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裏年輕的癌症倖存者：為了活下來，我經歷了兩場戰鬥_風聞

3月的北京，柳樹還沒來得及抽出第一茬嫩芽，周影光禿禿的頭頂已經長出了新發。

對於癌症病人來説，這是樁喜事。自從去年9月，29歲的周影被確診為惡性生殖細胞瘤患者以來，她的身體和情緒就被捲進了一場長時間無序的動盪中。手術後，她恢復得很快，春節前的化療也順利結束。隨着身體指標漸次迴歸正常，返工上班，成了她的頭號大事。

病發前，周影做記者，高強度出差是家常便飯。大病初癒，她決定找一份新工作，沒成想，遭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打擊——有時是面試官的眼神和發問，一箇中年男領導曾經盯着她新長出的蜷曲小短髮，比對她過去的照片，問她現在的頭髮怎麼這麼短，並評價説，“以前很有女孩樣”。

更多時候是一些無疾而終的求職。原本聊得很愉快的面試，會因為提到她生病的事戛然而止；有時offer眼看都到手了，僱主也會在背調得知她病情後臨時反悔，撤回錄用決定。在周影看來，這些因癌而起的“歧視”，甚至給她帶來了超越手術和化療的煎熬。

“我才意識到，雖然戰勝了病魔，但我個人對於命運的抗爭才剛剛開始”，周影説。

確診後，周影在醫院。圖源：受訪者

周影的身後存在着一個數量日益龐大的癌症患者羣體。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發佈的數據，中國已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癌症大國”：2020年，中國新發癌症病例457萬例，佔全球23.7%。而據2020版《中國癌症患者生存質量白皮書》數據顯示，胃癌、肺癌、肝癌、乳腺癌、宮頸癌、結直腸癌、腎癌等多種癌症都呈現出了年輕患者(15-39歲)比例不斷增加的現象。

在大眾的傳統認知中，癌症似乎一直與絕症、死亡划着等號。患癌，意味着生命進入倒計時：要趁早休息，及時行樂，告別工作，等待死亡。但今天，隨着癌症治療方案越來越進步，存活率越來越高，患癌羣體，尤其是年輕的患癌羣體們更期待康復後儘快迴歸正軌。

“我不想餘生都生活在陰影裏”，周影説，她依然珍視自己的工作權利和職業理想。

兩個戰場

癌症患者大多“上過戰場”，比如37歲的張源。他脖子上那道11釐米長的疤，就是三十歲那場“惡戰”留下的證據。

但這不是張源最痛的地方。至少，他從沒為這個傷疤流過眼淚。讓他印象最深、最痛的畫面，出現在患癌後第三年——他因為癌症倖存者的身份失去了工作。得知消息的那天，巨大的委屈和無助襲上心頭，眼淚從公司門口一路憋過了地鐵，到家門口時，他終於蹲下身，哭了起來。

很多年後再回想起來，張源説，當時“不僅僅是失業那麼簡單，感覺是被全世界放棄了。整個人懸在了半空中，委屈，不甘，不屑，也對自己失望。怪自己為什麼沒把身體養好，為什麼會生病，為什麼把生活過成了這個鬼樣子。”

張源和癌症的交集始於2014年7月31日，甚至更早。

那一天，體檢做B超時，醫生髮現他脖子上有幾個“鼓包”，提醒他，可能是甲狀腺腫瘤。當天，抱着“會不會是弄錯了”的僥倖心理，張源輾轉跑了兩家三甲醫院。大夫們經驗豐富，簡單看兩眼，摸了摸，還沒做穿刺，就給出了凶多吉少的推論。

張源渾身發軟地蹲在醫院門口，腦子裏一片空白。

彼時，他在北京一家頭部互聯網公司從事內容運營，事業正處上升期。那段時間，他對環境的感知無非是户外日益嚴重的霧霾和新裝修辦公樓裏難聞的氣味。更早之前，他在媒體領域深耕多年，一年到頭都很少感冒。

接下來的半個月，張源請了假，瞞着父母住院、手術。病理顯示為“惡性腫瘤”，和三顆腫瘤一道被摘除的，還有他的全部甲狀腺。手術前，醫生寬慰他：甲狀腺癌是所有癌症中症狀最輕的，治癒率可達80%，已經算不幸中的萬幸了。醫生同時也提醒：“但它畢竟是個癌，你要做好未來兩三年和它糾纏、戰鬥的心理準備。”

