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湧豪丨城市軟實力發展需要重視“人情”_風聞

汪湧豪 |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2021年6月，肩負“開路先鋒、示範引領、突破攻堅”重任的上海，在全國範圍內率先以全面提升城市發展能級為主題召開市委全會，並通過了“厚植城市精神、彰顯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軟實力”的決議，“軟實力”一時再度成為高頻熱詞。

之所以説“再度”，是因為此前人們已認識到這種建立在非物質要素基礎之上的城市綜合實力，對提升城市發展能級、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人們對城市本質屬性的認識仍顯得不足。所以，要確立軟實力之於城市發展的基軸地位，首先必須解決這一認識問題。

城市的定義及其精神屬性

城市通常被定義為具有相當人口規模、以非農業活動為主的人類集居地。但人們顯然不以這樣的定義為滿足，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發展的一般事實説明，城市是一個由土地、住房、勞動力等多種要素構成的立體網狀系統。這樣就產生了從經濟學視角出發的新的城市定義，不過由於這個定義太偏向物性，事實上忽略了城市人感受與體驗的複雜性，所以又出現了有別於經濟學視角的社會學定義，即認識到城市不僅能產生巨大的規模效應，還是一種地理上有邊界的社會組織形式。在這個組織中，人並非總是完整自足的個體。某些時候，某些關係在異己和陌生的環境中產生並相互作用，顯示出一種超越宗族和家庭的“異質性”。而規範這種異質性的基礎就是契約和法律。

然而，正是這種異質性造成的間離效果，包括契約與法律的剛性制約，讓具有主體意識的每個城市人備受考驗，他們在享受城市帶來的豐富與便捷的同時，無時無刻不體嘗着城市帶給自己的壓力，尤其是人際互動的不良和精神上的孤單。因此，在普遍承認並尊重“物性”的同時，他們渴望一種更符合“人性”並進而能引人趨近“詩性”的關於城市的新定義。可見，作為物質生產的分配空間，城市因人的聚合而形成獨特的生態系統，其固然具有密集性、多元性、系統性及高效性等特質，但更需要凸顯精神性的品格。只有這樣，它才能表現出自己是一個特別的空間：既能回應公共需求、提供公共服務，又能完善公共管理、保障公共安全，進而還能充分照顧城市人的各種情感訴求、城市人內心深處的自由渴望，並最終形成特殊的城市精神、城市氣質和城市願望。這就是對城市的精神定義或文化定義。

應該説，人類用了5000多年，才對城市的這種精神性特質有了一些認識，才得以確認，相比物質與經濟，城市是伴隨着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而來，是一個有別於鄉村的高級聚落，所以更適合從精神和文化的角度加以定義。因為城市不僅經濟比鄉村發達，觀念也比後者開放，並且有更多的閒暇，能夠讓每個人發展自己的個性愛好，從而造成個體的審美自覺與精神自由。基於這樣的意義，可以説城市從一開始就註定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城市的一切活動從根本上説都是為了發展人的精神，即使是物質與經濟活動也經常依賴精神的指引。在這個過程中，它漸漸地、不自覺地使依附於居住地且往往與税收、社會保障、人口統計、產值計算等要素結合的城市“居民”，成為不再侷限於住地、因受法律周到保護而產生權利義務相統一意識的“市民”。由於這種“市民”大多確立了獨立的價值觀，有着明確的責任意識和自覺的公共關懷，常能依據公共利益、圍繞公共事務展開行動，所以越來越能超越“市民”的集合概念，成為具有參與社區、社會乃至國家治理意識的“公民”。西方語言中“公民”一詞在語源上正來自古希臘文的“城邦”。另一方面，如前所説，城市較鄉村各方面都更為發達，城市人的文化程度以及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因此更高，由此，城市與文化的關係變得愈加密切。“文化”的拉丁語原意，正來自“城市居民”或“市民”。基於此，今天世界範圍內的人們早已形成共識：城市的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表徵，城市的歷史是構成人類文明發展史的主要部分。

基於城市精神性本質的發展理念

隨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的不斷提速，國人越來越關注世界範圍內各種類型城市發展的歷史，研究其在規劃和治理方面的長短得失，以期形成自己的“城市經驗”和“城市願望”。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實踐，現在，從決策層到普通市民，都已越來越認清“增長是硬道理”的侷限性，而“發展是硬道理”才值得人服膺並踐行。前者極易讓人陷入“以速度為中心”的數字迷思，造成“GDP崇拜”，遠不如後者內涵豐富，更能凸顯物質、經濟和科技以外的人文維度。這種認識正立基於對城市精神特質的認識。它以自己的豐富內涵，向人昭示了城市發展最終是以非物質性、非剛性的精神滋養與人文養成為歸趨，因此相應地也需要用精神性的、軟性的或者説文化的術語來定義。人們對“軟實力”的認知，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形成並最終確立。

