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不可不察的歷史，小心他們又來這一套！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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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30

8月24日，據美媒爆料，美情報機構按照總統拜登的要求，如期向白宮遞交了新冠溯源評估報告。

同一天，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在使館網站刊文《支持科學溯源，反對政治病毒》指出，無論這個報告得出什麼結論，它的立論根本不成立，因為中國從來沒有幹過實驗室製造新冠病毒的事情。

此前，英國著名學者、劍橋大學前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曾向中國發出預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圍繞疫情問題對中國的抹黑，是一場“大規模政治宣傳戰”。

事實上，“政治戰”是大國博弈的常用手段。

那麼，什麼是“政治戰”？“政治戰”有何特徵？在大國博弈中又如何應用？

在美國對蘇聯發動“政治戰”的這個經典案例中都可得到生動回答。

而且，通過回顧冷戰後美國推動“制度輸出”與“國家重建”以及對一些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過程，可以深入觀察過去二三十年間的大國是如何進行制度競爭的。

甚至，由目前的一些蛛絲馬跡，還可預判未來主要大國之間展開制度競爭的可能前景。

文 | 王鴻剛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助理兼美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編輯 | 蒲海燕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大國博弈2050》，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5月出版，原標題為《美國對蘇“政治戰”的警示》，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什麼是“政治戰”

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戰”，是既不同於日常的外事交往與經濟聯絡、也不同於全面軍事衝突的一種國家間互動形態，是綜合運用除了傳統軍事衝突外的經濟、政治、外交等多種手段，對競爭對手或特定對象實施干擾、打擊、削弱、顛覆的一種博弈策略。

2021年1月6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白宮夜景。圖｜人民視覺

特別是在核武器時代和全球化時代，政治戰是有能力相互摧毀或者深度相互依賴的競爭性國家之間展開戰略博弈的主要方式。

政治戰與學界討論的“心理戰”“信息戰”“輿論戰”“顛覆戰”“意識形態戰”“非常規戰爭”“混合戰爭”“爭奪中間地帶”等概念學説有相似性，其共性都是指不同於以往兵戎相見和正面對抗的新型大國博弈。

政治戰的實施主體主要是國家。

英國被認為是發動政治戰的老手，美國無疑是政治戰的頂級玩家。而在美國看來，冷戰時期的蘇聯、冷戰後的俄羅斯以及伊朗等國家，也有能力對美國發動政治戰，並對美國構成很大的安全威脅。

同時，一些研究認為，像“伊斯蘭國”這樣的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範圍內發動政治戰的本領也不容低估。

政治戰的基本特徵如下：

一是“非軍事”。

即直接軍事衝突之外的其他博弈方式和博弈形態。有人可能會引述克勞塞維茨的理論，認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一切戰爭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的，但政治戰這一概念更強調非軍事的一面，是克勞塞維茨的戰爭學説在和平條件下的運用，政治戰與“混合戰”的微妙差別就在於此。“混合戰”同時涵蓋了軍事與非軍事兩種形態，政治戰則對“不戰而屈人之兵”或“零傷亡的勝利”有更明確的追求。

二是“全政府”。

“政治戰”不是某個單一部門實施的具體行動任務。通常而言，外交部門、經濟部門、軍事部門和情報部門都深度參與其中，並在相互之間有極高程度的“政經並舉”“公密配合”“內外聯動”。

除了外交部門和經濟部門所採取的公開行動，情報部門常常在其中發揮着重要的信息支撐作用或負責實施秘密行動，軍事部門也常以戰場行動之外的隱蔽方式參與其中。

為配合對外行動，國內也通常需要進行社會動員、立法準備、政策支持和相應的資源配置，內政部門因此也參與進來。

這意味着，發動政治戰的首要前提條件是“協調”，通常包括政府內部的“跨部門協調”和對外領域的“跨國協調”。美國冷戰戰略的設計師喬治·凱南在最早闡釋政治戰的構想時就宣稱，無論是公開行動還是秘密行動，都應由美國國務院負責指導協調，這是確保政治戰成功的關鍵。

