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觀察 | 與美元脱鈎，是否能化解美國的次級制裁？【走出去智庫】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據國際媒體報道，近期委內瑞拉的經濟正趨於好轉，此前因受美國經濟制裁等影響，導致委內瑞拉經濟幾近崩潰。馬杜羅政府反制美國製裁的主要措施，就是在國際市場上首推加密貨幣“石油幣”，與國際石油價格掛鈎，成為美元的替代金融手段。**石油幣的設立將推進貨幣主權、促成金融交易並打破美元金融封鎖，並允許委內瑞拉繼續通過富足資源支撐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走出去智庫（CGGT）首席法律專家、北京卓緯律師事務所國際顧問呂立山（Robert lewis）指出，除非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被削弱，否則美國就能一直扼制住全球金融系統，使所有反制措施都無效。為了充分地對沖與SWIFT斷連以及脱離過度依賴美元和美元清算可能造成的破壞性經濟後果，俄羅斯和中國一直在開發自己的替代支付系統，並設法在全球範圍整合這些支付平台。

呂立山律師認為，在未來十年，隨着人民幣升值和全球貨幣重新平衡，可能會出現另一種替代方案，它與數字貨幣崛起有關——在這種情況下，數字化顛覆者可能不是比特幣或其昔日競爭對手，而是央行數字貨幣（CBDC）。基於央行數字貨幣的交易完全獨立於現有銀行系統運行，因此，央行數字貨幣成為挑戰美元霸權的備選手段——其無需使用SWIFT信息傳輸系統。

數字人民幣能否規避美國製裁？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呂立山律師關於反制裁分析系列文章的第三篇，供關注美國製裁的讀者參考。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美國一直在利用其市場主導地位和政治地位迫使SWIFT作選擇，但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提議讓歐盟成員國敦促SWIFT改變對美國有利的局面，並利用SWIFT與美國銀行系統的相互依存關係反擊美國。

2、儘管中國是全球最大出口國，出口額佔全球出口總額的13.2%，但人民幣在通過 SWIFT 系統進行的所有國際支付中所佔的比例不到2%，排名於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和加元之後，屈居第六。

3、法律衝突僵局的威脅對跨國企業構成了實際和當前的危險，因為阻斷法和其他反制措施迫使跨國企業抉擇他們將遵守哪些法律，以及他們將有意違反哪些法律。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深度解析中國反制裁新舉措系列文章（三）：

與美元脱鈎是否能化解美國的次級制裁？

美國域外管轄權取決於美元的主導地位，

因此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將持續存在，

直至美元跌落神壇

國家貨幣印製權是一國政府擁有的最強大權力之一，而能夠發行佔據主導地位的全球貨幣或許是任何政府所能擁有的最大權力。[1] 這一強大權力目前握在美國手中，而美國已利用美元的主導地位向世界其他地方推行其地緣政治目標。

美國單方面實施次級制裁的激進做法已經激起其盟友與對手都採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試圖削弱這些次級制裁的域外影響力。但要想取得效果，這些反制措施必須能夠保護不服從制裁的非美國公司免遭美國可能對它們施加的嚴厲懲罰。

如我們所見[2]，**阻斷法基本上被證明是紙老虎，它更多的是代表一種政治姿態，並非有效的防禦措施。**中國或許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可以針對察覺到的美國的過度制裁採取更全面的反制措施，但這需要運用高超的戰術技巧，以免對外國投資產生“寒蟬效應”或導致其他意外後果。

從根本上講，**除非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被削弱，否則美國就能一直扼制住全球金融系統，使所有反制措施都無效。**所有貨幣最終都會消亡或貶值，但美元還始終獨霸，短期內毫無衰退跡象。

然而，美國的地位並非牢不可破，世界各國政府和專家都在積極探索恢復全球金融體系秩序的各套方案，重塑當前嚴重偏向美國單邊利益的失衡局面。

消解“核選項”威脅

美國各貿易伙伴都在評估，美國目前主導地位的潛在弱點之一就是鞏固現有全球支付基礎系統的獨立性，以消除或降低美國部署大規模經濟殺傷性武器所帶來的嚴重威脅。

從澳門匯業銀行一案中可以看出美國經濟制裁的巨大威力。2005年，美國財政部官員聲稱，澳門匯業銀行涉嫌參與為朝鮮洗錢和偽造貨幣行為，並根據《愛國者法案》將澳門匯業銀行列為“高度關注洗錢”銀行。[3] 該銀行因此被切斷了與美國和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繫。