手術成功，並不意味着癌細胞偃旗息鼓。醫生嘴裏的戰鬥，指的是張源不僅在術後需要終身服用甲狀腺激素，還必須持續警戒，與體內隨時可能復發的危險癌細胞進行對抗。

術後的頭一年，張源確實經歷了病情的反覆：每兩三個月都會接受一次大劑量碘-131放射治療——一種利用碘131射線殺死癌細胞的療法。放療的輻射非常大，每次治療，張源都被關在單獨的房間裏。治療結束後，他全身乏力、浮腫，噁心嘔吐，過一條馬路甚至要用十幾分鍾。

更大的焦慮是經濟上的。持續的治療需要持續的錢，除去報銷，張源還花了20來萬，存款早已耗盡，一度需要找朋友借。病友羣裏，常有人分享對返崗後工作的憂慮。張源也隱隱感到擔心，比任何時候都更渴望工作。

早期治療期間，他與公司主管一直同步病情、保持聯絡。讓他慶幸的是，主管當時表現出了極大的理解和寬容，還和部門HR到家中看望過他一次，對他説：休息吧，等病好差不多了再回來。

2015年夏天，張源見病情稍穩，兩次提出復工。第一次，他剛返崗沒幾天，指標就再次波動，只好請假又回去做了一次放療。再次復工的日子拖到了這一年9月，他終於回到公司，準備正式接入正軌。沒想到，等待他的是另一個戰場。

時隔一年，此前的工作團隊已因業務原因解散。原本從事內容工作的張源被劃歸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商務團隊，事先沒接到過任何通知和問詢；諾大的公司裏，張源也再找不到自己存在過的痕跡——辦公區域變了，相熟的同事離開了，連工位上的電腦和其他私人物品也不翼而飛。他四處找人問，沒人能給出解釋。

張源意識到“自己被遺棄了”。再往後，他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被邊緣”：商務團隊的領導從不給他分配核心工作，內部小團隊開會也不叫他。張源猜想，也許是因為自己病剛好，又是業務上的新手，領導不信任。但不會可以學，他嘗試向領導爭取機會，卻一次次被搪塞回來。

這期間，上級也勸過他主動辭職，並被告知如若辭職可幫忙要些賠償。張源不想失去工作，拒絕了這個提議，之後他再度被調崗，被安排到了另一個需要值班的信息支持部門。

“其實大家都不願意要我”，他感到了一種赤裸裸的被嫌棄。他想證明自己並不差。很長一段時間，他被安排值早班，早七點至下午四點。每個清晨六點四十五分，張源都會準時坐在工位上，需要加班時他也堅持，有時待到晚上七八點才離開。春節期間，他還獨立值了三天班。

即便如此，小半年後，張源還是接到了合同到期不再續簽的消息，理由是“工作效果不好，身體不適合工作，不能接受大夜班”。他覺得委屈，一方面並不認可這樣的工作評價；另外，由於組內也從未出現過大夜班的要求，怎麼就下結論説他“不能接受”呢？

2015年，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教師劉伶利治療癌症期間，被學院以曠工為由開除，隨後劉伶利向法院提起訴訟，然而在一審、二審法院都判定開除決定無效的情況下，博文學院卻遲遲不履行法院的判決，直到劉伶利老師去世。圖源：劉伶利微博

多方溝通後，張源意識到無法挽回：因為他得了癌症，公司已經決定徹底放棄他了。

憤怒和無助之下，張源寫了一篇名為《一名患癌症被離職員工有話説》的長文，發在公司內網上，並以羣發的方式發送至幾千名同事的工作郵箱。文中，張源細數了自己從患病、手術到復工，再到被邊緣化、被迫離職的全過程，向所有同事喊話，質疑公司歧視癌症員工。

帖子點燃了公司內部的輿情，評論區裏湧進了同事們1000多條評論。張源至今還收藏着當年的評論區截圖——留言中，最多的是“早日康復”，很多人支持張源維權到底，還有人建議公司成立專項基金，給病魔纏身的同事更多一些幫助。

那之後，張源和公司的關係徹底崩壞。人事部門最終與他商議，擬了一份後來被他稱為“不平等條約”的協議，補回幾個月病假期工資作為補償，條件是不可在外界傳播此事。當時，有朋友建議他應該繼續爭取，要一個相對清閒職位的轉崗機會。張源放棄了，他想要遠離是非之地，專心把病養好。

水面下的歧視

與張源不同，患癌十幾年的鐘小敏感受到的職場歧視更多是温吞、隱蔽且面目模糊的，它們不被擺在明面上，更常隱藏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水面之下，不仔細觀察壓根看不到——在液態青年的走訪中，這是大多數癌症倖存者遭遇到的常態。