實際行動中，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國防部、財政部、中央情報局等部門，根據行動的不同性質形成緊密配合的網絡。當然，跨部門協調和跨國協調從來都不是簡單易行的。協調程度如何，直接決定政治戰的效果。

三是“長期性”。

美國對蘇聯發動的“冷戰”被認為是最典型和最“成功”的政治戰。

突出特點是舉國動員、周密佈局、長期打算、迂迴推進、反覆攻擊，不求畢其功於一役。國際研究界所認定的其他政治戰案例，也大多有此特徵。

四是“隱蔽性”。

除了美國對蘇冷戰這種已眾所周知的政治戰，其他大多數政治戰在推進時都是秘而不宣、只做不説、不留痕跡（即所謂“輕腳印”）的，絕不透露或承認其行動的戰略意圖。為隱藏行蹤和戰略意圖，政治戰往往大量使用“代理人”和“第三方”力量。

五是“根本性”。

政治戰的背後是國家之間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或根本利益的衝突，是在軍事衝突可能導致相互毀滅的情況下國家之間展開高端戰略競爭並最終分出勝敗的存亡之爭。儘管沒有硝煙，但是其激烈和慘烈程度絲毫不減。

六是“不確定性”。

政治戰未必總是達到發動者期待的效果。

例如，美國為牽制蘇聯而對阿富汗“聖戰者”的支持，意外推動了塔利班的崛起，給其後的美國政府製造了大麻煩。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美國曾想在中東北非地區通過推行民主制度壯大親美勢力，結果卻是反美、反世俗的宗教極端勢力在民主選舉中快速崛起。

在大國博弈中的應用

大國博弈中的政治戰常常有如下四種手段。

一是“心理攻勢”。

具體方式是由高度組織化的宣傳部門，藉助話語、圖像、理念等信息工具，綜合運用公共外交、輿論造勢、特定心理行動等多種手段，對競爭對手或特定國家的決策者和公眾進行心理層面的引導塑造，也就是發動“心理戰”，力爭使其行為符合政治戰發動者的特定目的。

研究界偶有論及的“戰略傳播”和“戰略欺騙”等手段，也是這種“心理攻勢”的延伸和變種。

其核心特徵是在特定時期釋放特定信息，對競爭對手的主觀心理和內部政治進程（如選舉）實施干預與引導，以達到特定的政治結果，或對其決策過程實施干擾和誤導，以增大其決策成本甚至導致決策偏差。

在信息化時代，運用“腦科學”“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更先進的操控手段而展開的心理攻勢將比以往更加隱蔽，主要大國之間的“數字化競爭”也將更加激烈。

二是“經濟誘壓”。

這是指利用特定國家的對外經濟依賴，通過援助和制裁等方式施加影響，或者對其國內經濟結構的薄弱環節進行暗中破壞，延緩其發展速度並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冷戰初期的“馬歇爾計劃”被認為是利用援助來實現特定政治目的的經典案例。

美國藉此成功阻擋了共產主義在西歐的傳播，有力地服務了美國對蘇遏制總體佈局，推動美國更有意識地將經濟援助作為強有力的對外政策工具，並促成1961年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組建。

2021年6月23日，古巴哈瓦那，民眾揮舞古巴國旗。圖｜澎湃影像

與經濟援助形成對照，冷戰期間美國對古巴和伊朗等國實施的經濟制裁，以及美國聯手其他西方國家對蘇聯的技術封鎖和貿易禁運，則屬於經濟槓桿的另一種使用方式。

此外，美國還通過推動東歐國家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分化蘇聯集團的內聚力，努力壓低國際能源價格以打擊蘇聯能源出口，甚至向蘇聯提供有缺陷的設計圖紙、機器設備和計算機芯片，蓄意破壞蘇聯經濟安全。

三是“內部分化”。

將目標國家內部的民族、宗教與社會矛盾或少數人羣的不滿情緒視為可加以利用的議題，對目標國家實施“成本強加”、立場分化和形象詆譭，這也是美國在冷戰期間對蘇聯常常使用的手段。

