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偏安求存不惜默許“兩個中國” 李登輝的獨台恩師是蔣經國_風聞

日前，台媒重新刊載了日本作家本田善彥在2020年《亞洲週刊》發表的舊作《蔣經國曾考慮接受日本跟兩岸都建交？》，記錄了近半個世紀前，面對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即，國民黨當局最後的苦撐與掙扎，透過親歷者的講述，還原了在“外交”挫敗與兩岸劇變衝擊之下，一個不同於過往認知的蔣經國。

中日關係正常化在即

將時間拉回到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第1976次全體會議上，就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國提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進行表決。最終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新中國得以重返聯合國。

在行將表決前，台“外長”周書楷見大勢已去，率團黯然離場。國民黨在台的“外交局勢”急轉直下，當月就有比利時等六國與之斷交，至年底增至23國，鑑於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修好，彼時的日本也急欲轉向。

1972年7月5日，日本大選，田中角榮當選首相，當選後即表示要完成“中日關係正常化”，8月，已經轉任行政部門政務委員的周書楷向蔣經國建議，利用昔日偽滿時期遺留的特殊管道作最後努力，赴日遊説的人選，鎖定與日本淵源深厚的齊世英與梁肅戎。

前者是《巨流河》作者齊邦媛女士的父親，他在1925年參與郭松齡反奉失敗後躲進日本領事館，1948年當選遼寧省立委，到台灣後，在立院反對台電漲價，遭國民黨開除黨籍，開始在黨外活躍。

而小齊世英20歲的梁肅戎出生在日據時代的東北，在1939年梁考入偽滿洲國國立長春法政大學，並於同年秘密加入國民黨地下組織，從事抗日工作，期間被捕入獄，直到抗戰勝利才獲釋。1948年1月。梁當選第一屆立委，到台灣後，曾擔任過雷震的辯護律師，後還曾因出任彭明敏的辯護律師的緣故，與黨外運動人士互動頗多，再之後當選“立法院院長”，晚年力抗李登輝台獨路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在此概不贅述。

而這次赴日遊説的對象是與齊世英私交深厚的元老政治家吉田茂、其弟佐藤榮作、自民黨最大派系領袖福田赳夫以及該黨副總裁椎名悦三郎等，然而，時代的潮流與趨勢註定了這樣的努力是徒勞的，由於日本官方主意已定，東瀛之行對幻想挽狂瀾於既倒，作出背水一戰之姿的台當局而言，並沒有取得任何實質進展。

作家本田善彥在文中特別記述了齊、梁二人回到台灣後與蔣經國的一段對話：

齊和梁抵達松山機場後直奔外交部，沈昌煥（台“外長”）和“行政院長”蔣經國聽取報告，他們詳細地彙報日本輿論的趨勢和自民黨各派系的想法……報告完畢後，梁直接問蔣經國“假如日方和中共建立邦交後，不宣佈與我斷交，我們要接受嗎？”蔣經國長考後講一句“聽日本的吧”。

對於蔣這種默許“兩個中國”的態度，當事人之一的梁肅戎認為，“經國先生的那一番話，照文字來看應該解讀為’先聽日本的説法，再檢討’比較對，但我當時感覺到，經國先生也許在暗示’日方跟中共建立關係後，若不宣佈與我斷交，我不拒絕’的意思。當然我們都深知中共絕不會接受所謂兩岸雙重承認，但還是有一股寄託一絲絲希望的心情。”

作者本田善彥更直白地指出，蔣經國的態度，可謂繼承着蔣中正於前一年為保衞聯合國席位所採取的默許“複合雙重代表制案”，事實上默認雙重承認的思維。

本土化與“兩個中國”的發端

而從之後的歷史脈絡觀察，也印證了此點。即便是在不斷對外宣揚“漢賊不兩立”年代，蔣經國也已經開始解構不容置喙的“一箇中國”，以至在他去世11年後，經過一系列的鋪陳，他的繼任者李登輝正式將“兩國論”搬上台面。

1972年，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在蔣介石身體每下愈況後，成為台當局真正的決策者，由於台灣在國際上更加孤立，黨外要求政治革新的呼聲越來越高，內外交困之下，國民黨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的措施，在政治大力培植台灣本省精英的同時，在經濟上也開始“推動十大建設”，昭示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決心。