制裁效果立竿見影，並具有戲劇性。此舉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其他區域性銀行紛紛中止與澳門匯業銀行之間的交易，擔心自己不久也會成為美國的制裁對象，從而被驅逐出國際銀行體系。最終，澳門當局接管該銀行並對其展開調查。[4]

在過去20年裏，美國財政部將十多家銀行以及緬甸、瑙魯和烏克蘭銀行列為“高度關注洗錢”銀行，並先後五次命令美國銀行終止與這些銀行或銀行系統之間的聯繫。[5] 類似案例包括丹東銀行和另外兩家規模較小的中資銀行，同樣被指涉嫌為與朝鮮的交易提供便利。每次制裁都無異於向銀行下發“死刑判決”。

只是到目前為止，所有被制裁銀行的規模都相對較小，但這不能説明整體情況。美國法院裁定三家中國大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民生銀行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藐視法庭，理由是這三家銀行未能全面遵守美國財政部在對明正國際貿易有限公司（Minzhe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業務交易進行調查時發出的傳票；這一裁定可能導致這三家銀行陷入不準進入美國金融體系的危險。

此外，如本系列第2篇文章所述，美國切斷了伊朗銀行與SWIFT之間的聯繫，並積極向全球多家違反制裁規定的銀行追究刑事責任。此舉不過是美國對這些銀行的間接威脅：即如果銀行不接受認罪協議或暫緩起訴協議（DPA），他們也可能會被切斷與美國和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繫。[7]

更為嚴重的是，在2014年和2015年，美國及其歐洲盟國威脅要將俄羅斯踢出SWIFT體系；2017年，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也向中國作出類似威脅：如果中國不遵守聯合國對朝鮮的制裁，就將中國踢出全球金融體系。[8] 最近，歐洲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該決議規定，如果俄羅斯侵犯烏克蘭，就將其驅逐出SWIFT體系。[9]

**如果小規模銀行與美國和國際金融體系脱鈎可以被視為金融“死刑”，那麼禁止俄羅斯或中國等大國進入SWIFT體系就可被視為經濟意義上的“核戰爭”。**俄羅斯官員多次聲明，禁止其使用SWIFT體系的行為等同於“宣戰”[10]，這會導致嚴重後果。

增強SWIFT的獨立性

**歐盟威脅要利用SWIFT網絡的接入權進行反制，這多少有些諷刺意味。**隨着特朗普政府再次向與伊朗交易的歐盟公司實施次級制裁，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認識到，美國對SWIFT的過度影響是歐盟企業面臨的一個關鍵風險領域，因此建議歐盟成員國採取一致行動保護SWIFT的獨立性。[11]

**鑑於SWIFT的歷史背景和治理方式，歐盟官員認為有必要採取措施來削弱美國對全球支付網絡的控制，這一點具有雙重諷刺意味。**SWIFT（全稱“全球銀行間金融電信協會”）是根據比利時法律建立的合作公司，由十國集團（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英國、美國、瑞士和瑞典）央行和歐洲央行實施監管，其中比利時國家銀行為主要監督者。[12]

SWIFT在全球支付信息通信領域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沒有任何機構能夠取而代之。同樣，儘管美國的全球貿易份額有所下降，但美元仍繼續主導通過SWIFT網絡促成的跨境交易。與此同時，SWIFT已完全融入美國銀行網絡，所有美元支付最終都是通過SWIFT網絡進行，因此，如果美國切斷了SWIFT的美元交易處理，那麼SWIFT會陷入大面積關閉。

到目前為止，**美國一直在利用其市場主導地位和政治地位迫使SWIFT作選擇，但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提議讓歐盟成員國敦促SWIFT改變對美國有利的局面，並利用SWIFT與美國銀行系統的相互依存關係反擊美國。**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提議的一個方法是，讓歐盟實施更為嚴厲的歐盟《阻斷法案》，防止SWIFT或其他金融機構或機制遵從美國次級制裁，從而確保個別銀行以及整個銀行系統不會與SWIFT斷開連接。通過採取這種“挑釁”的立場，歐盟很想試探美國繼續實施包括禁止訪問SWIFT在內的嚴厲次級制裁的決心。[13]