當然，這一過程也與21世紀全球化的推進和提速密不可分。生產力的統一配置與供應鏈一體化造成國家競爭中物質、經濟的“自性”已越來越弱，軟實力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座城市綜合實力的重要標識。相比於生產總值和基礎設施等硬實力，軟實力指向城市的價值觀、制度設計和文化定位，能造成足以回應人心期待的城市氛圍與城市氣質，越來越具有不令而行的説服力和感召力。這種説服力與感召力，凸顯的正是一個城市的精神性品格。由於這種精神性品格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人文或文化體現出來的，所以人們常常會將提升城市人文與文化作為增強軟實力的重要手段，甚至直接將軟實力與人文或文化等同，用人文或文化的標準進行界定。由此，文化越來越成為當今世界發展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首度發佈的《人文發展報告》，就明確提出“人類發展指數”（HDI）這個概念，其內容包括人的健康情況、受教育機會以及生活水平、生存環境和自由程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5年發佈的《我們的創造力和多樣性》，則直指“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而那種“脱離了人或文化背景的發展是一種沒有靈魂的發展”。

回到中國語境，2000年以來，我們提出並確立了一系列新的發展理念和方針，如“全面發展”的理念，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全面推進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並舉；“協調發展”的理念，即合理統籌城鄉和區域經濟發展，兼顧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國內與國外等多個方面，推進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協調，推進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即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要求生產提升、生活富裕、生態良好，實現永續發展。這些都是基於對城市精神性本質的認識，包含了對人文與文化的重視，體現了對城市人精神需要的關懷。

提升城市軟實力的關鍵在於****處理好三對關係

確立了以上認識，也就可以勾畫出新一輪城市軟實力建設的方向和路徑。對標國際大都市，我們需要全面增強城市綜合實力尤其是軟實力，以獲得參與國際合作、競爭的先機。這樣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國理念、中國精神和中國道路。為了早日達成這個任務，需要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發展與環境以及秩序與自由這三對關係。

其一是傳統與現代的關係。要明確一切發展只有在不脱開在地歷史和本土特色的前提下才有意義的觀念。中國城市的未來不是放棄自身特色，走向紐約、倫敦或東京。城市的現代化必須有自己的個性，切忌“千城一面”，更不能“他者化”。譬如，上海的城市建築應更多融入本地特色，回應這座城市特有的石庫門風情和由其傳導出的日常煙火，而不應簡單地、經常性地成為個別西方建築師奇思異想的試驗場；規則設計和制度安排應顧及這座城市積久養成的禮儀習尚和公序良俗，進而體現“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城市精神和“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品格，而不是一味照搬別處經驗，人為造成異文化的隔閡、衝突和對自身傳統的認同危機。

上海石庫門

其二是發展與環境的關係。要立足於人類屬於地球、地球不僅屬於人類的認識，切實落實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等各項方針政策。為此，在政府主導下，要積極發揮市民的主體性，引入多方監督。這些年，在打通沿江步道、綠地規劃、公園改造等方面，上海做了大量實事。伴隨自然生態改善而來的遠不止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更包含文化生態改善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此次上海提出要打造更有人情味和文化味的“城市表情”，讓城市“更有温度、更為雅緻、更有韻味”，這很大程度上只有建基於生態意識和環境保護才能實現。而只有實現了這個目標，上海的發展才是可持續的，上海才能真正成為自然中的城市，而使人成為自然中的一分子。

其三是秩序與自由的關係。一方面固然要認識到，城市是人類文明高端發展的空間形態，是各種高科技積聚並實踐的地方。尤其是上海這樣的特大型城市，社會化程度高，規範與秩序方面的要求相應也更高。城市精神性特質的維持與主體意識的發揚，很大程度上必須以遵從這種規範、秩序為前提，並且只有在對這種規範、秩序的維護中才能實現。但另一方面又必須認識到，現代化始終存在一個以人為本的維度，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中始終存在着經濟金融主導、功能效益優先與以人為本、人的全面發展的博弈。須知人來到城市是為了更好地生活，乃至詩意地棲居。如果城市的物性功能被無限放大，會讓人覺得物性是城市主體，人反成了城市的負擔。這顯然是一種主客易位，更是本末倒置。所以，城市治理固然要講規範和效率，不能“一放就散”，但更應克服“一統就死”，尤須講究科學執法、人性化管理。新冠肺炎疫情中，上海市民之所以能積極配合政府落實各項防疫措施，上海的外商投資之所以能逆勢增長，除了城市能級與核心競爭力確已提高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上海能處變不驚、尊重專業、科學執法，始終將市民要求放在首位，堅決不搞“一刀切”，既控制了疫情，又未明顯影響生產、生活。這顯然是上海營商環境改善、城市韌性增強的表徵，更是合理拿捏法律與人情、秩序與自由的分寸，是在實踐中真正提升城市軟實力的表徵。

當今，提升軟實力已成為應對全球化“高階競爭”的需要，是一項“領先戰略”，關乎長治久安之大計。必須從這樣的高度認識其意義，才可能全方位地貫徹落實，持續推進中國城市軟實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