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鴻生: 為何台灣是全中國推行國語最成功的方言地區?｜文化縱橫_風聞

✪ 鄭鴻生

【導讀】甲午戰爭後，寶島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強推“去中國化”，在當時台灣的教育系統全面使用日語教學。這導致在20世紀初至30年代出生的台灣人出現了母語能力退化，他們雖然在日常口語與業務交流上講閩南語沒問題，卻喪失了用閩南語進行思辨和論述的能力。但台灣光復後，在50、6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台灣人，卻迅速掌握了以國語敍述、抒情、論辯的能力。甚至，台灣成了全中國推行國語最成功的方言地區。

台灣作家鄭鴻生正是後者中的代表，他在本文中以自身成長和受教育經歷為線索，分析了台灣各個歷史時期的語言政策以及台灣人在各個時期的國語經驗變遷。在他看來，日據時期台灣人母語能力的退化，恰恰在光復後給了國語發展的機會，因為日語已經失去正當性，新一代台灣人又無法從母語能力退化的父輩處繼承閩南語論述能力。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光復之初制定的閩南話和國語雙管齊下的策略難以施展，敗退台灣後便選擇在教育系統推行國語教育，完全不管方言母語。最終，國語成為戰後台灣人共享的文學和論述語言。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原題為《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台灣人的國語經驗》，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台灣人的國語經驗

20世紀上半葉，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強有力地推動了中華民族語言現代化的進程，而彼時台灣已被割讓給日本，並未參與這一進程。這一段歷史構成了今天台灣語言問題的一個大背景，而它又直接影響到今日台灣的社會形態與身份認同問題。本文以筆者自身的經歷為線索，分析台灣各個歷史時期的語言政策以及台灣人在各個時期的國語經驗變遷。

▍母語能力退化的“乙未世代”

1963年，台灣有個“周鴻慶事件”。那年10月7日，一位中國大陸到日本的訪問團成員周鴻慶，走進了東京的蘇聯大使館。蘇聯大使館將其交給日本政府處理，而日本政府最後在年底將他遣返中國大陸。在這期間卻傳出周鴻慶原先是要去台灣駐日本“大使館”，因不知所在才找到蘇聯使館。因此台灣當局強烈抗議日本政府把他交還給大陸，並召回了駐日公使以示不滿。

當時初中一年級的我也時常讀報關心時事。一日我在餐桌上對“周鴻慶事件”中日本政府的行徑大肆抨擊起來。父親原先如往常並不多言，後來聽我説多了，忍不住講了幾句，説日本政府有其應遵守的國際規則，有其為難之處。這下更令我義憤填膺，我爭辯的聲音更大了。我的政治早熟帶來的那個激憤的小心靈，並不完全針對日本政府，也有着一個成長中的男孩對父親公然挑戰的成分。而在我一番漸次升高的言辭挑戰下，父親除了囁嚅而出的那麼幾句外，竟然還是無言。

然而我並沒因為父親的近乎無言而有絲毫的勝利感，反而覺得挫折。如今想來，在周鴻慶事件這個議題上，**相對於我能將閩南語與國語並用，還不斷引用報紙上的成語修辭，父親卻只能説清楚他較為熟練的日語。他那一代人既説不好國語，也説不好閩南語，日語才是他們的論述語言，閩南母語只能用在日常生活上。**然而我聽不懂日語，於是他只能沉默以對了。由於母語論述能力的不足導致父親在我面前的失語，這件事讓我銘刻於心。類似的經歷在往後的歲月也一再發生。

**這種母語能力的退化首先發生在我的父輩，也就是日本佔領台灣之後，於20世紀初至30年代出生的“乙未新生代”。這一代台灣人，即使是對文字較為敏感的文學家，也不能免於母語能力退化的問題。作為台灣日據時期所培養的一代知識精英，雖然在日常口語與業務交流上講閩南語沒問題，卻是喪失用閩南語進行思辨和論述能力的第一代人。**在他們家裏的書架上是難得有漢文傳統經典的，甚至連一本最通俗的《唐詩三百首》都沒有，更不曾從蒙書《幼學瓊林》中學到基本的歷史與地理知識。這就是1963年在家裏晚餐桌上，父子兩代人言語交鋒不成的原因。