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還提出另外兩種更為激進的方法。第一種是將SWIFT國有化，至少揚言要這麼做。第二種是歐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保護，避免SWIFT遭到美國單方面干預。

但是，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提議旨在降低美國濫用對SWIFT的控制權對歐盟造成的負面影響，而這些方式被認為並不利於歐盟的發展。由於歐盟再次威脅將通過停用SWIFT的方法懲罰其地緣政治對手，目前尚不清楚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提議是否會得到實際支持。

建立SWIFT和美國銀行系統的替代系統

**推動SWIFT獨立只是最大程度降低美國次級制裁的域外影響力的第一步。**SWIFT是為國際支付提供便利的金融信息報文服務，但它不處理交易的貨幣結算和清算業務。

由於美國境外的交易支付主要以美元計價，因此貨幣結算通常仍通過美國境內的代理銀行完成，這觸發了美國的管轄權。因此，為降低跨境美元支付可能受到美國製裁潛在影響的風險，必須切斷與美國銀行系統之間的聯繫。

**一種選擇是使用位於香港的清算所自動轉賬系統（CHATS）。**CHATS系統建立於2000年，以港元、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結算交易，其用户涉及200多家金融機構。通過代理銀行關係，這四種支持貨幣的交易結算可在整個亞洲地區和其他地區進行。

在CHATS運行的四種貨幣結算系統中，美元結算系統使用時間最長，也最為重要。亞洲境內交易方可使用CHATS系統完成交易款項的實時支付，不會因時差而導致任何延遲；一些法律專家認為，通過CHATS系統結算美元款項可保護非美國交易方免受美國的長臂管轄，因為款項在香港結算，不會觸及美國銀行系統。[14]

但是，**一些中國銀行專家認為，就減少制裁風險這一目的而言，CHATS系統仍不能被證明是美元結算渠道的理想替代方案。**因為CHATS系統由國際銀行運行，而這些銀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國銀行系統，因此這些銀行在處理美國看來可能有問題的美元支付時可能會採取更為保守的做法。此外，據報道，在一些涉及與美國無關聯的美元支付的案件中，美國當局以美元源自美國為由聲稱其享有管轄權。

即使CHATS美元結算系統具有上述重大隱患，但仍不妨礙其受歡迎程度。2019年，該系統平均每月處理的交易量超過57萬筆，平均每月交易額近8,550億美元。與2017年相比，月均交易量和交易額分別增長16.3%和20.5%。但是，通過CHATS平台進行的美元交易量仍僅佔美國境內美元交易總額的很小一部分。

因此，為了充分地對沖與SWIFT斷連以及脱離過度依賴美元和美元清算可能造成的破壞性經濟後果，俄羅斯和中國一直在開發自己的替代支付系統，並設法在全球範圍整合這些支付平台。

俄羅斯支付平台稱作SPFS（為其俄語名稱的首字母縮寫，可譯為金融報文傳輸系統）。2014年，美國首次威脅要切斷俄羅斯與SWIFT系統的連接，自此該平台一直處於開發過程中。俄羅斯官員曾表示，SPFS的功能現已足夠強大，即使俄羅斯被禁用SWIFT，SPFS也可保護俄羅斯免受干擾；並在2018年宣稱，“國內使用該金融信息傳輸系統的用户數量已超過使用SWIFT的用户數量。”[15]

儘管俄羅斯官員對外持樂觀態度，但SPFS系統仍面臨嚴峻挑戰：**SPFS的交易成本最初遠高於SWIFT（儘管在2018年降低了交易費），但更為重要的一點是，該系統只能在俄羅斯境內使用。**在過去幾年中，俄羅斯已達成協議，將 SPFS與中國、印度、伊朗以及歐亞經濟聯盟內計劃直接使用SPFS的其他國家的支付系統連接起來。截至2020年底，來自亞美尼亞、白俄羅斯、德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瑞士的23家外國銀行已接入SPFS。

相比之下，SWIFT的機構用户有11,000多家，遍佈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在2020年通過SWIFT系統開展的交易量平均每天超過3500萬筆。[16] 因此，很多觀察家都認為，SPFS系統只能用作最後的補救手段，無法代替SWIFT網絡。[17]

