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永定長文剖析國際貨幣體系演變與中國定位_風聞

“在‘尼克松衝擊’之後，我們是否還會面對‘拜登衝擊’？”

在為即將出版的高海紅教授新著《變化中的國際貨幣體系: 理論與中國實踐》一書所作的序中，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拋出上述疑問。在他看來，“如果以往的經濟理論還有存在價值，我們就不能不對美國的極度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無限量貨幣寬鬆政策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可能衝擊深感憂慮。”

在回顧、梳理了自1870年代以來國際貨幣體系從金本位制、佈雷頓森林體系到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歷史沿革之後，餘永定剖析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種種弊端。他指出，後佈雷頓森林體系最根本特徵是美元本位，美元與黃金脱鈎，美元信用由美國強大的政治、經濟、金融和軍事力量作為支撐。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弊端顯現，存在通貨緊縮傾向、不平等性和不穩定性三大缺陷，其背後的根源是：作為一種國別貨幣的美元充當了國際儲備貨幣。

就中國而言，餘永定強調，中國不僅需要在現存體系中趨利避害，而且必須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國際貨幣體系演變與中國的定位

——評《變化中的國際貨幣體系: 理論與中國實踐》

高海紅教授是“60後”國際金融專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的創建人，一直是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國際金融研究的領軍人物。我與高海紅教授共事26年，經常同她探討國際金融問題。高海紅教授概念清楚、思維縝密、視野開闊，在同她的學術交流中我受益良多。高海紅教授嚴謹治學和低調謙虛受到學界同儕的廣泛好評。

高海紅教授的新著《變化中的國際貨幣體系: 理論與中國實踐》是她長期研究國際貨幣體系的總結與概括。該書內容包括了中國學界在過去幾十年中所討論過的與國際貨幣體系相關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由於我們是長期合作者，我十分認同她在書中所闡述的主要觀點。如果有什麼分歧的話，很可能是我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更極端一些，而她則堅持一種更為平衡的立場。

中國的開放過程很大程度是加入國際貿易和國際貨幣體系的過程。長期以來，中國基本上是現存國際秩序的接受者而不是建立者或改革者。但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形勢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

一方面，經過40多年的艱苦奮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貿易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美元外匯儲備國（有時被日本超過）、世界最大債權國之一（2019年擁有24.5萬億美元海外資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第三大股東；人民幣國際化也取得長足進步，人民幣成為IMF的特別提款權（SDR）籃子的第三大構成貨幣。中國有權要求國際貨幣體系能夠更多傾聽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聲音。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特別是2008年以來，儘管美元始終是國際貨幣體系（包括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本位貨幣，美國政府卻越來越不願意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特朗普執政時期所實施的政策更是公然打出“美國第一”的旗幟。**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必然會動搖美元的本位貨幣地位。**如果以往的經濟理論還有存在價值，我們就不能不對美國的極度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無限量貨幣寬鬆政策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可能衝擊深感憂慮。在“尼克松衝擊”之後，我們是否還會面對“拜登衝擊”？

改革開放之前，無論國際貨幣體系發生何種動盪，中國基本上不會受到嚴重衝擊。現在，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最重要參與者之一，國際貨幣體系的任何動盪和變革都可能會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造成難以估量的重要影響。中國不僅需要在現存體系中趨利避害，而且必須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長期以來，中國的國際金融學者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沿革、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可供選擇的改革路徑已經進行過相當深入的研究。在當前的複雜形勢下，我們有必要對這些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細緻的研究，並儘快在此基礎上形成中國的國際貨幣體系危機應對預案和中國自己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案和路線圖。我相信，高海紅教授的新作將對這一努力做出重要貢獻。

國際貨幣體系沿革：

從金本位到後佈雷頓森林體系

任何國際貨幣體系都必須能夠行使兩大功能:提供足夠的國際流動性(liquidity)和調整（adjustment）國際收支平衡。而為了能夠行使這兩大功能，**任何國際貨幣體系都必須首先回答三個基本問題：選擇什麼貨幣作為本位（standard)、如何決定匯率以及如何管理資本的跨境流動。**對這三個問題的不同解決方案，定義了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