▍台灣人母語能力退化的歷史因素

需要指出，我父親那代人學了日語之後並非就不會説閩南話了，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還是以閩南語溝通的。他們失去的是用閩南語來閲讀中國傳統經典的能力，以及運用中國傳統經典詞彙來述説與書寫的能力。這後一部分高層次的閩南語，也被稱為“典雅閩南語”。在一般生活口語中，閩南語是文白夾雜使用的，哪些詞彙得用讀書音，哪些詞彙得用白話音，都已形成通則；而讀書人在閲讀傳統經典與詩詞時，則需使用讀書音。由於大半傳統經典詩詞的詞彙在日常生活中是用不上的，所以學童必須在學堂裏，從《三字經》的“人之初，性本善”開始學習這套讀書音。**這就造成了語言的雙層性：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婦女與勞動階層男性，可以流利地使用文白夾雜的閩南口語，而讀書人則還可以使用文言文與讀書音這個上層典雅閩南語來書寫與論辯。**這是很多漢語方言，尤其是閩南語，在歷史變遷中形成的現象。

在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之前，閩南語和客家話是各自成套的傳統中國語言系統。台灣的閩南和客家語族從日常生活、欣賞戲曲、讀書識字，到更抽象的理性論辯，都只用一種語言，就是各自的漢語方言閩南語和客家話。在書寫上，他們與其他地區的漢人一樣使用文言文，一個讀過書的人可以以此與其他方言區的人書信溝通。這是西方現代化浪潮尚未衝擊到東亞時的語言狀況。

**1895年乙未之變後日本帝國佔領台灣。日本對台灣進行的是“去中國化”的同化政策，而教育改造是其中的重要一環。**1898年，日本當局設立了給台灣人就讀的現代小學，全面實行日語教育，同時逐漸要求停辦教導孩童用閩南語或客家話讀書識字的傳統漢文學堂。到了20世紀初，日語就成了台灣學童學習現代化事物的主要語言。20世紀2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開始設立台灣人就讀的中學校，培養從小接受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灣知識精英。

**從20世紀初到1945年日本戰敗退出台灣，台灣子弟有能力接受教育的，絕大部分是經由日本殖民政府這個教育系統培養的。他們在新式學校裏全面用日語來上課，而且不準講母語，其嚴格程度與執行力度比後來台灣地區政府的政策強悍許多。**小學的歷史課不僅不講中華文明的歷史，也沒有台灣本地的歷史。雖然新式學校裏也有漢文課程，講解一些中國傳統經典，但是使用日文來上課，而日本人使用的漢字也有限。因此，這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是以日語來接受現代化觀念與事物，以日語作為抽象思考與論述語言，卻失去母語論述能力的一代精英。不僅如此，代表西方現代性的日本還具備着“文明優勢”，用來傳授現代學問的日文被視為高尚、進步的語言，相形之下閩南語與中國傳統經典學問則成為落後的事物。典雅閩南語的失傳，正是在殖民教育與自我拋棄這內外兩個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發生的。

▍母語的斷裂與母體文化的疏離

“二戰”結束，日本人敗退後，語言的問題又一次浮出水面。戰爭末期，大部分頭腦清楚的台灣人都明白日本即將退出台灣，日語將不再是台灣的主導性語言。於是當時許多人提出趕快去學北京話或者英語。但無論學什麼語言，對於日據時期出生的乙未一代來説，尋回閩南語能力這件事是不在選項中的，因為那是代表着和上一代人一樣的落後的東西。何況經過那幾十年的教育改造，他們其實並不知道丟掉了什麼東西。

在這語言交替的關鍵時刻，一批來自大陸的“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們也面臨着這個問題。1945年底，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即聘請魏建功與何容來台籌建“國語推行委員會”，1946年4月正式成立。但他們很快發現，原先在大陸推行國語的經驗無法適用於台灣。在大陸，他們是藉由各地既有的漢語方言來推行國語，因為作為方言之一的國語和其他漢語方言之間有着強大的內在聯繫，所以方言本身就可以作為學習國語的重要媒介。然而他們來到台灣後，卻發現台灣人已經失去了方言能力，台灣方言也失去了原本該有的社會地位。這使得推行國語變得無所依靠。

