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衝及：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的新覺醒_風聞

作者：金衝及

來源：《歷史研究》2015年第4期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儀式在東京灣“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圖為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前排右）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圖源：新華社）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6週年。為緬懷先烈，弘揚偉大抗戰精神，今天，我們推出金衝及先生髮表在《歷史研究》2015年第4期的這篇文章，以史為鑑，凝神聚力，向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彼岸奮勇前進。

抗日戰爭勝利已經七十年。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下，中國人民遭受了空前未有的蹂躪和苦難，付出了沉重代價。但正如恩格斯所説：“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這場戰爭是一所大學校，教育人們懂得了許多以前不明白的道理，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樞紐。近代以來，為了拯救陷入危機的中華民族，中國人民進行了頑強鬥爭，覺悟不斷提高。但是，幾千年來，許多消極因素已凝成相當大的惰性，束縛着不少人的頭腦。如果沒有極為強烈的刺激，要根本改變這一點，並不容易。少數先進分子已初步認識的事情，要成為億萬大眾的共識，也需要他們在親身經歷的事實教育下，經過若干階段才能做到。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思想上帶來的變動，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過以往。只要把抗戰前的中國與抗戰後的中國，特別是人們深層次的意識形態狀況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到抗戰期間發生的變化。其中，最深遠的影響有三個方面，一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覺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民主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三是中國共產黨抵抗外來侵略的高度民族自信和提出的正確主張，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瞭解和接受。這些變化不是局部的、枝節的，而是對全局的變動有着根本性的意義。抗戰勝利時的中國與抗戰前的面貌已大不相同。如果沒有這些深刻變化，很難想象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快地建立起來。

一、民族自覺的新高度

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組成，被稱為“多元一體”。它之所以能夠形成，是各族人民幾千年經濟和文化密切交流的結果，融合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命運共同體。在近代以來反對外來侵略者的共同鬥爭中，中華民族形成了自覺的認識。 

在外來侵略者中，後來居上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扮演了格外突出的角色。甲午戰爭的慘敗給了中國先進分子極大的刺激，“振興中華”這一口號，便是孫中山在甲午戰爭發生當年喊出的。進入20世紀後，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華步伐大大加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大片富饒國土不經抵抗而淪喪，更使整個中國為之震動，東北人民的悲慘遭遇使人們感同身受。日本軍國主義者並沒有就此停步，隨即把侵略魔爪伸向華北，令中國人驚心動魄的噩耗一道接着一道傳來。北平(今北京)是中國幾百年的故都，它的遭遇使人感到亡國慘禍已迫在眉睫。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主題歌的影片《風雲兒女》，正是在1935年拍攝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歌聲唱遍全國。以一二·九運動為標誌的愛國救亡運動高潮，也在這一年震動全國。1937年7月7日，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了企圖滅亡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中國人民從此開始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日戰爭，改變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生活。在亡國滅種的嚴重威脅面前，如果國家和民族沒有前途，根本沒有個人前途可言。這種人人都能親身感受的事實，比千言萬語更具有強烈説服力。著名作家巴金寫道：“這一次全中國的人真的團結成一個整體了。我們把個人的一切全交出來維持這個‘整體’的生存。這個‘整體’是一定會生存的。‘整體’的存在也就是我們個人的存在。我們為着爭我們民族的生存雖至粉身碎骨，我們也不會滅亡，因為我們還活在我們民族的生命裏。”為什麼那麼多志士仁人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甚至獻出最寶貴的生命，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奮鬥？原因就在這裏。

中華民族空前地團結起來，它所藴藏的巨大能量，在反抗外來侵略者的戰鬥中，像火山般噴發出來。這是抗日戰爭能夠頑強堅持下去直至取得最後勝利的力量源泉所在。1941年，鄒韜奮寫道：“自從全面抗戰發動以來，全國的許多同胞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摧殘蹂躪，姦淫殘殺。在這極慘酷的苦痛中使每一箇中國人(漢奸當然除外)雖不出國門一步，也都能深深地感覺到祖國的可寶貴，都深深地感覺到爭取祖國的獨立自由是每一箇中國人所不得不負起的重要責任。我們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得不愛我們的祖國！”在國家和民族面對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時，這些發自肺腑的呼喊產生了巨大感染力。當時流行的《流亡三部曲》唱道：“敵人打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正是日本侵略者這個反面教員，大大增強了中國各族人民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經過這場血與火的洗禮，深深紮根於人民腦海中的民族自覺，成為抗戰結束後鼓舞無數優秀兒女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無形動力。經過浴血抗戰，最終取得完全勝利，一掃不少人在長期半殖民地境遇中形成的自卑心理，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 

