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義哲：重讀《美國託派史》_風聞

2019年5月

重讀《美國託派史》

作者 龔義哲（負責本書校譯）

　　為了翻譯《卡車司機的造反》，我又重新看了一遍《美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史》，這一次，我看出了一些以前在校對時沒有發現的問題。

　　我覺得，這本書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着眼點完全是“左翼”，通篇描寫的幾乎全都是左翼內部的情況——共產黨從社會黨中分裂出來；共產黨內部的派別鬥爭；左翼反對派在黨內的形成；左翼反對派被開除之後的艱難處境；左翼反對派內部的爭論，它與其它左翼組織的合併；打入然後又脱離社會黨……但是，羣眾呢？

　　在這本書裏，“羣眾”幾乎是不存在的。在極少數出現了羣眾的篇幅中，羣眾都只是左翼的陪襯，是供左翼施展身手的舞台，是某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是用來體現“我們”的正確和“他們”的錯誤的證據——羣眾的鬥爭勝利了，是因為接受了“我們”的正確領導；失敗了，就是因為接受了“他們”的錯誤領導——我覺得，這樣寫是錯誤的。一個志在領導階級贏得歷史性勝利的組織，不能只盯着自己，不能只盯着“左翼”。

　　全書正文一共12章，從第一章到第三章，講的是美國共產主義運動從社會黨中分裂出來，到由於工人階級的成分複雜而產生的各種派別以及派別之間的鬥爭，再到黨內左翼反對派的產生。

　　可是，從社會黨到共產黨，再到共產黨內的各種派別、集團，它們都不是孤立的、由少數與現實中的鬥爭實踐距離較遠的書生組成的俱樂部，它們都具有一定的羣眾基礎，代表了一部分羣眾的利益，反映出了這部分羣眾的需要和要求。當各派組織為了思想、路線、政策、戰略、策略等問題發生辯論、爭論、論戰時，這些爭論的要點是什麼？導致分歧的階級原因又是什麼？各種分歧落實到具體實踐上有何不同？這些爭論不可能不吸引羣眾的關注，不可能不對羣眾產生影響，那麼它們的羣眾有什麼看法？完全沒有寫。

　　我看到的只是光禿禿地羅列事實，卻沒有任何分析。讀完之後，我只知道共產黨是從社會黨裏分裂出來的，而共產黨內又分成了好幾派，其中以坎農為首的一派後來演變為左翼反對派；那麼這些派別都代表了工人階級當中哪些階層的利益？從具體實踐的角度來看，它們有什麼分歧？這些分歧是怎麼產生的？在具體實踐的層面上又有什麼區別？最關鍵的是——羣眾（至少是其中較先進、覺悟較高的一部分）又有什麼想法？在這些派別鬥爭中，羣眾起了什麼作用？讀完之後，我還是對這些問題一無所知。就好像羣眾只是些提線木偶，沒有自己的意志，沒有自己的頭腦，不會自己思考，只會消極地接受左翼的領導，左翼指向哪裏，羣眾就會往哪裏走一樣。

　　第四章到第六章，講的是左翼反對派誕生之初的艱難處境。在這幾章描寫的那段時間裏，弱小的左翼反對派遭到了空前的孤立，它幾乎被排除於所有羣眾鬥爭之外。但是，從書裏的描寫，依然可以看出：左翼反對派並不是徹底與羣眾隔絕，它仍然保持了最起碼的羣眾基礎，否則它是不可能繼續生存下去的。那麼，對於導致左翼反對派與當權派分裂的各種重大問題，它是怎樣向羣眾解釋的？羣眾對此又有什麼反應？還是沒有寫。

　　我看見的只是坎農絮絮叨叨地描寫“我們”當時陷入了徹底孤立的處境，完全同羣眾運動隔絕，陷入了無止境的辯論、爭吵、論戰之中，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但“我們”還是頂着種種困難，堅持進行宣傳工作，等到轉機出現了，“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可以轉入羣眾工作了，等等，等等。