何容後來在1947年6月1日刊登的《方言為國語之本》裏寫道，“到台灣不久，我們就發現一件以前沒有預料到的事，就是多數台灣同胞丟掉了，從‘方言學國語’這把鑰匙。這現象，我們認為相當嚴重” ，“現在本省的中學生和大學生作文，有的是先用日文起稿兒，再丟掉假名，換些漢字，略改句法；有的雖不先把日文寫在紙上，也是用同樣的方法起腹稿兒，循着日本話的‘思路’想出意思，用漢字寫出來”，以致讓他覺得“老是像教外國語那樣教本省同胞學國語”。因此何容悲嘆，作為社會領導指標的台灣知識階層已經喪失了方言母語能力，無法作為學習國語的表率。

**委員會推行閩南話和國語雙管齊下的策略並沒能得到施展的機會。**不僅乙未新生代對此無感，接着的“二·二八”事件與1949年的變局也讓整個時局改觀，魏建功和陳文斌回到大陸，只有何容留在台灣。1949年之後，台灣當局在台灣推行國語的做法就基本看不出這幾位有識之士當年的構想痕跡了。這個恢復母語能力的契機就此失去了。因此，我們這代人不僅沒能在家裏從父執輩那裏學習到這一套典雅閩南語，也沒能從學校的語言教育中學到。其實國民黨當時即使認識到這套具有中古漢語傳承的閩南語的重要性，恐怕也無力恢復，而只有餘力來推行國語。這是台灣人百年來語言上的再一次斷裂。

**從這個歷史視野來看，政府在學校壓制方言並不是台灣閩南語退化的主要因素。**國民黨在台灣的做法是：針對戰後新生代從小學強力推行國語教育，完全不管方言母語，有如日本殖民政權當年對乙未世代之所為。此舉很有成效。但問題在於，這樣的語言教育下學會的國語，不能如魏建功等人期待的那樣將自己的方言母語與國語聯繫起來，兩者彷彿是兩種互不相干的語言。這種國語和方言母語之間的疏離構成了後來分離主義者主張的所謂“台灣話不是中國話”的心理基礎，台灣人就一步步走上了自我疏離母體文化的道路。

到了今天，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失去了什麼，以為政治人物在台上的口沫橫飛就是我們母語文化的最佳表現；而近年來中學國語課本的“文言文比例之爭”，更是顯現瞭如今台灣精英將古代經典當作是國民黨強加的外來物的扭曲認識，將自我傳承的重要成分當成外來物來加以排斥，這毋寧是最扭曲、最悲哀的事。

▍戰後新生代的國語環境

回到“周鴻慶事件”。1963那一年我對父親的大聲辯駁是閩南語夾雜着國語。為了讓家人聽得懂，我當然要用閩南語，然而我的閩南語能力卻是不足的，因為我們戰後這代人並沒能從父親那輩人學到閩南語的論述能力。我論述所需用到的語法與詞彙，已經超出我的生活閩南語範圍了。我剛學會的國語這套論述語言，卻可派上用場。在經過20世紀50年代的失語後，60年代正是本省男性在語言論述能力上的復原期，所依靠的即是當時新學習到的國語。

在我上小學的20世紀50、60年代之交，國語逐漸成為一套可以公開言説的語言。雖然年紀大的老師講不好國語，但光復後的師範教育所培育的年輕教師多已能説一口標準正音。同時，國語還從漸漸增加的外省同學口中説出。平常這些外省同學説的，不過是些生活口語，並不引人注意。直到五年級時，一位住在郊區眷村的外省同學李海生上台講故事，竟然口沫橫飛，比手畫腳，講得大家捧腹大笑——這是我第一次發現同輩中有人可以用國語在台上説出這麼精彩的話來。