金本位制

18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際貨幣體系以黃金為本位。在金本位下，一國貨幣和黃金按貨幣的法定含金量自由兑換，黃金在國家之間自由流動。一國黃金產量和貿易盈虧決定黃金儲備量（存量），而後者則決定該國貨幣發行量。換言之，在金本位下，貨幣發行量存在由黃金儲備量決定的上限和下限。在金本位時期，英國在絕大多數年份保持貿易逆差。但由於投資收入始終是順差，直到1930年代之前，大英帝國一直都是經常項目順差國。由於黃金儲備充足，英鎊成為金本位下的主要國際支付手段，英格蘭銀行成為世界的銀行。當時的金本位制實際上也是英鎊本位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暫時中止實行金本位。按英鎊和美元的法定含金量，戰前英鎊對美元的匯率是1英鎊兑換4.86美元。由於戰爭期間英國通脹嚴重,而美國的通脹較輕，戰爭接近尾聲時，英國政府讓英鎊對美元貶值到1英鎊兑換4.7美元。1920年外匯管制解除之後，英鎊對美元貶值到1英鎊兑換3.44美元。在戰後一心希望恢復金本位的英國政府實行了貨幣緊縮政策。在戰後的兩年之間，英國信貸增速下降了20%，物價下降了34%。1922年，在付出失業率高達14%的代價後，英鎊對美元匯率回升到1英鎊兑換4.61美元。1925年丘吉爾宣佈恢復金本位，同時讓英鎊對美元匯率保持在戰前的1英鎊兑換4.86的水平上。

理論上，金本位具有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遏制通脹或通縮的自動調節機制。例如，如果國家A的財政赤字貨幣化政策導致物價上漲，相對物價穩定的國家B，A對B出現經常項目逆差，黃金由A流入B。為保證金本位要求的貨幣兑換黃金比率不變，A必須緊縮貨幣供應，而B則可以增加貨幣供應。其結果是：A物價下降、出口增加；B物價上漲、進口增加。這個調整過程要一直持續到國際收支恢復平衡。在此過程中，A的通貨膨脹被輸出到B。

金本位得以實行的前提條件是各國都遵守“金本位的遊戲規則”。如果B擔心本國物價上升，在黃金流入的同時，阻止本國銀行擴大貨幣供應量。則金本位的自動調節機制就會失效。以英美兩國為例。戰後，當英國採取貨幣緊縮政策以恢復金本位的同時，美國拒絕執行更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一方面，英國黃金儲備不斷減少；另一方面美國黃金儲備不斷增加。除非採取進一步的貨幣緊縮政策，英國將無法維持1英鎊兑換 4.86美元的匯率（同時也意味着英國政府無法維持原定的黃金-英鎊平價）。其實，英國在恢復金本位的時候，把英鎊的含金量定的低一些（對美元的匯率定的低一些），情況可以會有所不同。但教條主義的英國卻認定：維持英鎊原有含金量不變是金本位應有之義，不肯改變英鎊的含金量。黃金儲備的減少迫使英國在1931年宣佈放棄金本位。隨後其他國家也紛紛退出金本位，世界進入了無序的競爭性貶值時代。大國之間的“以鄰為壑”的貿易和匯率政策大大加劇了1929年-1939年的“經濟大蕭條”。

佈雷頓森林體系

戰後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最基本特徵，是以美元為中心的金匯兑本位制和固定匯率制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協議條款，各國貨幣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其波動幅度上下不得超過百分之一。而美元同黃金的兑換比率則固定為35美元兑換1盎司黃金。其他國家貨幣同美元而不是同黃金直接掛鈎，可以用美元儲備代替黃金儲備，從而緩解了這些國家黃金儲備不足的問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只有在當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失衡”  (fundamental disequilibrium)，並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批准之後，才能實行貨幣貶值。對什麼是“根本性失衡”，並沒有明確定義。一般的理解是，如果國際收支不平衡已無法通過調整國內政策加以糾正，國際收支不平衡就是根本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對國際收支暫時失衡的當事國提供信貸便利，以儘量減少貶值的必要性。各成員國必須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把一定數量的黃金和本國貨幣存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幫助出現國際收支困難的國家。成員國從基金借款(通常是借美元)時必須以本國貨幣交換，然後再在三、五年之後用美元將其買回。一般認為，佈雷頓森林體系存在三大問題。