　　有意思的是，坎農説他自己是在報上讀到希特勒當上總理的消息後，才意識到形勢開始出現轉折，然而，這已經是1933年了，大蕭條已經進入第四個年頭了，經濟形勢卻依然沒有好轉，羣眾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因此他們想用更加激進的方法來保衞自己的利益，這才是一部分羣眾開始拋棄傳統的工人組織（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工會），轉向託派的原因，也正是美國託派能夠擺脱漫長的孤立困境的直接原因，難道坎農居然不明白這一點？難道坎農竟然看不到身邊的羣眾的生活水平的惡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羣眾情緒的變化，卻把千里之外的希特勒上台當作是使自己的派別擺脱孤立的主要原因？

　　我不相信坎農沒有看到這些現象，但他就是沒寫。他反而津津樂道“我們”終於開始擺脱困境了，在這裏發展了一批知識分子，在那裏又跟其它左翼團體接觸、談判、合作……就是看不見“羣眾”。

　　到了第七章和第八章，終於出現了一些羣眾的面貌，出現了對羣眾鬥爭的描寫。第七章裏描寫了紐約旅館罷工，“我們”積極幫助這次罷工，“我們”的一個小夥子，因為會説法語，被大多不會説英語的法國廚師選為工人領袖，然後他就膨脹了，驕傲了，不聽黨的話，結果罷工失敗了。我覺得這樣解釋失敗的原因是錯誤的，至少是片面的。罷工的背景，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如何、雙方用了什麼策略都沒有介紹，就連那個小夥子跟黨有什麼分歧沒講，就直接把“不聽黨的話”當做結論扔給讀者，這等於是在嚇唬讀者：“你們看，不聽黨的話，就會有這樣的下場！”讀者從中除了“必須聽黨的話、跟黨走”之外，不能得到任何東西。而且，這個小夥子為什麼不聽黨的話？真的只是因為他的個人品行惡劣嗎？我不這麼認為。他當時是被羣眾選上去的工人領袖，這就是説，他的行動，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羣眾的情緒，他與黨的分歧，也可以説是羣眾與黨的分歧，通過他個人體現出來了。那麼羣眾和黨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大的分歧？雙方究竟有什麼分歧？導致分歧的根源何在？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深究的，

　　但坎農依然什麼都沒説，只是簡單地歸咎於他“不聽黨的話”。坎農特別強調“黨的紀律”，強調工會幹部必須執行黨的路線。原則上，代表工會這個日常勞資協調機構的工會幹部，必須服從先進工人的政治組織，這沒有錯，因為後者更能代表整個階級的利益；但是，一個只有數十人、並且遭到長期孤立的小團體，能否比一個領導着一萬鬥爭工人的工會幹部更能代表階級？這是很值得懷疑的。只有具體分析雙方的分歧，才能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但是坎農沒有這麼做。

　　到了第八章，終於見到了對一次大規模的羣眾鬥爭的正面描寫。終於能夠看到鬥爭中的羣眾的一些面貌了。這是美國託派第一次大規模介入羣眾鬥爭並贏得了勝利，而且這次勝利也為日後的美國託派奠定了羣眾基礎，的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是，作者寫了幾頁，筆鋒一轉，又大談起了“我們黨”對罷工的大力支援，還總結出了“我們黨”對罷工勝利的五大貢獻，未免顯得搶功心切，把這次鬥爭的勝利完全歸功於“我們黨”的“無微不至的組織與籌備”，以及“從始至終貫徹了戰鬥性的階級路線”，一句話，這次鬥爭的勝利，應該歸功於“我們黨的正確領導”……

　　果真如此嗎？對照一下另一位親歷者法雷爾·多布斯對這次鬥爭的記述（《卡車司機的造反》），就會發現坎農的自吹自擂含有大量的水分。美國託派組織對這次罷工的勝利確實出了大力，但它並不是罷工的實際領導者，它只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罷工的實際領導者是574分會，罷工中鬥爭最堅決、起到作用最大的幾個領導幹部的確都是託派成員，但羣眾追隨他們，是因為他們堅決地推動工會為保衞工人利益而鬥爭，而不是因為他們的託派政治面目。“鬥爭的主要領導是我們黨的人”並不一定等於“我們黨領導了鬥爭”。

　　罷工一開始並不是它有意識地組織起來的，而是當地的幾個黨員自發搞起來的。只是在鬥爭達到較高水平，吸引了全國矚目之後，黨中央才開始大力支援。坎農吹噓的第五大貢獻，也是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創辦罷工日報，然而，坎農這裏玩了文字遊戲。從多布斯的記述中可以看出，罷工日報是工會辦的，黨中央只是派來了編輯幫助辦報而已。