“沒有任何人和企業會承認有歧視，只有當事人能感受到，也很難舉證。”鍾小敏説。

2008年，彼時27歲的鐘小敏被確診為乳腺癌。確診時，她的病情已經發展到了比較後期的階段，治療風險不小。鍾小敏原本是廣州一家外企的財務經理，病發前，她的手頭正負責着推動公司一個很重要的項目。為了不耽誤工作，她在確診初期曾一邊上班一邊化療，一直堅持到手術前夕。

手術後，她休息了四個月，再回公司上班時，她敏感地意識到，別人看她的眼神出現了細微的變化，一些不熟識的同事會偶爾打聽她的病情，同組同事照顧她，會默默替她抵擋閒言碎語，也從不讓她乾重活。

一開始，鍾小敏並不在意。直到2010年，當時她已經康復了一年多。一天，她得知，自己崗位之上有了一個晉升名額。上司約談了她，透露出想要提拔她的意願，並要求她做出“保證後續身體能堅持，不會復發影響工作”的承諾。

“但我不能做出一個我自己都無法確定的承諾”，鍾小敏感到荒誕又無力，她突然發覺，“原來從病的那刻開始，我就已經被區別對待了”。

被區別對待，幾乎存在於周影康復後求職的每一個環節。

最初她很自信。她的履歷也確實優秀——名校畢業，碩士，得過很多大獎，媒體資源豐富。此前，她換過三份工作，求職成功率在70%以上。但她也做了壞的心理準備，預想可能會有僱主介意她生過病，覺得坦誠溝通就好，不行就算了，“如果一家公司會因為疾病歧視我，那我也不認為這會是一個值得我付出的團隊”。

但一次又一次的碰壁，還是讓她慌了手腳。

有些回絕來得粗暴。一個獵頭曾聯繫到她，表示非常看重她的履歷，一定要幫忙推到一個好公司。周影不想隱瞞，主動告知了對方病史。結果消息剛發出，就顯示已被對方從微信上拉黑。

周影也知道，隱瞞病史，撒個謊、把病休期搪塞過去可能是權宜之計，但她不想違背自己的原則，“得癌症不是我的錯。”

更多拒絕是模糊而滯後的，這使得她只能在一次次漫長等待中捕捉那些“沒有消息的壞消息”。有一次，她經過朋友內推，將簡歷轉給了一位頭部教育平台的中層主管。這位主管與周影有過交集，知道她生病的事，便委婉地問她“是不是和小A一樣的病”——小A是她們共同認識的一個女孩，得了甲狀腺癌。周影如實説了。幾天後，對方沒了消息。發信息詢問，也沒得到回覆。

另一次，周影參加了一家電商公司內容工作的面試。面試過程愉快且順利，兩天內就面完了兩輪。第二輪面試末尾，業務leader在閒聊中得知她去年做了手術，病休了半年。那之後，對方找推薦人打聽過周影的病情。

她再沒等到下一輪面試的消息。

周影住院時的影像。圖源：受訪者

工作的權利

周影不太甘心。她記得，自己剛結束手術那陣，也經歷過一時的意志崩塌，“第一反應就是日子不想過了，也不願想未來了”。但康復後，工作的衝動又時時盤旋在腦海裏。她冷靜下來分析，一方面接受了自己不再適合高強度工作的事實，但也不願意就此放棄一切職業理想，變成一個完全和過去的自己背道而馳的人。

過去的周影是一個將工作視為生活全部的人。當記者時，她常奔波於新聞一線，幾次出現在危險的爆炸事故現場。生病後，母親的一個朋友到北京看她，安慰她，“以後安安心心的，啃老就行，家裏也不是養不起”。周影是家中獨女，長輩心疼她，希望她最好不要急着工作，實在不行就回老家跟父母一起過日子。但周影不願意。

“工作可以帶來成就感”，鍾小敏也是一個事業心重的人。

她的工作一度以數據分析為主，不必坐班，在家也可完成。也因此，身體指標一回正，鍾小敏便回到了崗位。主治醫生也支持，並告訴她的家人，“盡快回到工作中，對病人身心發展有利”。

但鍾小敏對工作的熱愛與自信最終還是在人們對癌症的偏見中被消耗殆盡。拒絕“承諾不復發”後，她的上司沒有現成的更好晉升人選，於是決定延緩，從頭培養一個職級更低、在鍾小敏看來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同事。上司沒有挑明，但鍾小敏卻在心裏默默做了歸因：因為“她沒病，她穩定”。