**第一是特里芬問題。**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是國際貿易中唯一的交易媒介、結算工具。為了滿足國際貿易的需要，美國必須為國際貨幣體系提供足夠的“美元流動性”。1960年，比利時經濟學家特里芬指出：佈雷頓森林體系能否維持取決於海外美元持有者對美元的信心，更確切地説，取決於他們對美國政府能否履行35美元兑換1盎司黃金承諾的信心。但是，對美元流動性的需求將隨國際貿易量的增長而增加，而黃金產量的增長卻是有限的。這樣，海外居民美元持有量對美國黃金儲備的比例將越來越高。這種趨勢最終將動搖美元持有者對美國政府遵守35美元兑換1盎司黃金承諾的信心，進而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特里芬關於黃金儲備不足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預言從根本上是正確的，但佈雷頓森林體系走向崩潰的實際路徑與特里芬的預期並不盡相同。事實上，隨着歐洲和日本經濟的復甦，出口競爭力的提高，美國貨物品貿易順差減少，而服務貿易逆差（包括海外軍事開支）則持續增加。在經常項目順差逐漸減少的同時，美國的資本項目（政府海外貸款、海外援助和私人資本流出）始終維持逆差，而且大於經常項目順差。國際收支狀況的不斷惡化迫使美國不得不越來越多的依靠輸出美元來平衡國際收支。戰後的“美元荒”變成50-60年代的“美元過剩”。可見，最終動搖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原因並非特里芬所預言的貿易增長導致的美元供給相對黃金供給增長過快，而是美國的持續國際收支逆差導致的美元氾濫。

美國的持續國際收支逆差説明美元高估。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在非官方市場上黃金的美元價格持續出現上漲趨勢。投機者在官方市場出售美元購買黃金，在非官方市場出售黃金購買美元以牟取價差。1949年底美國黃金儲備超過對外國短期負債（包括債券和證券）的數額為182億美元；而到1958年底，上述數額不足50億美元。從1950年至1957年，美國黃金儲備平均每年減少13億美元，僅1958年就減少了近30億美元。隨着美元對黃金貶值預期的加強，投機者拋售美元、搶購黃金的風潮一浪高過一浪。1948年，美國擁有全球貨幣儲備的2/3。到1960年底，美國黃金儲備額下降至194億美元，而包括短期和長期在內的對外流動負債為189億美元，美國的黃金儲備尚能彌補外國機構和私人對美元兑換黃金的需求，但兩者之間的差額只有5億美元。到1970年，美國黃金儲備進一步降至145億美元，同期美國對外流動負債高達402億美元，其中僅短期流動負債就已超過了黃金儲備，達234億美元。1971年，相對於外國官方和私人分別持有的400多億美元和300多億美元，美國持有的黃金儲備只有100多億美元。1971年8月法國已經把92 %的外匯儲備換成黃金。同年8月英國政府要求美國財政部把價值30億美元的黃金從諾克斯堡轉移到美聯儲在紐約的金庫。面對黃金儲備的急劇流失，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佈關閉“黃金窗口”，撕毀35美元兑換1盎司黃金的承諾，佈雷頓森林體系轟然倒塌。

第二是國際收支失衡糾正機制失靈問題。作為最後手段，佈雷頓森林體系允許成員國在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失衡”時，對匯率進行調整，以恢復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但調整幅度僅為1%。在金本位制度下，國際收支失衡可以通過黃金的跨境流動得以調整。但在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制度下，糾正國際收支失衡只能由當事國採取緊縮或擴張貨幣政策加以糾正。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政策目標往往同國際收支失衡國的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相矛盾。