　　明尼阿波利斯卡車司機罷工是三十年代美國工運漲潮初期的一次難得的勝利，而且也是美國託派第一次贏得羣眾鬥爭的勝利，對於這次鬥爭，本來應當認真、仔細地記錄、分析它的整個經過，總結經驗教訓，但是，坎農沒有這麼做，而是簡單地把勝利歸功於“黨的正確領導”（與他把紐約旅館罷工的失敗歸咎於工會領導“不聽黨的話”形成鮮明對比），而且還有搶功之嫌，我覺得這樣的態度是不正確的，至少不夠誠實。

　　第八章結束後，從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又回到了老路子：“我們”跟美利堅工人黨談判、合併；對一些左翼人物的評價；“法國轉向”引起的黨內爭論；打入社會黨，然後又退出……一次又一次的爭論、辯論、論戰、派別鬥爭，卻幾乎從來不談羣眾的看法，“羣眾”再次從坎農筆下消失了。

　　坎農這本書是一個系列講座的彙編，而這個系列講座的目標聽眾不是熟知黨史的黨員，而是對共產主義略有興趣的普通工人。可是，想象一下，假如我是一個對共產主義有了興趣，卻又不滿足於斯大林黨的宣傳的工人，過來聽了他的講座，能得到什麼呢？

　　我只會聽到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人名，以及跟這些人名聯繫在一起的派別的名字，還有跟這些派別聯繫在一起的一次又一次論戰。但是，這些人是誰？有的人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聽過名字。他們有什麼主張？不清楚。他們在爭什麼？似乎都只是名詞之爭，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詞彙和概念在吹毛求疵。跟“黨”作對的那些人錯在哪裏？聽不懂。他講的那些東西，我都看不出跟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本書恐怕只能給那些把左翼運動當作輕浮的談資、熱衷於用獵奇的眼光去搜羅各種左圈“秘聞、內幕、八卦”的人派上用場，他們可以利用這本書提供的材料，寫出長篇累牘的東西，裏面自然會有一些正確的套話，但大多數都是無用的。而嚴肅的、想要尋找階級鬥爭道路的人，卻很難從中獲得什麼啓發。

　　我覺得這就是這本書的癥結所在：整本書的描寫，都是從超脱於階級之外的“左翼”本位視角出發的，書中描寫的各種事件，不可謂不重要，然而，坎農對於這些事件的重要性，都是從本位角度來判斷的，對每一個事件、每一個時期做總結時，都只分析“我們”的組織是否得到了壯大，是否擴大了組織的人數，是否加強了影響力。而“羣眾”卻幾乎被徹底忽略了。這些事件對羣眾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羣眾對其又有什麼看法，似乎從來沒有被坎農考慮過。不客氣的説，整本書的中心思想，甚至可以濃縮為一句話：“跟我們混有前途”。為什麼有前途？你別管，老老實實跟我們走就是了。

　　把左翼團體當作革命的主體，眼中只能看見左翼，確切説是從事職業政治活動的羣體，卻看不見羣眾，以為羣眾沒有主見，只會消極地，或是充滿熱情以及犧牲精神，但仍然是被動地跟在左翼屁股後面跑，只配充當左翼大展宏圖的舞台，為左翼提供“動力”，我把這種病症叫做“左翼本位病”。

　　“黨”不是革命的主體，勞動羣眾才是。羣眾與黨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被領導—領導”的關係。在法國大革命中，羣眾多次主動行動，一次又一次地加強了對舊統治者的清算，深刻改造了法國社會。在1917年，彼得格勒工人揭竿而起，用巨大的革命推力推動布爾什維克突破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桎梏，最終把布爾什維克推上了堅決進行階級鬥爭的道路，促使它在這條路上一路跑到終點——無產階級專政；當然，俄國工人階級能在任何人都不看好的情況下突然奮起，也是得益於布爾什維克（公正地説，也包括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其它派別）的長期的、不懈的教育、宣傳、鼓動與組織。羣眾與黨是相輔相成的。患有“左翼本位病”、把左翼當作革命的主體的人，是無法理解革命的真正動力所在、無法明白革命的真實規律的。

