對輔助生殖技術態度演變過程中一個值得記錄的節點。）
當時，顯微鏡正在揭示受孕的生物學過程。1879 年，瑞士動物學家赫爾曼·福爾（Hermann Fol）首次觀察到了精子進入卵子的過程，不過受精卵明顯沒有形成胚胎。但在卡雷爾和巴羅斯改進了組織培養技術後，製造胚胎是研究人員首先嚐試的事情之一。1912 年， 美國解剖學家約翰·麥克沃特（John McWhorter）和艾倫·惠普爾（Allen Whipple）發現，他們可以使 3 日齡的雞胚在體外存活最多31個小時。一年後，比利時胚胎學家阿爾伯特·布拉切特（Albert Brachet）證明，他可以在培養皿中使兔囊胚期的胚胎保持存活狀態。
用精子和卵子在體外創造出一個鮮活的胚胎——真正的體外受精——則是另一回事。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生物學家格雷戈裏·平卡斯（Gregory Pincus）曾報道過用體外受精產生兔的胚胎。20 世紀40 年代，他甚至聲稱自己成功完成了人類卵子和精子的體外受精， 但他的這項工作從未得到證實。第一例可信的體外受精幫助哺乳動物生育的報道出現在 20 世紀 50 年代，完成人是平卡斯的合作者、華裔美國生物學家張明覺。通過體外受精，他使母兔產下了活的兔子。為了證實這些兔子確實是體外受精產生的，張明覺使用了不同顏色的兔子：他把黑兔子的卵子和精子結合，然後把胚胎移植到白兔子體內。母兔最終產下的小兔子是黑色的。
人類的受精過程則更為困難。受精不僅僅是把卵子和精子扔到一起，讓它們為所欲為。我在前文中介紹過，受精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還需要女性的生殖器官參與其中。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沒有人能找到一種實現體外受精的方法，因為我們對受精的生物學過程知之甚少。
1944年，洛克和門金聲稱他們利用子宮切除手術時採集的卵子首次實現了人類的體外受精。洛克等人能夠觀察到受精卵開始分裂，但僅止於此：他們沒有在培養皿中培養出真正意義的胚胎。在後來的研究中，洛克又為口服避孕藥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在體外受精技術發展的早期，學界頗有一些狂放冒險的風氣，驗證猜想的研究往往依賴於大膽、雄辯和一定程度的傲慢。20 世紀60 年代，在倫敦北部的英國國立醫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工作時，生理學家羅伯特·愛德華茲極盡所能從認同他目標的外科及婦科醫生處獲取卵子。這些卵子是在卵巢手術過程中獲取的，但沒有徵得卵子“捐贈者”的同意。這種自由是當時的一種風氣。雖然愛德華茲的動機是緩解不孕不育者的痛苦，但在這幅男醫生藉助不知情的女性創造“新生命”的圖景中，我們不免可以看出，自潘科斯特的時代以來，社會對有關輔助生殖的文化態度沒有什麼改觀。正如人類學家林恩·摩根（Lynn Morgan）所指出的那樣，胚胎學史的一個特點是提供胚胎或者卵子的女性無名無姓：她們通常被當作研究中一種任人擺佈、身份不明的生物材料來源。一些女權主義者對生殖技術抱有謹慎甚至反感的態度，這可能源於一種合情合理的擔憂：這些技術重新踏上了男性控制和支配女性的老路。
不過，愛德華茲並不是很看重名聲和榮譽。相反，他的努力還遭到了同行的攻擊和嘲笑。愛德華茲的博士生馬丁·約翰遜這樣總結團隊當時的工作氛圍：
説實話，當我們在他的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甚至進入博士後階段的時候，我們都極不確定他的研究是否合乎倫理，也不想過多地參與其中。部分原因是，作為研究生和早期階段的博士後，看到外界人士對這項工作的敵意之深，我們感到相當不安——當諾貝爾獎得主、皇家學會會士以及這個學科嶄露頭角的新星們…… 痛斥鮑勃（譯者注：即羅伯特·愛德華茲），説他不應該做這些研究時……你不禁會懷疑，我們實驗室到底在做什麼？