例如，1962年英國首相麥克米倫曾建議美國把美元貶值到70美元兑換1盎司黃金，遭到肯尼迪總統拒絕。肯尼迪認為這將釋放美國經濟狀況不佳的信號，但他同時也不想採取緊縮政策。1960年後期國際收支平衡惡化，與此同時美國的就業和通貨膨脹形勢也在惡化。為了減少國際收支逆差，美國本應採取貨幣緊縮政策（如升息），而其他國家則應採取貨幣擴張政策。但美國各界已形成充分就業（失業率不超過4%）是最重要政策目標的共識，美聯儲難於實行緊縮政策。美國也嘗試通過資本管制抑制資本外流。例如，1963年美國開始徵收利息均等税(IET)以阻止美國居民在海外購買金融資產。在嘗試過各種辦法都無濟於事，或代價太大的情況下，尼克松政府選擇了美元貶值。先是美元對黃金貶值7%，而後各國匯率波幅的允許範圍擴大到2.5%。1973年3月，各國匯率開始自由浮動，佈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終結。

**第三是戴高樂問題。**法國總統戴高樂指出，建立在任何單個國家貨幣基礎之上的貨幣體系都是危險的。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被自動視為等同於黃金。戴高樂認為事實上的美元本位使美國可以過上入不敷出的生活（to live beyond its means），並強迫歐洲國家為美國承擔建立海外軍事帝國的費用。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由於美元幾乎是唯一的可以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充當交易媒介、結算手段和價值貯存的貨幣，其他國家都不得不持有一部分美元外匯儲備。這樣，美國就可以印刷“借據”換取外國資源，而不用擔心外國會使用這部分美元，即憑藉這些“借據”向美國索取產品、勞務和金融資產。換言之，作為向全球提供流動性的交換條件，佈雷頓森林體系允許美國向全球徵收鑄幣税。

如果各國增持的美元儲備同國際貿易增長相對應，應該不會出現通貨膨脹，美元的國際購買力不會下降。在1960年代初期，美國物價水平相對穩定。1960年至1965年間，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了6.54%。但是在196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越南戰爭、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美國財政赤字急劇增加，物價開始加速上漲。1965年至1970年間，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增加了23.07%，年均上漲4.25%。美元國內實際購買力下降意味着美元對黃金和其他國家匯率的高估。海外居民持有注水的美元意味着他們還要向美國繳納通貨膨脹税。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初期，美國是通過資本項目逆差（馬歇爾計劃等）為國際貨幣體系提供流動性的。但隨着經常項目由順差轉變為逆差，美國開始通過增加負債來提供流動性。法國著名經濟學家魯夫（Rueff ）借用裁縫和客户之間的關係解釋了這種變化的實質：

“如果我的裁縫（順差國）希望和我（美國）達成協議——只要我把買衣服的錢付給他，他在當天就會以貸款形式把錢返還給我——我是不會反對從他那裏訂製更多衣服的。” 

這樣，裁縫（順差國）不斷為客户量體裁衣，積攢下越來越多的借條；客户（美國）為了得到新衣服，唯一要做的事情是開借條。這些借條最終能夠兑現什麼？兑現多少？沒人知道。

後佈雷頓森林體系

自1973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一個 “沒有體系的體系”，即“後佈雷頓森林體系”成為當今世界的國際貨幣體系。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存在三大特點：第一，多種國際儲備貨幣並存，但美元依然是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第二，多種匯率制度並存，但絕大多數國家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第三，資本自由流動，但不禁止實行不同程度的資本管制。

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最根本特徵是美元本位（不是黃金-匯兑本位制）。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不再有黃金支持。對外國持有者來説，美元僅僅是由美國政府開出的、以國家信用擔保的借條（“IOU”）。

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有黃金支持尚且崩潰，同黃金脱鈎後，沒有任何內在價值的美元為何依然能夠充當本位貨幣呢？這一問題的回答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並非是市場對美元的不信任票、而是對美國政府35美元兑換1盎司黃金承諾的不信任票。美元與黃金脱鈎後，投機空間大幅縮窄，特里芬問題消失。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儘管美元對黃金的價格劇烈貶值，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貶值則相對温和，且有雙向波動。這説明，美元的本位貨幣地位本身並沒有發生根本的動搖。儘管美元不再有黃金的支持，但由於有強大的政治、經濟、金融和軍事力量為後盾，美元信用並未喪失。