例如，支持蘇聯的“異見人士”，秘密扶持蘇聯體制內部的親美勢力、“高級代理人”、“戰略內應”等。在美國一些研究者看來，在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博弈中，烏克蘭國內親俄力量成為俄羅斯對烏髮動政治戰的重要資源。

四是“外圍牽制”。

主要方式是對競爭對手的國際夥伴體系與全球地緣佈局進行滲透、騷擾和分化（如美國對東歐國家的經營），對競爭對手“地緣支點國家”（如蘇聯地緣佈局中的古巴）施加強大壓力，或者通過製造某種衝突將競爭對手推入進退兩難的“地緣陷阱”（如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阿富汗大力支持反蘇聯的叛亂力量），以此消耗對手的經濟和外交資源。

基本邏輯

美國對蘇聯發動的“政治戰”，是有能力相互摧毀的兩個超大國家之間展開的一場非軍事化的全面戰略博弈，是一方的困難和短板被另一方巧妙利用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博弈結果的經典案例。

俄羅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圖｜人民視覺

準確定位美國發動的政治戰在蘇聯解體中發揮的作用，是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首先應該搞清楚的問題。

幾十年來，針對蘇聯解體的原因，可謂眾説紛紜、難有定論。按照科學的認識原理，可以肯定的是，蘇聯的國內困難以及政策失誤（作為事物發展變化的內部原因）是蘇聯解體的基本驅動力。我們應該在確認這一點的基礎上去評估政治戰（作為外部原因）在蘇聯解體過程中起到多大作用。

這並不是説“政治戰”不重要。美國對蘇聯政治戰的危險之處恰恰在於，它利用並放大了蘇聯內部的困難和短板，最終成為蘇聯垮台的“催化劑”。

冷戰結束後，在一種認為歷史已經終結、資本主義最後獲勝的樂觀心態下，美國研究界開始公開談論和研究美國對蘇政策的細節，陸續產生了一批研究成果。這讓我們得以更好地瞭解美國對蘇政治戰的細節。

其中一部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僱員彼得·施魏策爾撰寫的著作內容翔實、觀點鮮明，詳細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裏根政府的對蘇政策操作，在相關研究中具有較高代表性，是我們理解“政治戰”的良好素材。

在這本名叫《勝利：里根政府加速蘇聯垮台的秘密戰略》（中文版譯名為《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蘇聯的》）的書中，作者施魏策爾在“緒論”中就坦率地道出美國對蘇政治戰的基本邏輯：

蘇聯領導層在80年代所面臨的“資源危機”，並不是美國的政策造成的，而是這種體制的一種內稟特徵。但是……美國具有一項加劇這種危機的政策。

這項政策有許多形式：隱蔽外交、秘密行動、科技潮流與持續不斷地增強防禦力量，以及一系列向蘇聯經濟的轉動裝置上撒沙子的行動。

同時，華盛頓捲入了許多高賭注的計劃，旨在侵蝕蘇聯的外圍地帶，不僅要在第三世界，而且要在蘇聯帝國的心臟地帶努力擊退蘇聯共產主義。

里根政府試圖利用蘇聯的弱點，以確立美國的戰略優勢……1982年年初，里根總統和幾位重要顧問開始制定一項戰略，對蘇聯體制的基本經濟與政治弱點進行攻擊……

它是一場無聲的戰役……是一種戰略攻勢，其目的就是要把超級大國的鬥爭矛頭轉向蘇聯集團甚至蘇聯自身。

一段不可不察的歷史

基本邏輯之後，施魏策爾開始詳細介紹里根政府的具體行動。由於他不僅作為專家參與制定了相關戰略，而且在寫作此書過程中採訪了里根政府的多位高官和直接當事人，因此這本書的信息量非常豐富。

如果對施魏策爾的描述予以歸納，那麼美國對蘇政治戰主要包括“打擊蘇聯經濟”“支持波蘭團結工會”“在世界各地給蘇聯製造麻煩”“發動一場圓滑而詳細的對蘇精神戰”四方面內容。