儘管同行們持懷疑和對立的態度，並且認為這些研究違背倫理——例如，著名生物學家詹姆斯·沃森和馬克斯·佩魯茨（Max Perutz）等人後來警告説，體外受精可能會產生帶有嚴重出生缺陷的嬰兒（原注：當你認識到在動物實驗中，體外受精技術並沒有產生帶有嚴重出生缺陷的動物幼崽後，事實就變得更加清楚了：這些恐懼沒有科學依據）——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也拒絕資助他的研究，愛德華茲仍在1969 年與他的學生巴里·巴維斯特（Barry Bavister）以及婦科醫生帕特里克·斯特普託（Patrick Steptoe）合作，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詳細描述了人類精子在體外進入卵子的過程。他們寫道：“人的受精卵也許可以用於治療某些不孕不育。”第二年，愛德華茲、斯特普託和他們的臨牀助理瓊·珀迪（Jean Purdy）發表了人類受精胚胎髮育到 16 細胞期時的照片。到 1971 年時，他們已經能夠把人類胚胎在體外培養到囊胚期。
斯特普託通曉將胚胎重新植入子宮的外科技能，而且這些研究人員也很清楚，就算這個手術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甚至很危險，也不會缺少志願者。
要想從發育的角度思考人類自身，我們首先需要有目睹發育過程的能力。“我們今天所談論的胚胎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林恩·摩根説，“一百年前，大多數美國人可能都無法想象出人類胚胎的形象。”摩根指出，有些文化並不把自然流產的胚胎視為真正的人，也不認為它們具有與人相同的道德地位。（原注：在有的文化中，即使是新生的嬰兒也不一定被認為完全是人。這是因為嬰兒的死亡率在 20 世紀以前非常高，這種高死亡率可能使人們與新生的嬰兒間形成了一定的心理距離。）目前，許多“反墮胎”團體會通過生物醫學技術獲取一些影像，並用這些影像來論證他們的觀點。他們用子宮內的胎兒來代表胚胎，以此暗示從受孕的那一刻起，胚胎就已經是一個人了。
根據科學史家尼克·霍普伍德（Nick Hopwood）的觀點，“人類發育”這個概念是主動構建出來的，而不只是被揭示的“關於生命的事實”。據他介紹，這一構建過程始於 19 世紀末的胚胎學。那時的生物學家和內科醫生認為，胚胎的形成是一個錯綜複雜但又平平無奇的生物學過程。他們還認為，胚胎形成所引發的道德問題可以通過更科學的認知得到澄清甚至解決。
我們現在知道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情況正好相反。我們很難搞清楚如何理解體外受精揭示的個體發育過程。我們需要何種想象力才會把啼哭的嬰兒和一小團細胞聯繫起來？畢竟，這些細胞充其量只是像一堆肥皂泡罷了。
試管從未參與體外受精，其作用純粹是象徵性的。“試管嬰兒” 這個詞最早出現於 20 世紀初，當時公眾對生物學的理解還很粗淺。對他們來説，用化學方法創造生命聽起來完全可行，甚至即將成為現實。在那樣的時代，我們今天所説的體外受精——在體外進行精卵結合，或許還讓受精卵繼續在體外生長——是一項壯舉，看起來與上帝創造生命相差無幾。