　　“左翼本位病”的癥結，就是自以為羣眾不能為自己找到出路，一定得由“我們左翼”去教育、啓發他們，代替他們做出正確決定才行。它的病根，根植於十九世紀末社會民主黨的複雜實踐：從一開始，社會民主黨就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看作主流政治的極左翼，潛移默化地接受了統治秩序的規則。它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原則與管理方法，改頭換面地搬到工人運動中，建起了龐大、嚴密、細緻的官僚機關，形成了等級森嚴、上下分明、內外有別的秩序，構成了金字塔式的制度——“領袖”雄踞於塔頂，中間是黨、工會、合作社等機關，最底下是廣大羣眾。

　　在社會民主黨進一步被資本主義秩序吸收、同化、“招安”的過程中，它客觀上就越來越淪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的工具。它的龐大組織機關，發揮了控制工人，不讓工人突破資本主義藩籬的功能。第二國際改良實踐的輝煌成就，吸引了大量的工人羣眾，讓黨和工會的上層領袖和中層的官僚（也包括企圖在工人運動中混出名堂的投機分子）產生了幻覺，好像自己（“黨”）成了羣眾的牧羊人，羣眾是隻會跟着自己的鞭子走的羊羣，只有自己才能給羣眾指出正確的方向，能夠為羣眾提供救世良方，從而吸引羣眾不斷投靠過來，只要堅持不懈地擴大黨和羣眾組織，繼續壯大“我們左翼”的力量，等到我們掌握了51%的選票，就可以帶領羣眾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天國……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曾經是正統的社會主義道路，就連列寧也不能免俗，長期把德國社會民主黨當作榜樣。直到世界大戰吞噬了幾百萬人的生命之後，直到彼得格勒街頭飄揚起了紅旗之後，許多人才開始從這種幻夢中驚醒過來。

　　然而這條傳統道路的影響實在太大了。社會民主主義實踐對革命工人運動的牢固統治，僅在十月革命後的一段時間內被動搖過。可是，布爾什維克（包括整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長期把德國社會民主黨奉為榜樣，只是在洶湧滂湃的羣眾運動的猛烈推動下，它才在行動上衝破了第二國際的束縛，而並沒有完整地、自覺地在思想上和組織方法上與第二國際劃清界限。當然，俄國的具體條件，也決定了俄國資本主義難以吸收社會民主黨，將其同化為遏制工人運動、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

　　所以，當德國革命失敗、紅軍兵敗華沙城下之後，世界革命被遏止了，革命被圍困在落後的俄國，殘存下來的布爾什維克在資本主義的巨大壓力下，自覺或不自覺地又回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老路上。原本是為了同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作鬥爭、發揚十月革命精神而誕生的第三國際（以及它的各個支部），經過十多年漫長痛苦的、反覆痙攣的、夾雜着大量血污的蜕變過程之後，也跟它的兄長一樣，客觀上淪為了遏制工人階級革命行動的工具。

　　在第三國際中，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一部分人曾試圖抵抗蜕變，維護十月的精神。但是，由於他們曾長期浸淫社會民主主義，他們接受的政治教育與他們經歷的組織實踐，整體上都是社會民主黨那一套，再加上十月革命的經驗教訓從來沒有得到認真的、系統的、深入的總結，反而頻頻遭到歪曲和篡改，所以，他們客觀上也沒有找出正確的道路，在實踐中，他們最終（比第三國際晚了一些）也蜕變了。這也是第三國際與第四國際最終失敗的原因：共產黨變得跟社會民主黨沒有太大差別了，而託派則很像小號的共產黨，那麼羣眾為什麼不選擇看似更強大、更“務實”的社會民主黨呢？

　　美國託派的領袖坎農，他的人生道路頗有啓發意義。他不是那種沒有多少具體鬥爭實踐的書生，而是長期參加工運的老戰士，可他接受的政治教育，還有他的階級鬥爭實踐，都沒有超出社會民主主義的範圍。雖然他歡迎十月革命，成為美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後來又接受了左翼反對派的觀點，但在實踐中，他始終不能擺脱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從他這本美國託派史就可以看出來：一本描寫一個志在領導階級從事社會革命的政黨的史書，卻幾乎不描寫羣眾，通篇大談“左翼”的各種事件和人物，時時強調“黨的領導”，這實際上還是第二國際那一套老做派，甚至更加惡劣。

