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蒙古國為了侵略日本，做了什麼準備？_風聞

1259年（正元元年・元憲宗9年），高麗抵抗蒙古勢力武人政權倒台，1260年（文應元年、中統元年）忽必烈上台，對高麗方針由武力征服變更為懷柔政策。高麗成為後來蒙古侵略日本的協力者[2]。

蒙古帝國滅金朝以後，負責漠南漢地事務的忽必烈於1260年在中原即位稱帝。同年，高麗元宗向其稱臣，高麗成為其東藩，而蒙古帝國其後又與高麗結盟。1271年忽必烈於中原殖民地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並於兩年之後要求高麗派使者赴日本，希望與日本“通好”。[3][4]

1265年高麗人趙彝建議元廷出使日本，1266年（文永三年・至元三年）八月，蒙古兵部侍郎黑的持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持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出使日本。他們率使節團準備到日本遞交國書《大蒙古國皇帝奉書》[5]，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丑），使節團抵達高麗，二十八日（丙辰）高麗元宗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贊等陪黑的等往日本[6]。高麗害怕蒙古索要軍費，次年正月，宋君斐、金贊與蒙古使團到至巨濟島松邊浦，宣揚風濤之險，高麗元宗讓宋君斐隨黑的回蒙古，宣揚‘大洋萬里風濤蹴天’、‘彼俗頑獷無禮義’，不要去的好。但是忽必烈要求必須去。最終高麗派遣起居舍人潘阜到日本，居住六個月，但未取得任何收穫[7]。

1268年，忽必烈又要求高麗派遣第二批使者，正月，高麗使節團到大宰府，同樣是空手而回。使節團參見了鎮西奉行（日語：鎮西奉行）少貳資能，使節團代表潘阜向其遞交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稱作蒙古國牒狀）與高麗國王書狀，由其傳達鎌倉幕府的徵夷大將軍及在京都的天皇。三月，北條時宗上台[8]。當時主管外交的是日本朝廷，因此幕府要將這一事件報告朝廷[9]。朝廷與幕府的中介、任職關東申次的西園寺實氏接受了國書，命名為“異國書”，轉交院政後嵯峨上皇。隨後朝廷連日開會討論[10]。幕府認為蒙古人有兇心，派遣牒使是蒙古軍襲來的前奏，傳達御家人做好準備[11]。鎌倉的建長寺，來了位南宋禪僧，僧侶告訴日本人，在大陸蒙古帝國種種暴行。潘阜因得不到答覆，率團回國報告[12]。五月，忽必烈命令高麗造可載米三四千石的戰艦一千艘，備戰[13]。高麗崔東秀向蒙古報告高麗備兵一萬，造船一千隻，十月庚寅（十三日）蒙古派明威將軍都統領脱朵兒、武徳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十四人到高麗，整閲軍隊、視察舟艦，表示隨時進攻南宋、日本。並視察黑山島赴日本道路。高麗官員陪同。

1269年二月，蒙古正使黑的、副使殷弘率使節團在高麗起居舍人潘阜等人陪同下，共計75名在日本對馬島上陸[14][15]，因日本抗拒外交，蒙古人抓走日本平民塔二郎、彌二郎[16][17]。塔二郎、彌二郎到大都，忽必烈以為他們是日本使節，接見了他們。認為日本忠節可嘉、厚賜匹帛，又説：“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讓塔二郎、彌二郎觀覽宮殿，塔二郎、彌二郎表示這是天堂佛剎，忽必烈大喜，又讓塔二郎、彌二郎瀏覽燕京萬壽山玉殿與諸城闕[18]。九月，被捕的對馬島人塔二郎與彌二郎從大都回國，同行的是高麗人金有成、高柔率領的使節團，使節團有蒙古帝國官人三人，同從人五人、高麗人六十七名，乘坐四艘船到對馬島豐岐浦登陸，到大宰府守護所[19]。使節攜帶忽必烈本人的國書、大蒙古國中央機關中書省的國書與高麗國書[20]。

此後，忽必烈或通過高麗，或自遣使者，又繼續發送了一系列的信件，並以戰爭相威脅。幕府時值鎌倉時代中期，幕府將軍惟康親王並無實權，實權掌握在權臣北條氏手中。當時的“執權”北條時宗認為書狀無禮決定不投降，並立刻着手加強日本最靠近高麗的領土，因此也是最有可能被首先侵略的地方——九州的防禦。首先，幕府命令分封在九州的大名回到自己的駐地，並將在九州的軍隊西移，以進一步增固可能的登陸點的防禦。另外，幕府還組織了大規模的宗教祈禱活動，以心理戰來應對這場危機，其他大多數公家活動亦被推遲。

忽必烈早在1268年就想發動戰爭，但卻發現朝鮮半島當時沒有足夠的財力提供充足的兵力；1273年他派了一支部隊去高麗做為先鋒，結果這支部隊卻無法在高麗的國土上自給自足，最終被迫返回中國以資補給。因為元軍騎兵所需的馬匹，以及所需的養馬草場，都嚴重限制了部隊的運動，以致於元軍無法在幾乎寸草不生的地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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