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下，跨境資本的狼奔豕突，各國之間的雙邊匯率變動頻繁且劇烈，貨幣危機、債務危機、國際收支危機以及金融危機的發生頻度大大超過佈雷頓森林體系時期。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全球貿易得到迅猛發展，全球金融一體化大大加強，世界經濟平均增速雖然明顯低於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增速，但全球經濟畢竟並未發生金本位下的長期衰退。因而，儘管有種種不滿，但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合理性並未遭到過根本性挑戰。

​現階段國際貨幣體系弊端與中國定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結束了這種狀況。2009年聯合國授權建立的“斯蒂格利茨委員會”指出，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存在三大缺陷：通貨緊縮傾向、不平等性和不穩定性。而這些缺陷的根源則是：作為一種國別貨幣的美元充當了國際儲備貨幣。

所謂通貨收縮傾向是指，為了避免經常項目逆差導致貨幣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非儲備貨幣國往往要積累相當大量的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的積累，意味着購買力的“冷藏”。如果經常項目順差國不相應增加支出（這意味着經常項目順差的減少甚至經常項目逆差的出現），全球的總需求就會因經常項目逆差國的單方面調整而減少，全球經濟就會陷於衰退。

所謂調節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機制缺失是指，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中，資本的自由流動實際上抵消了匯率調節機制的作用。特別是短期投機資本的跨境流動更是給國際收支的平衡帶來很大不確定性。以美國為例，自1980年以來美國幾乎每年都是經常項目逆差，但是，美元匯率在更大程度上卻是由資本流動的方向決定的。當美國國內利息率較高之時，儘管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由於資本的流入，美元往往不但不會貶值，反而會升值。匯率錯位（misalignment）可以長期存在。

所謂不平等是指，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浮動匯率制度下，非儲備貨幣國必須積累大量外匯。持有外匯資產僅僅能得到很低的回報。非儲備貨幣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大量積累外匯儲備的造成了全球資源配置的極大不平等。持有大量外匯儲備對發展中國家來説是對美國支付鑄幣税。

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支持者在早期聲稱，實行浮動匯率之後，各國對外匯儲備的需求會降低到最低限度。當充當交易媒介和結算手段的“國際流動性”不足的時候，一國可以從國際貨幣市場借到足夠的美元，只要借款國有足夠的資信。但亞洲金融危機徹底證偽了這種觀點。由於資本流動的“逆週期性”，發展中國家越是需要美元流動性，就越難於得到美元流動性。在後佈雷頓森林時期，全球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前的1970年，全球外匯儲備僅為450億美元，1979年上升到3000億美元。從1973年到1979年， 全球外匯儲備的增速為17%，明顯高於1960年代的9%。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為了預防投機資本的攻擊，作為一種保險，發展中國家中央銀行不得不大大增加美元外匯儲備的積累，這些美元儲備已經同滿足“國際流動性”需求毫不相干。1990年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對GDP之比為5%，2018年這一數字上升到30%。2020年底全球外匯儲備總額高達12.7萬億美元。 在外匯儲備中，美元外匯儲備的比例在1999年高達71%，2020年是過去二十多年來的最低值，但依然高達59%。無論積累外匯儲備的目的是什麼，其結果都是使發展中國家浪費了大量本應該用於消費和投資的實際資源。而硬幣的另一面則是，美國消耗了大量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實際資源，卻不用擔心還本付息。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最根本問題是，一方面，沒有任何內在價值、完全靠信用支撐的美元是本位貨幣，或者如一些經濟學家所説的 “錨”；另一方面，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2023年美國國債佔GDP之比將達到103%，超過二次大戰以來的峯值；到2050年這樣比例將達到250%。國債的持續增加將使美聯儲難於改變低利息率政策，而低利息率政策又使美國難以改變已經持續近50年經常項目逆差狀態。經常項目逆差的長期累積使美國的海外淨負債超過14.1萬億美元，佔美國GDP的67%左右。這一比例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還將繼續增長。與此相對照，在1960年代末期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時候，美國是淨債權國。在1973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的近50年中，魯夫的裁縫並不在乎日復一日地給顧客縫製衣服，儘管所得到的僅僅是客户開出的借條，裁縫對客户是否能夠最終還錢似乎並不在意。而顧客則落得享受不斷得到新衣服、而無需操心把借條變成“真金白銀”－償還債務－的好日子。裁縫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要求客户把借條“變現”為實際資源？裁縫的超強耐心可以説是當代金融的最大難解之謎。