上了初中後，同學的組成開始有了變化。雖然我就讀的台南市中還是以講閩南語的學生為主，班上最喧譁的聲音仍是台南聲腔，但已不像城裏小學那般清一色閩南語氛圍了。首先，年輕老師幾乎全是台灣師範大學畢業的。他們不分省籍與性別，不僅講得好國語，也更能借由國語説出一套文學與思想。此外，台南市中也不像永福學校那樣主要由城裏子弟構成，而是廣招台南縣市與高雄縣的學生，同時外省同學也多了起來。有一次，來自高雄岡山的外省同學江楓，被安排在週會時上台報告國際時事。他用流利的國語在台上侃侃而談，分析國際形勢，對我來講又是一個震撼。於是我開始努力學着説國語。從一個南方閩語音系轉成北方官話音系並不容易，尤其是要學到外省同學的腔調，以及那些捲舌音。我不僅開始努力對外省同學講好標準國語，也對台南當地的同學講起國語。然而不多久就遭來白眼，有一位同學揶揄地説：“嚇！鄭某某這嘛攏咧講國語呢（鄭某某現在都在講國語呢）。”——此話立即讓我不敢再在本省同學面前講起國語了。

到上了高中，由於有更多的同學來自外縣市，台南府城的色彩就更降低了。而外縣市來的本省籍同學，國語居然講得比府城子弟還流利。這樣，國語便取代了府城口音，成為學生間的“通用語氣”。周遭大剌剌的國語聲不絕於耳，台南人説國語不再感到引人側目的壓力，這又一次讓我有了學習的動機。並且我也與像江楓那樣的外省同學結為好友，國語很自然地成了我們之間的共同語言。在高中期間，語言自然地形成了雙重性：在校園生活中，平常與同班的陳水扁這樣本省籍的同學脱口而出的還是閩南語；然而在心靈開始開竅、思想開始尋找出路的文藝青年中，國語則成為能用來不斷探索、急於表現、互相論辯而又彼此交流的重要思想工具。

▍國語作為文學的語言

在這種環境中，發音的標準與否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中學時代學會了國語這麼一套完整的語言，可以用來敍述、抒情、論辯；而當內心的理性思辨都無礙地用上這套語言時，內含在這套語言裏的整個思想世界就都為你打開了——我們戰後新生代如此學會了用這套語言來思想。而這套語言是從文學的語言開始被吸收學習的。

20世紀60年代的台灣，青年學子需要經歷初中、高中、大專三次聯考的煎熬，而文學閲讀是在這種煎熬下的一種暫時逃逸。國語作為文學的語言，首先被學子所掌握的，除了課本上的東西外，第一個打進大家心裏而且數十年難忘的，就是像葉宏甲、劉興欽、陳定國等人創作的漫畫了。**作為廣義的文學作品，這些漫畫裏的諸葛四郎、真平、阿三哥、大嬸婆、魔鬼黨、妖蛇黨、哭鐵面、笑鐵面、呂四娘等人物，在小讀者的心裏都是用國語念出來的。**漫畫中的那些震天殺聲與刀光劍影，也都是呈現在國語的語境裏。

接着漫畫之後，就是出現在報紙副刊、皇冠雜誌等的言情小説，接着還有武俠小説。20世紀60年代開始，愛好文藝的青少年，沒有不曾讀過瓊瑤的。情竇初開的青少年除了被這些文藝作品的愛情內容所吸引，還從其中學到了作為文學語言的國語。誰也不能否認，這些言情小説除了繼承了白話文學運動的成果，還包含着許多傳統詩詞、文學經典，因而成為那個年代台灣青少年的文藝啓蒙。

**就這樣，國語作為文學的語言，成了我們這代人在青少年時文學啓蒙的語言。在整個過程中，國語的確是更早地作為“文學的語言”被台灣人學習與使用的。**在光復之初，對於受過日本教育的一代人，國語作為一種文學語言，比作為論述語言更容易被學習掌握。這在日據時期就已有人嘗試，像賴和的白話中文小説。那一輩人如楊逵、鍾肇政等，在光復之後也都能順利轉換成以現代白話中文來進行文學創作。文學不需要口頭陳述，不需要標準發音，也不需要雄辯滔滔，文學是一種內在世界的想象與傾吐。只要有足夠的模板作為學習的參照，也就能很快上手。尤其現代中國文學又是在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下，比較不重視經典隱喻，而重內在感情與外在實境的描摹。這對於不曾受過傳統漢學教育的這一代台灣作家而言，卻也是一個有利之處。