為打擊蘇聯經濟，里根政府多管齊下。

一是尋找蘇聯經濟的弱點。

里根政府上台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建立了一種對蘇聯硬通貨流通及其在國外收入情況進行跟蹤的情報體系，改變以往對蘇聯經濟狀況的一般性分析，着力加強對蘇聯經濟“脆弱性”的研究，以便以己之長攻彼之短，集中力量攻擊蘇聯的虛弱之處。

二是全力打擊蘇聯能源出口。

里根政府認識到，“在蘇聯的所有弱點中，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經濟”。能源出口是蘇聯經濟的命脈，對國際能源市場的依賴和對國際能源價格的敏感是蘇聯經濟的重大短板。基於此認識，里根政府加強與沙特阿拉伯王室的戰略協調，以美國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安全保障為條件，推動沙特阿拉伯壓低國際石油價格；限制蘇聯向西方出口天然氣，打壓蘇聯與西歐國家聯合建設的天然氣管道項目，發動了一場“使蘇聯硬通貨顯著減少的戰役”。

三是發動一場包括秘密外交在內的全球性戰役，極大地減少蘇聯獲得西方高科技的可能性。

尤其是對於那些蘇聯認為很重要卻無法通過本國研發獲得（或本國研發耗資巨大且耗時漫長）而只能從西方購買或竊取的所謂“瓶頸技術”，里根政府大力加強出口管制，嚴防美國和第三國供應商對蘇出售敏感高精尖技術。同時反覆勸説和強迫美國商業公司減少對蘇投資，甚至斷絕與蘇聯的經濟聯繫。

四是散佈虛假技術情報，阻撓蘇聯借獲取外部技術以提升科技實力和改善經濟狀況。

“我們主要是向蘇聯提供錯誤的或者部分錯誤的數據和資料，從而迫使他們做出錯誤的技術決策……通過這種辦法把他們搞糊塗……使蘇聯經濟的效率低下和結構缺陷進一步加劇。”

五是開展一場具有進攻性的技術國防建設，也就是發動軍備競賽，使蘇聯感受到重大經濟壓力，加劇其資源危機。

為“確保反對派在蘇聯帝國的心臟得以生存”，里根政府對波蘭“團結工會”的活動予以大量財政、情報和後勤支持。根據蘇聯1984年出版的《“釙行動”的破產》一書，早在1977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就選定波蘭為東歐“最容易突破的薄弱環節”，在此展開顛覆波蘭共產主義政權的“釙行動”計劃。

里根政府上台後，延續卡特政府時期的政策，聯手北約其他成員國繼續對波蘭實施有條件援助，並有條件延長波蘭到期債務的償還期限，其條件就是要波蘭政府確保“團結工會”的合法權利。

里根政府發出警告，無論是波蘭還是蘇聯對“團結工會”的壓制，都會導致西方中止對波經濟援助，迫使波蘭政府向“團結工會”讓步，並減少波蘭對蘇聯的依賴。

同時，美國推動波蘭“團結工會”領導層成員頻繁出訪美國、英國、法國、聯邦德國、日本等國，向他們展示西方資本主義的富庶和先進，鼓勵他們在國內也推動相應的改革。為加強與“團結工會”的聯繫並掩人耳目，美國中央情報局使用了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在波蘭的情報網絡，利用羅馬教皇的個人感召力和鮮明反共立場對“團結工會”與波蘭民眾施加影響，同時推動波蘭裔美國人前往波蘭定居，以多種方式參與當地的反政府活動。

在波蘭國內形勢惡化，波蘭政府實施軍事管制、宣佈“團結工會”為非法後，美國迅速啓動對波蘭的經濟制裁，中止執行對波協議，並加大對“團結工會”的支持力度，幫助“團結工會”恢復合法地位，直至波蘭發生政治劇變。

在施魏策爾看來，“如果技術競賽損耗了蘇聯的力量，那麼地緣政治的挑戰就有可能動搖蘇聯帝國的根基。根據里根總統的指示，比爾·凱西（就是威廉·凱西，比爾是威廉的暱稱）正在全球範圍內部署許多秘密行動，以擊退蘇聯的勢力。凱西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這盤國際象棋的比賽中信心十足，不是要吃掉對方几個小卒子，而是希望把對方徹底將死”。