應該看到，中國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中扮演着關鍵的角色。中國其實就是魯夫比喻中的那位超級耐心的裁縫。中美之間關於貿易不平衡之爭，很像是一幕荒誕劇：一方面是我要把錢借給你，而且情願不收（或少收）利息；你不肯借，但我偏要借給你。另一方面是我想借錢，但偏説我不想；而且説你把錢借給我是害了我。美國政客表面抱怨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私下卻樂得看見中國購買美國國庫券以積累外匯儲備。

十幾年來，我曾不厭其煩的引用美國前總統辦公室主任，現任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Phillips Swagel 先生對這種奇怪現象的解釋。他的解釋雖然是針對人民幣升值問題的，但卻點破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維持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積累美元外匯儲備的真實思想。Swagel先生説 ：

“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説的那樣，人民幣被低估了27%，美國消費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國所生產的一切；中國就是在購買美國國庫券時多付了27%的錢。對此，美國人為什麼要抱怨呢？升值將使中國停止大甩賣，美國人將要為他們所購買的一切東西——從鞋到電子產品——付更多的錢。其他國家固然會買下中國不再願意購買的國庫券，美國人也可能會多儲蓄一些，但財政部和公眾必須支付較高的利息率。人民幣升值不但意味着美國政府的融資成本將會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國的房屋購買者必須為只付息式按揭花費更多的錢。不要指望人民幣升值會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就業。人民幣低估確實造成了失業，但那是馬來西亞、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國家的失業。如果中國的出口減速，美國就要從那些國家進口成衣和玩具。”

Swagel先生接着説：

“既然人民幣升值會給美國造成短期痛苦，為什麼還要逼中國升值呢？決策者當然懂得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經濟的不利影響。他們肯定也知道，大張旗鼓的施壓只能使中國人更難於採取行動。但這會不會恰恰是問題的所在？一個有心計的人（a cynic）可能會希望（實際情況是）：壓中國升值不是（美國政府）對不明智政治壓力的回應，而是一種狡猾的圖謀（devious attempt）。其目的是在犧牲中國利益的基礎上，延長美國從中國得到的巨大好處。當然，這一切也可能是無意的。但是，不管動機如何，美國行政當局找到了一個十分漂亮的辦法，使美國的好日子得以延續下去。”

順便説明一下，我本人認識Phillips Swagel先生，我認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

客觀説，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早已是千瘡百孔。沒人知道一輛年久失修的破車可以繼續走多遠。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説，他們沒有選擇，只能一直留在車上，直到車輛傾覆。

而中國不是這些大多數國家的中的一員，中國有自己的選擇。在過去數十年中，特別是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和周圍鄰國就開始了種種嘗試，但這些嘗試都無果而終。2009年後中國開始走自己的路，但很快就發現沒有道路是平坦的。高海紅教授的新著相當詳細地記錄了中國和鄰國已經走過的曲折道路。但是，正如高海紅教授在她的新著中所表明的，面對畏途巉巖，只要中國堅持嘗試下去，就一定能夠走出一條坦途。

居安思危，為國分憂，國際金融學者責無旁貸。預祝高海紅教授在探索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研究道路上取得更大成績。

*本文系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高海紅2021年新著《變化中的國際貨幣體系: 理論與中國實踐》（經濟科學出版社）所做序言，原文經編輯後收錄於《新金融評論》工作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