由此帶來的直接影響是，蔣中正時期堅持“一箇中國”以軍事反攻為目標的大陸政策到了小蔣接班以後，已經不可避免地轉向以“保台優先”，即為了維繫“割據政權”的存續，縱使“王業”也能偏安，這與其説是一種政策的選擇，毋寧説是面對1949年在大陸失敗後的一種心態，而這種心態，也對日後國民黨的兩岸主張產生的深遠的影響，此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在逐步解構“一箇中國”的問題上，彼時的台當局採行的是循序漸進方式：比如在1970年代初，蔣經國就請回年輕的旅美學者魏鏞，研究出一套“獨台”理論，即“多體制國家”（Multi-System Nations）理論，主張國際同時承認兩岸。這一論述，在1980年10月，時任台“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魏鏞於參加韓國召開的“第六次統一問題學術會議”時首度公開。

其基本論點是：分裂國家內不是分成兩個或更多的國家，而是“一個國家出現一個以上的體制之間的競爭和對立”；“雙方可以作為’政治實體’各自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國際社會同時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所謂“中華民國”。

1982年，時任國民黨當局的高參，美國布朗大學教授高英茂與馬里蘭大學教授丘宏達，在給台“國家建設研究會”共同撰寫的文章中，又提出“雙體制國家”概念。高、丘的基本觀點是：1970年之後，在國際形勢有利於中共而不利於台灣的情況下，為“創造新的外交局面”，台灣當局“應提出新的觀念及國際法理論”，即“雙體制國家”的理論。此主張與“多體制國家論”類似，旨在“提供處理一個國家之內的兩個體制並存時的外交承認及其他國際行為等問題”，“不涉及此等國家間的內部統一問題及政治爭執”。

 “雙重承認”更為日後李登輝以“對等政治實體”公然製造“兩個中國”在客觀上作出了理論鋪墊。

“兩國論”從理論轉向實踐

1989年1月5日，蔣經國去世一年後，時任台“外交部次長”的章孝嚴在“立法院”表示，雙重承認不是我們的外交目標，但可以作為一種手段，外交部已經很嚴肅研究過這個問題。

1991年7月8日，台“行政院新聞局”更公開在《紐約時報》言論版刊登政治廣告，宣稱台當局願意接受其他國家暫時性雙重承認，直接暴露了圖謀“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真面目。

尤其在1990年代中後期，李登輝變本加厲地推行“務實外交”，要求以“對等政治實體”的身份參與國際社會，要求大陸不阻擾台灣當局開展對外關係，提出“海峽兩岸必須在對等的地位下才有談判可能”，不僅要求體現在兩岸談判中，而且必須體現在國際社會，要求“彼此採取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立場，共同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

1994年7月，台當局公開發表了“台海兩岸關係説明書”，提出不在國際上與中共競爭“中國代表權”，“二者既處於分治局面，理應各自有平行參與國際社會的權利。”

事實上，所謂的對等政治實體，一國為“虛”雙重承認是“實”，無論是用“以一箇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一個分治的中國”還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包裝，而後的歷史也充分證明，沒有一中的未來式，只有分裂進行時。

1999年7月，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當時台灣《聯合報》民意調查顯示，有80%民眾贊成“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有50%以上的台灣民眾贊成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台灣《中國時報》民調顯示，有43%的民眾支持李登輝的“兩國論”主張，在長期的輿論誤導下，“一箇中國”的政治認知在島內日漸模糊。

偏安求存造成分離惡果

事實上，進入1980年代，當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隨着兩岸力量的消長，國民黨當局在外交戰場的節節敗退，內外交困之際擺在蔣經國面前的無外乎兩條路，其一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接受大陸遞出的橄欖枝，實現民族和解，國家統一，其二，繼續分離割據通過本土化“以退為進”，對抗大陸“統戰”。

顯然，在歷史抉擇的關口，為偏安求存，蔣經國選擇了後者，從默許“雙重承認”開始，追求統一的目標已經從台當局的兩岸政策中立場後退。以上調整固然有現實主義的考量，但為了與祖國大陸分庭抗禮，不惜將反共置於民族大義之前的心理，似乎才是蔣經國大陸政策改變的深層次原因。