所謂“圓滑而詳細的精神戰”，就是在蘇聯國內煽風點火，讓蘇聯人感覺到美蘇之間的力量平衡正向美國一方傾斜，使蘇聯領導層“變得優柔寡斷和擔心害怕”，削弱蘇聯的心理優勢，增大其決策難度，誤導其決策方向。

美國意識到，“如果對方在心理上還沒有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那麼我們是不能夠向他們發起挑戰的。在處理眾多危機的過程中，能夠使一個控制嚴密的政治體制……感到恐慌，因為他們不習慣這種局勢”。

為擾亂蘇聯領導層和普通民眾的心智，在蘇聯內部製造恐慌、矛盾和不滿情緒，美國採取了各種手段，包括一些極為隱蔽的手段，其中一些已經暴露於世，一些至今恐怕仍不為外界所知。

對於美國的戰略意圖，當時的蘇聯並非毫無感覺。戈爾巴喬夫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就談到，美國“想為蘇聯領導層製造各種各樣的難題，包括社會領域，妄圖破壞蘇聯提高我們的人民的生活標準的計劃，從而激起人民對領導層的不滿”。

上述幾方面舉措共同構成了美國對蘇政治戰。多方面外力共同作用，使蘇聯的短板日趨暴露、內外困難日積月累，最終加速了蘇聯解體。

作為美國對蘇政治戰的親歷者，施魏策爾在該書“後記”中這樣總結：

蘇聯不會由於美國的滲透而解體，也不會由於時間對我們有利而解體。如果不是克里姆林宮面臨着美國的“戰略防禦倡議”和國防建設、在波蘭和阿富汗的地緣政治挫折、在能源出口方面遭遇了數百億美元的硬通貨損失以及無法獲得西方技術等綜合因素所產生的累積效應，我們有理由相信蘇聯會渡過難關。

言外之意是，政治戰威力巨大，功不可沒。正是里根政府發動的對蘇政治戰，幫助美國最終贏得了冷戰的勝利。

這段歷史，不可不察。

冷戰結束，不搞政治戰了？

表面看，冷戰結束後的美國失去了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確立了“一超獨霸”的優勢地位，美國發動政治戰的緊迫動力似乎消失了。

冷戰後，美國對外援助的力度明顯減弱，其數額從1984年必須無條件地佔預算支出的約4.5%下降到2002年僅佔預算支出的2%。1999年，曾經在美國對蘇政治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美國新聞署（USIA）被撤銷。

這是不是説明美國從此馬放南山、對發動政治戰再無任何興趣了呢？

顯然不是。

在美國看來，從蘇聯中脱胎出來的俄羅斯仍是重要的潛在對手。其廣袤的幅員、橫跨歐亞的特殊地理位置、仍然多達1.5億的人口規模、數量龐大的核武庫以及它在世界能源市場的分量，均不可小覷。儘管剛剛脱胎出來的俄羅斯百廢待興、虛弱不堪，對西方尊敬順從，但若俄羅斯緩過神來，有朝一日東山再起，仍將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

而且在美國看來，蘇聯解體給歐亞大陸帶來的全新地緣形勢甚至是相當程度的混亂，如果應對得好，將擴大美國的戰略優勢；應對不好，則可能成為麻煩。

因此，冷戰剛一結束，美國的戰略界和決策者就已經開始思考，如何對新生的俄羅斯的國家形態進行引導塑造，使之符合美國的預期和利益。如何利用從蘇聯體制中脱胎出來的其他國家試圖去除“俄羅斯化”、彰顯自身國家特性的天然傾向，削弱這些國家與俄羅斯的聯繫，防止它們與俄羅斯再度聯合起來。

繼續“弱俄”“遏俄”，推動蘇聯國家“遠俄”“反俄”，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繼續發動政治戰的主要動機。