儘管中國幾乎與俄羅斯同時着手建立本國的支付系統，但中國走得更遠。**中國在2015年引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平台。CIPS是國際支付系統，與中國國內支付網絡——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CNAPS）相輔相成。**這兩大系統均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運行。

與SWIFT不同的是，CIPS專注於提供支付清算和結算服務，CIPS與SWIFT合作提供金融信息傳輸服務，為跨境支付提供便利。但為降低中國遭受美國製裁的風險，CIPS同時還在開發獨立的支付信息傳輸系統以代替SWIFT，這樣中國就可在必要時繞開SWIFT。[18]

康奈爾國際貿易政策專家Eswar Prasad指出，中國“非常精明，不會在CIPS成熟之前挑戰SWIFT，但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挑戰會到來。”[19] SWIFT已察覺到CIPS的意圖，SWIFT中國區負責人早在2016年曾試圖説服中國不要投資建立替代性支付信息傳輸網絡，他們認為，中國沒必要建立自己的金融信息傳輸“高速公路”，因為SWIFT“高速公路”已經存在。[20]

當然，如果美國能命令SWIFT封鎖高速公路的入口，事實上SWIFT高速公路的存在對中國就毫無益處。因為SWIFT還未表明願意拒絕美國（現在甚至是歐盟）對於切斷地緣政治對手訪問通道的指令，中國理所當然認為，建立一個獨立的替代性支付基礎平台是必要的投資，不論成本多少。

作為一個新啓用的平台，CIPS在拓展其全球影響力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進步。CIPS從零起步，在過去六年中獲得了1,100多家用户，遍及近100個國家，主要分佈在亞洲（共有867家用户，其中522家用户在中國境內），其餘分佈在歐洲（147家）、非洲（39家）、北美（26家）、大洋洲（20家）和南美洲（17家）。[21] 總體而言，CIPS全球網絡比俄羅斯SPFS平台更強大，但與SWIFT網絡相比，其覆蓋範圍仍非常有限，僅佔SWIFT用户數量的十分之一。

在結算和清算服務等核心業務方面，CIPS也經歷了爆炸式增長，2016年至2019年期間，交易量和交易總金額均增長近700%。但交易金額相對還是不太大，2019年全年總額還不到5萬億美元。相比之下，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HIPS）只需三個工作日就能完成同等金額的交易。即使是CHATS香港美元結算系統，其完成的交易金額也比CIPS超出一倍多。

歐元和人民幣是否能將美元打下神壇？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目前CIPS在跨境支付中仍然是一個小角色，但這也反映了CIPS有意推動和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事實，因此CIPS的發展與人民幣國際化是相互依存的。由於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尚未顯著削弱美元的主導地位，這就阻礙了CIPS平台的地域覆蓋範圍、交易體量和交易金額的增長。

儘管中國是全球最大出口國，出口額佔全球出口總額的13.2%，[22] 但人民幣在通過 SWIFT 系統進行的所有國際支付中所佔的比例不到2%，排名於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和加元之後，屈居第六。[23] 美國以出口額佔比8.7%位列全球第二，但正如前文所述，50%到80%的國際貿易均以美元計價。

事實上，中國跨境貿易支付中僅有20%使用人民幣結算，[24] 這意味着，即使在與中國相關的跨境支付交易中，中國也未能有效地推廣使用人民幣，而這本該是中國的優勢。而美元不僅用於美國相關交易，而且也廣泛應用於與美國無關的各種國際交易中。

我們還注意到，1960年，美國在全球經濟產出中所佔份額達到40%的峯值，但到2019年，該比例降至24%，降低了近一半。同期，中國佔全球 GDP 的份額翻了兩番，從 4%增至16%。[25] 儘管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顯著下降，但美元仍保持其在國際上不成比例的主導地位這一事實表明，全球主導貨幣的影響力不會迅速或輕易被削弱。反之亦然，中國在全球 GDP 中所佔份額的增加，並不會自動導致人民幣在全球貿易中的接受度或影響力相應增加。