長期以來，被放置在玻璃容器裏的孩子一直是人類對生命和死亡想象的一部分。幾個世紀以來，死胎、流產和畸形的嬰兒屍體一直被保存在瓶瓶罐罐裏。正如蘇珊·梅里爾·斯奎爾記述的那樣，一個生物不僅死後被存放在瓶子裏，而且實際上是在玻璃做的人造環境中被創造出來的，這種景象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那時的鍊金術士和神秘主義者聲稱能在實驗室裏製造出小人，甚至還提供了製作配方。在《浮士德》中，歌德就描述了此類生物是如何產生的，並闡明瞭應該以何種道德依據來評價這些小人。
霍爾丹認為，這種（假想的）技術能給人類帶來福祉。這種技術可以支持女性的解放——霍爾丹原則上是歡迎的——和優生的社會工程，以保持人類的活力。霍爾丹和朱利安·赫胥黎擔心，隨着女性的發展機遇日益增多，受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較高的女性將更不願意生兒育女，因為她們會發現生活並不只是家務勞作。但由於缺乏機遇，“低等階層”的人會繼續繁衍後代，（霍爾丹擔心）人類的基因庫會一代不如一代。正如《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中的敍述者從21 世紀的未來視角出發所解釋的那樣：
如果不是因為體外發育的話，人類文明無疑會在可預見的未來崩潰，因為人羣中素質較差的那些人有更強的生育能力。（原注：不幸的是，霍爾丹喜歡用“生育能力”（fertility）來表示實際的後代數量，而不是生育後代的潛在能力。這種含混不清的用法現在仍然大行其道，其誤導性也絲毫不減。）
利用體外發育，可以在可控的實驗室環境中人為製造人，這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引發了對控制人口數量以及文明衰落的擔憂。
霍爾丹從來沒指望過所有人都會接受他對未來的這種展望。“從鑽木取火到翱翔藍天，沒有一項偉大的發明不曾被視為對某些神祇的侮辱，”他寫道，“但如果説所有物理學和化學發明都在褻瀆神明的話，那麼每一項生物學發明甚至都可以説是變態和墮落的。”霍爾丹很清楚，有些人會把體外發育以及在實驗室裏操縱受孕的相關技術視作“不得體和非自然的”，事實確實如此。1938 年，受史澄威斯組織培養研究的啓發，諾拉·伯克在《珍聞》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反應過激的文章（見第 215 頁）。她在文章中提到了“化學嬰兒”（chemical baby），並問道：“這些究竟是什麼生物？”這篇文章的標題——“你會愛一個化學嬰兒嗎？”——在讀者中引發了作者希望看到的排斥反應。
但創造“試管嬰兒”這個詞的似乎不是別人，正是托馬斯·史澄威斯自己。在他1926 年有關組織培養的講座中，史澄威斯説：“由此可見，‘試管嬰兒’的想法並非天方夜譚。” “試管嬰兒”是一個比霍爾丹的“體外發育”更能引起共鳴的詞，後者聽起來更像是科學術語。任何人都能領會“試管嬰兒”這個詞的箇中含義，併產生複雜的情緒：既驚訝又興奮，還可能感到恐懼。它是現代性本身的象徵：用科學控制生命的時代中人類的象徵。
簡而言之，“試管嬰兒”是合乎時宜的正確措辭。一個人竟然可以是一種奇妙技術的產物，這幾乎是工業化大規模生產的必然結果。畢竟，工業化大規模生產似乎在流水線上生產着人們生活中的一切， 是標準化、經過測試並且商品化的過程。
在這部劇作中，R.U.R. 公司的總經理哈里·多明（Harry Domin）解釋説，這些機器人的發明者是羅素姆，他的發明源自實驗時的一些發現。他當時在試管中進行化學實驗，試圖創造一種有生命的物質。羅素姆是一名海洋生物學家，他在試管中創造出了一種新形式的“原生質”。從化學的角度看，這種原生質比細胞內的原生質簡單得多。“接下來他得把這些生命從試管裏弄出來。”多明説。
利用這種人造生命，R.U.R. 公司製造出了一種像麪糰一樣的東西，這些“麪糰”可以被塑造成器官。“那裏有製造肝臟、大腦等器官的大缸，”多明説，“那邊是裝配室，所有東西都是在那裏組裝起來的。”9 這種生產流程有賴於亨利·福特的自動化生產模式，但顯而易見的是，製造技術是由卡雷爾和史澄威斯等人開創的組織和器官培養技術。