時過境遷，當不乏“台獨”主張者都在肯定蔣經國的“開明”，如果不能理解蔣經國乃至國民黨面對兩岸力量消長的微妙心態，恐怕就會錯讀所謂“吹台青”政策；恐怕也就不能理解，蔣經國為何要解除解嚴，甚至在生命尾聲告訴馬英九，“國民大會”不必設立大陸代表制，在此之前還要他去查“政府”1949年遷台後有無宣佈“中華民國”政府仍代表全中國。

而這種在內心深處流動的“不甘心失敗”的潛意識，70多年來，也始終貫穿於國民黨的兩岸思維中。

在國民黨自認掌握政經優勢的年代，不惜以軍事手段要完成“反攻大陸”，當國民黨認為在兩岸對比中已處於相對弱勢的一方時，又轉向“抗統割據”，昔日因自大不惜吃掉對方，如今又因自卑極力避免被對方“吃掉”（統一併非誰吃掉誰，而是反共輿論誤導），看似天淵之別的背後，唯一不變的是“反共反共再反共”，是否堅持“民族主義”，端賴是否能完成“反共”目標。

而這種自大與自卑結合的矛盾心態，也構成了台灣社會看待中國大陸的主旋律，以前嘲笑大陸一窮二白，如今又要強調自己更加文明進步，開化高等，皆是這種失衡心態使然。而這種井底蛙心態下的精神勝利法，也正是拜國民黨幾十年的“反共”洗腦教育所賜。

國民黨掘墓人是蔣經國

1999年5月8日，為配合2000年大選，民主進步黨召開的第8屆“全代會”第2次全體會議中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內容是承認“中華民國”的所謂“獨立國家”的地位，就功能性而言，這是一種為淡化“台獨”色彩，拓展中間選票，不必宣佈法理“台獨”的實質分裂路線。相較李登輝在兩個月後提出的“兩國論”主張並無本質不同，同年8月29日，國民黨全代會也把“兩國論”寫入政治決議文，提出以“特殊國與國關係明確定位兩岸關係”，自此國、民兩黨已經完成合流，在兩岸關係政治定位的立場上取得一致。自此，在面對民族和解與國家統一問題上，台灣已無朝野、藍綠之分。

更應看到，李登輝主政時期台灣當局大陸政策調整絕非個人意志作出的陡然轉變，從默認雙重承認到“多體制國家”理論的提出再到以“對等政治實體”放棄“一中代表權”的爭奪，可以説到1999年7月李登輝正式拋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岸定位，這一分裂圖謀，經歷了發端、發展的醖釀過程，是跨越兩代台灣地區領導者，從理論探討轉向政策實踐的結果，某種程度而言，李登輝扮演的是蔣經國路線接續者的角色。

毋庸諱言，蔣經國“革新保台”路線有其時代背景，比如自1970年代以後，聯大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後，國民黨當局的國際生存和活動空間驟然縮小。再比如，隨着大陸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到台灣後日漸凋零，加之黨外運動如火如荼，開放黨禁報禁的呼聲四起，無疑促使以他為首國民黨當局加速政權本土化。

然而，放棄對所謂“中國法統代表”的堅持，將自己置於外來政權的地位，便失去了統治台灣的正當性；“民主化”雖可以一定程度緩和這種社會矛盾，但隨着島內本土意識高漲，反而引發反對勢力更為強烈的反撲，而透過選舉又強化了台灣人的“國家”意識，昔日威權統治造成台灣本省族羣的積怨與不滿，被轉化為以“打倒國民黨驅逐外來政權”訴求“國族認同”的政治正確，國民黨的統治基礎並未因此得到擴大。這是一個在光復後沒有經歷 “去殖民化”，在冷戰時期又形成與美國帝國主義的新的宗主-殖民關係的台灣社會，“以拖拒統、以拖待變”引發的必然結果，不面對國家統一，終究治標不治本。以此觀察，將國民黨帶向這條痛苦徘徊之路的不是李登輝，而是蔣經國。

而透過日本作家本田善彥，對在中日關係正常化前台灣當局奮力苦撐的記錄，無疑讓更多人瞭解了蔣經國，這個被無數後來者給予高度評價的台灣領導者，在半個世紀前面對“一箇中國”的真正態度，瞭解了他面對民族和解與偏安政權存續間的抉擇，也為認識今天的兩岸關係，提供了更為深刻的思考與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