這對中國而言利弊兼有。鑑於美元在全球的持續強勢地位，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國）仍會受制於美國的長臂管轄。此外，考慮到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弱勢地位，即使中國境內有影響力的人士呼籲中國採取更多的長臂法規以反擊美國在域外過度執行單邊次級制裁的行為，這也不會產生任何實際威脅，因為中國無法像美國使用美元那樣通過使用人民幣來擴大其國際影響力。

**美元很可能會繼續保持其主導地位，除非因外部事件或自身造成的損害而被削弱。**一些評論人士認為，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動盪，以及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為了讓美國走出疫情造成的經濟困境而採取的大規模刺激性支出，可能會危及美元的優勢地位。[26] 然而，此前有關美元貶值或暴跌的預測（包括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預測）迄今均未應驗。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著名經濟學家和貨幣歷史學家Barry Eichengreen認為，美元的彈性可歸功於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所享有的優勢。但也可歸功於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所信奉的“TINA”原則：別無選擇。[27]

衝擊全球貨幣王座地位的兩大貨幣是歐元和人民幣，但兩者各有各的問題

**歐元是廣泛使用的第二大儲備貨幣，約佔全球外匯儲備的20%。**但是，歐盟各國的財政部都“各自為政”，導致對歐元資產的控制權分散在各歐盟成員國手中，而且沒有統一的歐元債券市場。

**人民幣不能在資本賬户中完全自由兑換，因此對於金融市場而言，其開放性或流動性不夠。**還有人士擔心，人民幣完全可兑換可能會不符合中國政府目前對人民幣的控制水平。人民幣僅佔全球外匯儲備的2%，同樣遠低於中國在全球經濟總量中所佔的份額，這反映了很多人都因中國金融政策和控制相對不透明性而不願持有大量人民幣。

得益於美元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對各國而言美元成為最安全和最有吸引力的儲備貨幣。因此，除非出現一個引爆點，導致人們對美元的信心大幅下降，同時歐元或人民幣又能被證明是同等或更優的替代貨幣，否則美元將很難輕易被替代。

大國要確保擁有自己強大的貨幣，[28] 因此，中國正在力爭讓人民幣承擔更重要的角色。大多數評論人士都認為，中國可以毫不費力地在亞洲各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這一目標，因為其在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力最大。

據摩根士丹利分析人士預測，考慮到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持有的資產不斷增加，到2030年，人民幣在全球儲備中所佔的份額將會達到10%，成為位列美元和歐元之後的第三大貨幣。[29] 如果中國能夠勸説更多的貿易伙伴將人民幣用作中國進出口交易的結算貨幣，那麼在同一時期內，人民幣的國際使用量可能會增長到類似的兩位數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會步入 Eichengreen 十多年前預測的多極化、多儲備貨幣世界，在那裏他設想美元、歐元和人民幣都是“重要的國際和儲備貨幣”。[30] 這樣的環境必定會加快CIPS支付系統的發展，使其更有實力與SWIFT對抗，而隨着歐元和人民幣使用量的增加，更多人就會放棄使用美國銀行系統。

在這樣一個多幣種、多極化的世界，只要不進一步發生使人們對美國財政狀況完全喪失信心的黑天鵝事件，美元仍有可能在三種貨幣中佔據主導地位。理論而言，美國仍能夠威脅將他國“逐出”美國和全球金融體系，但由於使用可靠的替代交易貨幣對美國銀行系統進行規避變得更加容易，美元的主導地位將受到嚴重削弱。

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繼續過度使用單邊次級制裁和長臂執法只會進一步減少對美元的使用，從而可能加快美元主導地位的衰落。**從實踐角度來看，這種多極化世界很可能會消除美國的制裁，而不會導致新的取代美元的貨幣霸主崛起。

數字化顛覆是否能改變國際貨幣遊戲規則？

在未來十年，隨着人民幣升值和全球貨幣重新平衡，可能會出現另一種替代方案。它與數字貨幣崛起有關—在這種情況下，數字化顛覆者可能不是比特幣或其昔日競爭對手，而是央行數字貨幣（CBDC）。這一領域，中國處於領先地位。

2020年，中國在國內多個城市試點發行數字人民幣，並在過去幾個月又將試點擴大到其他城市，使中國處於央行數字貨幣發展最前沿。其它數十家央行也在考慮開發其央行數字貨幣。[31] 據報道，日本和韓國緊跟中國步伐，歐盟則預計在未來四到五年內推出央行數字貨幣。[32] 而美國最初並未急於開發央行數字貨幣，但目前正積極與麻省理工學院合作開展相關研究。[33]