其本質是深度消化冷戰遺產，其目標是防止俄羅斯東山再起，其方式是在這些國家前途迷茫之際，積極引導塑造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和社會組織方式。

與80年代美國對蘇政治戰高度集中於蘇聯本身，並較多地使用經濟施壓和外圍牽制等強制性、破壞性手段不同，冷戰後美國發動的政治戰更加柔性、更加隱蔽、更加分散，更加註重立足於俄羅斯與其他原蘇聯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新特點。

經濟層面，主要手段從制裁改為引誘，利用這些國家獨立之初急於發展經濟的實際需要，提供大量經濟援助，推動西方資本大規模進入，並提供以自由化、私有化為核心特徵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

政治層面，主要手段從批評改為鼓勵，支持這些國家效仿西方民主制度，以三權分立、民主選舉、多黨輪替為核心重塑本國政治體系，打破原有外部力量較難介入的集權體制，為美國影響該國政治提供機會，並大力扶持親西方、親美國的政治人物登台執政。

社會層面，主要手段從煽動不滿改為深度經營，趁這些國家在建立初期社會混亂、法治鬆弛、治理能力嚴重不足、治理思路模糊不清之際，推動西方各類非政府組織大舉進入，借建設所謂“公民社會”籠絡各類社會力量，為日後干預該國政治和策動街頭政治儲備人力資源。

心理層面，將重點從擾亂別人轉向自我標榜，大力宣傳美國地位的優越性、美國文化的先進性和美國介入當地事務的正當性。國際層面，從外圍牽制轉向內部規制，通過吸收這些國家加入相應的國際組織，以所謂“普世價值”和國際規則對其行為進行隱性約束。

對俄羅斯，美國發動政治戰的主要手法又是什麼呢？

對俄羅斯時任領導人葉利欽好言撫慰，邀請葉利欽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鼓勵他將俄羅斯引向自由民主的“光明方向”，並提供一攬子援助，幫助葉利欽鞏固國內地位，確保其對美言聽計從。

在此基礎上，“幫助”俄羅斯在經濟上以“休克療法”進行激進的私有化改革，在政治上快速推進“民主改革”，鼓勵俄羅斯建立各種“獨立媒體”和“公民社會”組織，以“納恩·盧格項目”為俄羅斯銷燬核武器提供財政支持，支持俄羅斯“重新融入國際社會”，將其拉入多個國際組織。

其結果是造成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內部每況愈下、高度混亂。

在中東歐，美國發動政治戰的主要方式，是聯手歐洲盟友，推動地區國家“入盟”（加入歐盟）和“入約”（加入北約），以防其再度落入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1993年，歐盟理事會哥本哈根會議為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制定了政治、經濟、法律總框架，包括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法律體系統一化等多個方面。

在美國的支持和歐盟的引導幫助下，中東歐國家相繼建立了以私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並對社會體制進行了改革，以滿足入盟標準。

2004年，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馬耳他、塞浦路斯10個國家加入歐盟。

2007年，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又加入歐盟。

在美國的推動下，1999年，波蘭、匈牙利和捷克三國正式加入北約。

2004年，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7個國家正式加入北約。

2008年，北約布加勒斯特峯會又批准克羅地亞和阿爾巴尼亞加入北約，使北約成員國達到28個。

在中亞，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以幫助中亞各國發展經濟和保護人權為由，積極介入當地事務。

1992年起，美國政府根據《自由援助法》向原蘇聯國家提供累計達到數百億美元的財政援助，推動這些國家建立“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

21世紀初，獨聯體一些國家陸續進入國會或總統換屆選舉年。美國順勢介入選舉進程，推動建立親美政權。人們熟知的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和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鬱金香革命”，都是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該地區長期經營的結果。

老招數不那麼管用了

進入21世紀後，美國所處的戰略環境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化：一是恐怖主義威脅成為切膚之痛，二是俄羅斯和中國等新興大國羣體崛起。

“9·11”事件打疼了美國，而普京的當政預示着一個獨立自主、止跌回升的俄羅斯即將出現，中國的“入世”則吹響了一個重量級新興大國的復興號角。這促使小布什政府的大戰略必須同時兼顧反恐和應對大國崛起。