　　就連托洛茨基也沒能徹底擺脱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儘管在羣眾運動的大潮推動下，他能夠像時代的弄潮兒一樣，參加到社會革命中去，成為它的一個領袖並率領階級贏得勝利，但是當革命浪潮退去後，他在思想上並沒有對十月革命做出足夠徹底的思索。在試圖挽救十月革命的傳統時，他卻不自覺地重複使用1914年以前的套路，這也是他最後失敗的關鍵原因。

　　比如，《過渡綱領》在開頭就把世界革命的困境解釋為“領導層的危機”，現在看來，這個解釋是很不充分的。它有一層隱藏的含義：現在的問題是因為改良主義的領導層，只要把改良主義的領導換成革命的領導，就一定能獲得成功。然而，在工人運動被改良主義把持的情況下，生長出來的領導層自然也只能是改良主義的，指望通過更換領導層就能使工人階級走向革命，就像指望給魚換上鳥頭就會飛一樣。

　　而在他流亡後的實踐中，也能看到對“左翼”的政治依賴，到了滑稽的地步。比如説，托洛茨基曾經對西班牙的左派活動家安德列烏· 寧抱有很大期待，在幾年裏與後者通信討論，然後才猛醒自己只是被寧當作了類似“智庫”的角色。而無論之前還是之後，托洛茨基似乎想不到跳過形形色色的“革命左派”中間人，直接跟西班牙工人鬥爭的基層積極分子交流。

　　儘管如此，十月革命的輝煌成就，依然給全世界勞動羣眾照亮了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另外一條出路。在十月革命的強烈感召下，羣眾對社會主義充滿了憧憬，任何一個左翼小山頭、小圈子只要打出“社會主義”的招牌，都能吸引到羣眾。十月革命的威望似乎成了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可以讓各種左翼“山頭”的領袖們盡情地揮霍。但是，再怎麼豐富的寶藏，也經不住這樣的揮霍。在鬥爭了一個世紀，付出了大量的汗水、淚水、鮮血與生命，卻未能取得決定性突破之後，羣眾疲憊了，灰心了，幻滅了，他們默默轉過身，拋下了領袖們，回去過自己的生活了。“不跟你們玩了，還是回去過自己的小日子吧。”

　　被羣眾拋棄的領袖們張皇失措了，少數頑固分子閉上眼睛，繼續唱着昨天的老調；“識時務”的大多數人，卻配合資產階級的指揮棒，唱起了新的主旋律：斯大林黨紛紛改頭換面，換上社會民主黨的舊戲服，重新粉墨登場；社會民主黨唱着“第三條道路”，拆毀了自己建造的福利國家；託派、無政府派則紛紛換上“激進左翼”的面具，填補戲台上的空缺……資產階級則端坐在戲台對面的咖啡館裏，一面露出勝利者的笑容，一面想着怎樣把這些已經派不上用場的老演員統統趕下戲台，重新排演一出大戲。而在新的劇本中，不會再有“左翼”的角色，只有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災難、破壞與殺戮。

　　然而他們不會輕易得逞。階級社會的運行鐵律，必然會迫使由於歷史性慘敗而陷入長期消沉的羣眾重新振作起來。羣眾得從頭學起，從用四肢爬行，到用雙腳站立起來，再到奔跑。但是，羣眾不必再像兩個世紀前那樣，在一無所有中摸索。這兩個世紀的鬥爭並不是沒有留下痕跡。有豐富的經驗教訓可供羣眾學習、吸收，幫助羣眾儘早成熟起來。只是需要從羣眾鬥爭的角度，而不是從那些“等級分明、垂直管理”、以參與主流政治為根本任務的左翼社團一時一地的本位利益角度出發，重新審視過去的經驗教訓，擦去覆蓋在上面的灰塵，洗掉層層的歪曲與篡改，從中發掘出對羣眾真正有用的東西。

　　我覺得，對於今天的中國讀者來説，坎農這本書的用處，或者説啓發，並不大，其中有用的一點東西，也需要具備較多的閲歷才能從字縫裏分辨出來。看來，以後應當尋找和引進更加貼近羣眾鬥爭的參考書籍，希望嚴肅的、願意為階級事業出力的人能夠一起努力。

https://mp.weixin.qq.com/s/rFqn9d-MKhZbJLWV9PXq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