政府對央行數字貨幣的重視可以理解，因為這樣不僅可以讓政府以一種新的、更強大的數字形式保持對貨幣的控制權，還可同時打擊不受政府控制的去中心化金融數字貨幣（例如比特幣）。央行數字貨幣是由國家央行發行和管理的真實國家貨幣，與傳統貨幣相同，只是採用數字形式而已。但政府可利用這種數字形式追蹤資金和交易，打擊洗錢、逃税和其他非法交易。

中國的數字人民幣最初是與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等現有數字支付平台並行推出的，這些平台在中國的使用率遠高於西方類似系統。但據預測，數字人民幣最終也會用於跨境交易，尤其是在東盟和“一帶一路”地區的交易。

基於央行數字貨幣的交易完全獨立於現有銀行系統運行，因此，央行數字貨幣成為挑戰美元霸權的備選手段——其無需使用SWIFT信息傳輸系統；無需通過美國商業銀行完成交易；而且伴隨着多種央行數字貨幣的相繼推出（以及美國目前在央行數字貨幣研發方面的落後），以美元結算的交易在全球貿易中的主導地位可能會下降。

很多知名評論人士都認為，開發數字人民幣的主要目的是規避美國製裁。[34] 但這是所有央行數字貨幣的共有特徵，並非數字人民幣所獨有。數字貨幣是在各國央行各種動機的共同作用下產生的最新顛覆性技術，其最重要的附帶好處是削弱美國次級制裁。這一結果不僅深受被美國製裁的目標國家的歡迎，所有因美國次級制裁而被殃及的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很多親密盟友）也會對此歡欣鼓舞。

但是，個人和企業採用數字人民幣和其他央行數字貨幣的時間和數量仍不確定，而且在國際貿易中推廣使用數字人民幣將會遭受當前在國際範圍使用人民幣時所面臨的相同限制。管理相關匯率風險在很大程度上仍將依賴於支付條款和對沖與掉期期權。

但還有另一個關鍵因素需考慮，即將數字人民幣與一個更加全面的國際貿易數字化平台整合為一體的潛力。《Cashless, China’s Digital Currency Revolution》一書的作者Richard Turrin認為，數字人民幣標誌着中國進入一個全新的數字生態系統，即以中國為中心的跨境智能物流系統，其將5G、區塊鏈和數字人民幣技術集於一身，從而允許來自東亞和“一帶一路”地區的採購方能夠通過數字化方式下達採購訂單、確保貿易融資、清關和實時跟蹤貨運信息。[35]

管理當前衝突

在這樣一個擁有多種央行數字化貨幣的多極化世界，美國不再全方位控制全球金融體系。**各國不會再面臨被逐出SWIFT的風險，因為SWIFT不再重要，甚至可能最終徹底消失，除非它能重新改良，以一種增值的方式適應嶄新的央行數字化貨幣世界。**在此環境下，金融制裁喪失威力，擁有最佳一體化支付與交割平台的市場將成為贏家。

但是，支付端這種勢不可擋的創新進程不會彌閤中美/中西標準之間潛在的技術鴻溝，這種鴻溝受到美國當前實施的技術禁令的威脅，現在中國又可能以報復的形式造成這種鴻溝。此外，擺脱當前由美元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尚需時日。

在此期間，**法律衝突僵局的威脅對跨國企業構成了實際和當前的危險，因為阻斷法和其他反制措施迫使跨國企業抉擇他們將遵守哪些法律，以及他們將有意違反哪些法律。**與此同時，儘管全球銀行繼續執行過度遵守美國製裁法要求的政策，但跨國企業將需要審視其與銀行之間的關係並評估相關風險。

事實的真相是，政府對美國次級制裁的反制措施旨在打着保護本國企業的旗號重新宣示主權。但是，正如通過實施直接和次級制裁來執行美國外交政策的成本由企業和個人通過業務損失和合規管理成本增加的方式承擔一樣，反制措施的部署也只會進一步增加跨國企業的風險和成本，而未必總能兑現保護承諾。

來源：北京卓緯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