三年後，這位同事獲得到了晉升。即使早就預知了結果，但鍾小敏看到正式的任用郵件，聽到其他同事道出“恭喜”二字時，還是有一種“被電到”的衝擊感。

公司寧願花三年時間從頭培養一個人，也不願意選擇自己，鍾小敏慢慢陷入一場持續的自我否定和懷疑中，“沮喪、難過，抱怨世界不公。會想，這三年自己的付出有沒有意義。”

圖源：圖蟲創意

一次次原因模糊的失敗求職經歷，也一度動搖了周影原本堅定的自信心，她甚至開始懷疑：僱主否定我，真的只是因為我的病史嗎？萬一就是我個人能力不夠呢？

更讓她難過的是，面對無處不在的異樣眼光，她甚至很難找到合適的人傾訴。曾經，周影向一位在她看來“內心柔軟，共情能力強”的朋友吐槽過自己在職場上遭遇的歧視，對方簡單回應：你是不是想太多，過於矯情了？

重建

抗癌戰場上的倖存者，再經歷職場上明槍暗箭的歧視，很難不變得敏感脆弱。

2016年，離職之後的張源曾一度不肯接受現實。很長一段時間裏，他依然每天按照上下班時間出門、回家，騙身邊人，也騙自己。此後，他的病情再度波動，直到幾次漫長的旅行散心後，身體才逐漸迴歸平穩。再找工作時，他試過坦白病史，過程總是不順利。再到後來，他不再主動“交代”，才終於得到心儀的offer。

如今，張源在互聯網行業做到了總監職位，成為了一定程度掌握“生殺大權”的決策者。有次碰上公司裁員，他特地叮囑HR，務必摸清其中有沒有正生着病的同事，“要儘可能保護他們”。

周影則至今無法完全接納自己得癌症的事實，每隔一段時間還會鑽牛角尖，冒出一些“我怎麼那麼慘”的念頭，但好在，現在她總是很快想通，朋友們陪着聊聊天，就能更快地好起來。

現在的周影，已經入職了一份自己喜歡的新工作。面試時，她沒有隱瞞自己的病情，現任領導們也給了她這個機會。

和其他得癌症的年輕人相比，周影覺得自己有過工作經驗，還有家庭支持，已經算是幸運。她認識一個大學時期就患癌的男孩，如今三十多歲了，一直在家待着，沒機會進入職場。她覺得，這些把很多時間耽誤在醫院裏的癌症倖存者們，或許還面臨着貧困的窘境，如果社會不接納，沒有制度來保障，光靠人性和道德很難兜底。

最近，周影的工作和生活都越發充實起來。忙的時候，她甚至會忘掉一年前生的這場大病，把自己純粹當一個普通人，除了手上和腹部留下的手術和治療疤痕會時不時發癢。

至於鍾小敏，在經歷了病情的兩次復發和因癌症導致的晉升受阻後，她最終身心俱疲，選擇辭職養病。今年她40歲了，未婚未育，負擔不大。這幾年裏，她看了很多心理學書籍，去了很多地方旅行，偶爾家人會來照顧她，還常常約朋友聚會，病情未平，但也還算自在。

但鍾小敏説，她還是最渴望康復後上班。工作於她而言早已超過了經濟層面的需求，而成為了一種精神寄託，更多的是“想實現自我價值，重新與社會建立連接”。

在知乎、微博、百度貼吧等公共平台上，總不乏一些年輕的癌症倖存者討論“如何順利通過入職體檢”“如何成功隱瞞病史找工作”等話題。其中，有網友感嘆，得過癌症後的人，即使治癒，也一輩子揹着類似“刑滿釋放者”的名聲。

北京癌症康復者協會副會長、乳腺癌倖存者李奕告訴液態青年，儘管她感知到了癌症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但人們聞癌色變的偏見卻依然頑固：一次，癌症康復協會的成員們在公園打太極，一羣遊客想跟她們一起玩，李奕自我介紹，“我們是癌症康復會的太極拳隊”，對方嚇得撒丫子就跑。李奕覺得傷心，她説，對癌症的偏見和歧視先是廣泛存在於大眾觀念層面，然後才落在了年輕癌症倖存者的就業層面。

作為還年輕的癌症倖存者，周影曾經幻想過，如果有朝一日自己有能力創業，可以做一家只招癌症病人的公司，證明給別人看：得過癌症的人也可以工作，而且能做得很棒。

她也從來不刻意迴避自己得癌症的事。認識新朋友時，甚至會主動告訴對方自己是個癌症患者，“有種惡作劇的心態，覺得對方肯定會嚇一跳”。

“然後我就可以多告訴一個人：‘你看，癌症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沒那麼可怕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