因此，20世紀50年代光復之後，一批受過日本教育的老一輩作家就有文學作品出來。到了20世紀60年代，新一代的台灣文學創作者更如雨後春筍，紛紛冒芽茁壯，甚至長成大樹。新一代的台灣文學創作者或許在發音上還是講不好標準國語，但寫出精彩的中文作品毫無問題，這個時代產生了陳映真、黃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禎和、七等生、李昂等本省作家，甚至開創了“鄉土文學”的流派，引發風潮。當年初讀這些作家的作品，發現他們就正寫着當下在地的事物，而那個用來傳達當下在地情境的語言，除了一些地方口語外，竟就是從小學習的國語。這些鄉土文學不僅是戰後台灣新生代學習國語的第一次文學高峯，也反過來對現代白話中文做出貢獻。

▍國語作為“五四”傳承的語言

在度過嚴厲肅殺的20世紀50年代後，20世紀60年代的台灣出現了出版的繁榮景象，這構成了國語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台灣人文學與論述的語言的重要背景與條件。**當時不僅冒出很多新的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大量出版本土創作與外文編譯的新書，更有很多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務、世界、中華等，將大陸民國時期的舊書大批翻印出版。**其中例如商務的“人人文庫”，涵蓋了大陸時期二三十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這些以成熟的現代白話中文，也就是台灣所用的國語寫作的文獻，構成了台灣戰後新生代整代人的思想資源。我曾在一篇文章裏稱之為台灣的“文藝復興”。

大陸民國時期的文學創作，除了左翼作家的作品，如魯迅、茅盾的被禁外，其餘的都在20世紀60年代的台灣翻版流通。而那時期的外國文學翻譯，不論是沙皇俄國還是西歐的小説都大為風行。基本上除了左翼文學之外，大陸民國時期的整個外國文學翻譯都在台灣再版了。其中很多小説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以頗為素樸的印刷包裝出版，價格不貴。**這些文學與思想出版物在20世紀60年代台灣的再次流通，不僅讓台灣知識青年大開眼界，還是對中國近現代史非常重要的補充教材。**那段中國歷史的一個重大面向，如今我們可以用“五四”一詞來概括。台灣知識青年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一方面學習國語這套論述與文學語言，另一方面同時對“五四”進行補課，這是我們父親那一輩人所不曾經歷過的。可以説，我們所掌握到的國語不僅是一套論述與文學的語言，還是一套“‘五四’的語言”。

對“五四”時期的補課，不只限於閲讀新舊書籍，甚至還以思想論戰的方式實際發生了一次，即李敖以《文星》雜誌為基地所點燃的“中西文化論戰”。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們一批愛好文藝的南一中學生在1968年曾組織了一個小讀書會，會上讀到的書，正是那一二十年來台灣的創作或大陸的翻版，可説是民國從大陸到台灣一脈相承的作品。而這個相承所使用的語言，當然就是“五四”文學革命以來，又經過四五十年錘鍊的現代白話中文，來到台灣稱之為國語。**雖然閩南語是我們日常的生活語言，但當我們在進行討論時，就都用國語來表達了，國語這時真正成了我們思考的語言了。**我們平常用閩南語招呼寒暄、談天説地，但會很正經地用國語來討論嚴肅話題。大家就是在這麼一種氛圍中熟悉並掌握了這套語言的，並且至今也還沒能説出另外一套來。我們就這樣學到了雷震的民主憲政、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李敖的個性解放、柏楊的憤世嫉俗、張愛玲的哀矜勿喜、陳映真等人的社會意識，以及他們背後的魯迅、張君勱、胡適等整個“五四”世代的豐富思想資源。而統合這一切的，則是現代化下的中國民族主義。