因此，其在先後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後，又借剷除恐怖主義滋生土壤為由，以阿富汗和伊拉克為支點，在“大中亞”和“大中東”地區發動了大規模的“民主化”運動，把目標瞄向那些被扣上“支恐”“謀核”“仇美”“獨裁”帽子乃至所謂奉行“修正主義”的國家，謀求實現“反恐怖”“防大國”“拔釘子”“擴優勢”等戰略目標的統籌兼顧。

就美國以多種非軍事手段對全球重要地緣區域實施長期介入和改造，為自己在21世紀的大國競爭中累積戰略優勢而言，“大中東民主計劃”和“大中亞民主計劃”的本質仍然是政治戰。

美國來勢洶洶地在“大中東”和“大中亞”地區推動民主化，引起了其他地區國家的高度警覺，也在對象國內部激起劇烈的政局震盪。而且，被扶持起來的各國親美政治勢力並未獲得優勢地位，反而導致很多國家因擔心遭到“政權更迭”而紛紛向中俄靠攏。

例如，美國在中亞推動“民主改造”和“顏色革命”的最直接負面效應是，2005年“安集延事件”後，長期對美友好且具有“戰略支點”地位的烏茲別克斯坦與美國反目，限制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在烏活動並關閉美國在烏軍事基地。這令美國十分尷尬，成為政治戰產生反效果的絕佳案例。

由於美國在這些國家發動政治戰的手法被識破，其靈驗程度大打折扣。各國積極加強防範，在接受美國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時更加謹慎，在國內也收緊了對獨立媒體以及西方非政府組織的監管。

特別是作為美國發動政治戰的首要對象，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採取了一系列抵禦防範“顏色革命”的立法與行政措施。其他一些國家也紛紛效仿。

據報道，截至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後期，已有60多個國家通過或起草了旨在規範境內非政府組織活動的相關法案，近百個國家採取措施限制非政府組織活動。

一些帶有較強政治意圖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慨嘆：全球這一波對非政府組織進行限制性立法的速度、廣度和力度前所未見，它們的活動空間正在被極大壓縮。

奧巴馬任內8年間繼續實施了一些具有政治戰性質的對外行動，例如為配合“亞太再平衡戰略”而推出“東南亞青年領袖”計劃，在中亞拋出“新絲綢之路願景”，利用烏克蘭危機制裁俄羅斯和分化歐俄關係等。不能説毫無斬獲，但招式明顯偏老，效果已大不如前。

開啓新的“政治戰”？

特朗普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獲勝並不是意外。美國國內矛盾的高度激化和國家治理方略的嚴重失能，為出現特朗普這種口無遮攔、不循常理、拿着錘子亂砸一通的民粹強人提供了土壤。

這種政治與社會環境與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總統上台前後的美國頗有幾分相像。這樣的國內政治與社會環境通常會催生出“硬碰硬”的對外政策。

因為當民粹領導人無法徹底解決國內矛盾時，往往不得不選擇轉移視線和禍水外引以維護自身執政地位，這是民粹政治的基本規律。

而且，特朗普將里根總統視為偶像，努力從里根政府的對外戰略中尋找靈感。美國政府的鼓譟帶動了整個美國社會的“危機感”“對抗性”“冷戰思維”日趨強化。

這種背景下，有關政治戰的討論和運籌明顯增加了。這在研究、輿論、立法和具體行動等方面都有體現。在戰略界，有關如何發動和防禦政治戰的研究突然變熱。

普京和特朗普。圖｜澎湃影像

特朗普執政之前，面對中俄等新興國家依靠不同於西方的治理模式獲得成功，而美國在全球搞“制度輸出”和“民主推廣”卻一再遇挫，“全球民主浪潮”大幅退卻，美國戰略界深感困惑，不得不尋找原因和應對之策。