恰佩克作品中反映出的那種恐慌情緒——對以工業自動化規模製造同質化的人的恐慌——也驅使大衞·H. 凱勒（David H. Keller）創作了一篇題為《一次生物實驗》（“A Biological Experiment”）的故事，發表在 1928 年的一期《驚奇故事》雜誌上。這則故事預測，未來的社會將充滿反烏托邦色彩：性行為將被禁止；嬰兒是根據標準化的規格，通過輻射處理在工廠的大缸中製造出來，並派發給取得了必要政府許可的夫婦的。阿道司·赫胥黎後來出版的小説《美麗新世界》中也有類似的情節。
當然，反烏托邦的故事總是比烏托邦的故事更博眼球。一如既往，這些“化學嬰兒”的故事往往以人造人征服人類結尾，這一點值得注意。《羅素姆萬能機器人》為十惡不赦的機器人反擊並征服人類的故事建立了一個模板。時至今日，這種模板仍在被沿用，比如連續劇《西部世界》中的情節以及電影《終結者》中的天網系統。科幻作品不怎麼描寫唯命是從的機器人，其中的假設不言自明：人為製造出來的人天生缺乏道德，因此冷酷無情。在諾拉·伯克的筆下，“化學嬰兒”被毫無緣由地描述為“沒有性別、沒有靈魂的化學生物”，最終可能“征服真正的人類”，並導致“人類的滅亡”。但在 1938 年的英國，這種恐懼從何而來，也許不難理解。“如何製造一個人”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而是一個深刻且無法迴避的社會政治問題。
“試管嬰兒”這種形象的説法並不侷限於《驚奇故事》雜誌，也很適合出現在“陽春白雪”的《自然》雜誌上。這個詞語的起源表明，當媒體和大眾文化攜手用聳人聽聞的口號和影像詆譭科學時，認為（許多科學家就是這樣認為的）科學只需要兩耳不聞窗外事地埋頭苦幹是極為錯誤的。事實是，科學創新中“專業化”和“大眾化”的兩面是共同發展的。霍娜·費爾曾致力於推廣和傳播史澄威斯實驗室的研究（這種熱情很大程度上是希望為這些研究贏得支持和經費），但在看到關於這些研究聳人聽聞的新聞頭條和科幻故事後，這種熱情最終煙消雲散了。1935 年，有傳言説史澄威斯實驗室計劃製造試管嬰兒，費爾立刻警醒過來，堅持認為科學家在介紹組織培養時只應該將其描述為“一種有價值的技術，有其獨特的優勢，也有其侷限性”。但這並沒有阻止《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在第二年撰文稱，在史澄威斯實驗室，“鮮活的組織在體外生長和發育，與在完整的活體動物身體裏一模一樣”。文章中引用了一位身份可疑的匿名科學家的話（這位科學家“來自劍橋大學的另一個實驗室”），聲稱這項研究“通過在試管中培養嬰兒，邁出了通向阿道司·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的社會的第一步”。正如歷史學家鄧肯·威爾遜指出的那樣，雖然費爾本人樂於傳播史澄威斯實驗室的研究成果，但被描述為創造沒有靈魂的化學嬰兒“顯然不是她想要的宣傳效果”。
有人可能會認為，事實被扭曲和誇張是源於費爾。但她給科學家們的建議——他們應該談談自己所做的研究，並努力引起聽眾的共鳴——並沒有錯。問題的關鍵是，科學家們必須認識到，他們的描述和比喻一旦説出來，其影響力就不再是他們能掌控的了，因此最好謹言慎行。這種衝突如今在遺傳學和基因組學的討論中尤為明顯。科學家們對公眾把這類學科簡單地理解為基因決定論感到憤慨，但公眾很容易用“當初是你們這麼説的”來反駁。
作者簡介
Philip Ball，科學作家、英國皇家化學會會士、歐盟委員會合成生物學專家團成員，《自然》（Nature）雜誌顧問編輯，曾在該雜誌擔任編輯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