我們這一代人對國語的學習，就是在這樣一個民族復興的氛圍中完成的。在那時，不管是忠黨愛國還是心懷不軌，大家同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來到台灣的一支傳承。戰後出生的我們這整個世代，基本上都是在學國語的過程中，吸吮中國現代化的奶水長大的。而這些奶水提供的養分，如今還是我們這代人的思想資源。不管後來政治立場如何，20世紀60年代的我們都認定國語就是自己的語言。這與上一輩使用日語的心境有很大不同。我們中間一些人，後來走向了與中國民族主義對立的“台灣獨立運動”，但在20世紀60年代的成長過程中，大家都是用這套處處散發着中國現代化與民族復興氣息的國語，以毋庸置疑的中國人身份一起交流和論辯。因此，這一代的“台獨”運動者一樣繼承了同一國族語言的框架，飽受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啓蒙。

▍國語成為台灣人的論述語言

**國語使我們這代台灣人恢復了論述的能力。**回溯光復後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恢復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雖然有像《自由中國》這樣的刊物緊扣着台灣的政經情勢，但基本上還是由來自大陸的知識分子在主導。但到了60年代初，就已經有不少本省籍知識青年能夠純熟地運用國語來書寫與論辯了。**當李敖以《文星》雜誌引燃“中西文化論戰”時，諸多參與論戰的殷海光的弟子都是本省籍的，像何秀煌、許登源、洪成完等人。他們雖還年輕，分量不重，但都能洋洋灑灑、下筆成章，運用中文的邏輯思辨能力，比起大陸渡台的知名學者如胡秋原、徐復觀等毫不遜色。

如果説在20世紀60年代“中西文化論戰”中表現突出的本省知識青年只是鳳毛麟角，到了70年代，我們在論述上就普遍地了無障礙了。“保釣運動”之後的1972年底，在台大校園的學生報刊上發生了一場“民族主義論戰”。引起這場論戰的台大哲學系老師王曉波曾説，這是光復後台灣第一場“統獨論戰”。當然論辯所涵蓋的其實不只是“統獨”，還有“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民族主義vs.美式民主”“現代vs.鄉土”等左右觀點的問題。我們“保釣派”的對手是親“台獨”的、自由派的、國民黨學生的集結，但不論立場如何，參與論戰的學生絕大部分是台灣子弟。也就是説，**到了70年代，台灣重要的思想議題已經是戰後本省青年以國語積極參與論辯的領域了。**光復之後，這個新的“現代中國文化共同體”在有着舊唐山養分的土壤上，以二十多年的時間就重建起來。

1975年《台灣政論》出刊，接着出來《夏潮》《美麗島》等異議性刊物，上世紀70年代末又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在這些影響台灣後來政治與社會發展的思想論述中，統/獨、左/右、性別、現代/本土等議題的思辨架構，都以國語來承載、發展並限制。**到了我們這代人開始當起父母的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年輕的世代而言，國語就基本不再是到學校另外學習的“外來語言”，而成了所有台灣人自己的語言，甚至是最主要的語言。**於是當我們在餐桌上面對晚輩以新的“周鴻慶事件”來挑戰時，就不會再有失語的情況，而是可以流利地使用同一種論述語言——國語來交流。

▍小結

總的來説，在母語的論述功能在日據時代被摧殘、光復後也沒能恢復傳承的情況下，父執輩是無法傳述給我們一套文學與論述語言的。因此，“二戰”後出生的我們這代本省人，別無選擇地必須儘快學好國語，以便能順利地進行文學創作，與人論辯，並拓展出一片思想的世界。不僅如此，我們這代人還因為20世紀60年代的出版繁榮與思想爭論，對中國近代史進行了一次密集而精煉的歷史性補課。以致中國近代史上的兩大議題——國族與現代化——如今仍陰魂不散地在海峽兩邊持續發酵，兩岸的學者們繼續用這同一套語言來論辯詰難。

最後來講兩個弔詭：首先是，台灣人母語能力的退化竟給了國語發展的機會，讓台灣成為全中國方言地區推行國語最成功的地區。再則，相較於香港“佔中”現場粵語的一枝獨秀，在台灣所謂“天然獨”的“太陽花運動”中，與大陸相通的國語則是現場主要的語言。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原題為《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台灣人的國語經驗》，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