自這時起，發動新一輪政治戰的衝動就在美國戰略界暗中醖釀。

2016年美國大選中爆出俄羅斯通過網絡攻擊和釋放假消息等方式暗中干涉，破壞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的聲譽，幫助特朗普上位，被視為俄羅斯成功地對美國發動了一場百年未見的政治戰，成為美國舉國上下難以接受卻無處發泄的奇恥大辱。

圍繞俄羅斯“網絡幹選”和特朗普“通俄”的調查自特朗普上台始終未停，成為兩黨惡鬥的主旋律。

這樣的政治形勢進一步刺激了戰略界對政治戰的深入研究，短期內出現了很多相關研究成果，其中有研究怎麼“防”的，也有研究怎麼“攻”的。

輿論場上，有利於發動政治戰的恐慌情緒被煽動了起來。發動政治戰需要國內輿論支持和相應的社會動員。

為此，美國政府內部一些高官、以國內強力部門為代表的“深暗勢力”和體制外各路強硬保守勢力，極力煽動美國社會的恐慌和對抗情緒。這種恐慌包括以下幾種：

一是對“外來滲透”的恐慌：

疑神疑鬼地認為一些國家駐美或赴美的機構和人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可能干涉美國內政，甚至拋出某國“所有赴美留學生都是間諜”這種怪論。

二是對“對外依賴”的恐慌：

在全球分工時代，對所謂的供應鏈安全隱患惴惴不安，主張抵制某些國家的產品和技術，妄稱只有切斷與某些國家的經濟聯繫才能確保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

三是對“異質體制”的恐慌：

既出於打擊那些倡導“民主社會主義”的進步派民主黨人的內鬥需要，也出於對外戰略需要，在各種場合加大對“社會主義”的嘲諷和批評。甚至為鼓譟對抗而拋出新版“文明衝突論”，因遭到強烈批評才避而不談。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曾在美國對蘇政治戰中發揮重要作用、有濃重官方背景的民間組織“當前危險委員會”重新開張，並改名為“當前危險委員會：中國”。

美國國會也在為發動一場新的政治戰積極提供立法支持。

2016年年底，美國國會推出《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並由奧巴馬總統簽署生效，授權設立專項基金，培訓各地記者，向非政府組織、民間社團、智庫、私營部門、媒體組織和政府外專家提供資助，以對抗“外國最新的宣傳與信息造假技術”。這為美國以防禦為名對外發動“信息戰”提供了立法基礎。

同期，美國國會還推出《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授權政府對他國所謂違反人權的行為實施嚴厲制裁。

這改變了過去相當長時期以來美國主要通過“軟”的一手（如資助“公民社會”組織、定期推出各國人權狀況報告等）推廣人權的做法，轉而更強調“硬”的一手，是美國對外發動新一輪“人權攻勢”的立法保障。

特朗普上台後尤其是中美經貿摩擦明顯升級以來，美國國會更是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方面密集推出相關立法，並不斷在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中塞入為政治戰提供資助的相應條款。

美國政府採取的諸多舉措，已有明顯的政治戰特徵。

2017年年底美國政府發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者”，不僅宣告了美國對外戰略實現從以“反恐怖”為主到以“防大國”為主的轉變，而且標誌着美國“防大國”的重點從俄羅斯轉向中國，也代表着美國對華戰略的基調從幾十年來的“接觸”正式轉向“競爭”。

與一系列轉向相配套，美國政府在經濟領域揮舞關税大棒，在科技領域加緊打壓封鎖和“脱鈎”，在意識形態領域強化抹黑宣傳，攻擊中國人權狀況，在地緣領域以“印太戰略”給中國製造各種麻煩。凡此都讓人想起當年里根政府對蘇聯發動的政治戰。

待到拜登政府上台，隨着其在戰略上全盤繼承“特朗普遺產”，在政策上將人權置於核心位置，在行動上更強調多手段並用、跨部門協調和跨國協調，美國對中國發動政治戰的法律基礎、戰略謀劃、機構調整、工具儲備、資源投放、輿論鋪墊和國際聯合戰線，均比以往更加成熟完備。一場真刀真槍、耗時長久、事關兩國國運的政治戰，已經全面打響，我們必須對此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