二、民主觀念深入人心

在全民族抗戰歲月中，人們最關切的頭等重要問題，莫過於怎樣才能取得勝利。1938年，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正確指出：“敵人乘我弱點之處，不但在軍事，而且在政治，在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與廣大人民發生密切的聯繫”，“長期艱苦的抗日戰爭，一切須取給於民眾，沒有普遍發展的並全國統一的民眾運動，要長期支持戰爭是不可能的”。這就説明了抗日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沒有民主政治就不能取得抗戰勝利。

中國經歷過幾千年封建社會，民主傳統一直極為缺乏。“奉天承運”的皇帝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握有一切大權，百姓被稱為“子民”、“蟻民”。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孫中山曾説：“在南京所訂民國約法，內中只有‘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一條是兄弟主張的。”可是在事實上，國家主權依然沒有“屬於國民全體”，先是北洋軍閥，隨後是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儘管搬用過西方的一些政治名稱，其實哪裏談得上民主。

抗日戰爭時期，民主呼聲在全國範圍內日益高漲。民主是實現抗戰勝利的重要條件，因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吸引力。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極端困難的敵後環境中站住腳跟並不斷發展壯大，原因就在於實行民主政治，同民眾建立起不可分離的魚水情。以往被人瞧不起的勞動大眾抬起頭來，自己當家做主，八路軍和新四軍被稱為“人民子弟兵”。這在人們面前展現了一片新天地。在國民黨統治的大後方，走過的卻是曲折的道路。鄒韜奮在《患難餘生記》中寫道：“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如把政治的進步當作‘曲線圖’來看的話，那麼可説這‘曲線’是開始漸漸向上升，取徑儘管迂迴曲折，而漸漸上升卻是事實”，“一九三八年是政治‘曲線’的最高峯。一九三九年便很不幸地漸漸往下降了，至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後的數月間降到最低度。” 

為什麼“一九三九年便很不幸地漸漸往下降了”？原因在於，武漢和廣州失陷後，日本侵略者的兵力、財力、物力已大大損耗，難以再發動以前那樣大規模的攻勢。蔣介石感到來自日本侵略者的威脅和壓力已明顯減輕，於是他的反民主的獨裁統治日益加強，其中突出的是特務橫行。董必武從重慶回延安時説：“在國民黨特務政策統治下面，在路上走的人有被抓去的，在家中坐的人有被抓去的，甚至坐在辦公廳的公務員有被抓去的。抓去的方式，不依任何法律手續，不公開，被抓到什麼地方去拷問和監禁，沒有人知道。”這些常被稱為“失蹤”的人，有些被關進了集中營，有些被秘密殺害。經濟學家馬寅初教授發表文章，指出豪門資本大發國難財，建議“欲實行資本税必須先自發國難財之大官始”。他説出了百姓的心裏話，卻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被關押21個月之久。人民連起碼的人身安全都毫無保障，哪裏有什麼民主可言？這種憤怒越積越深。1944年，日本侵略者向河南、湖南、廣西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短短八個月內先後攻陷中國20萬平方公里國土，重慶陷入一片恐慌。如果説人們在戰爭期間對其他問題還可勉強忍受，那麼，國民黨在軍事方面出現不應有的大潰敗，就使人無法忍受。誰都看得出來，這其實是國民黨當局政治腐敗的集中大暴露。於是，大後方民主運動以空前規模、風起雲湧般掀起新的熱潮，許多大學教授、文化界人士、青年知識分子紛紛投入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鬥爭。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在成都五所大學兩千多名學生參加的座談會上説：“你們提出這樣許許多多的問題出來，其實根本問題只有一個。為什麼你們會提出這樣許多問題來呢？反面就是不民主。”人心的這種大變動，使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陷於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當國民黨政府戰後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全面內戰時，其影響再清楚不過地表現出來。

三、中國共產黨被更多人所瞭解和接受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為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奮鬥的。在全面抗戰前，它的政治影響主要是在各革命根據地的貧苦農民和城市革命知識分子中。由於國民黨當局對根據地的嚴密封鎖和對共產黨的造謠污衊，加上中共中央多年“左”的關門主義錯誤，普通民眾對共產黨的真實情況瞭解有限。

全面抗戰開始後，共產黨人在一些地區能夠公開或半公開地活動，人們對中國共產黨逐漸有了較多的認識和了解。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先後在武漢、重慶同國民黨當局談判，並同社會各界、各黨派人士和外國友人廣泛接觸，坦誠相待，增強了相互瞭解和友誼，博得了人們的普遍尊敬。毛澤東的名著《論持久戰》在武漢公開出版後，在大後方產生了轟動效果，回答了人們最關心而一時還看不清楚的問題，也使很多人進一步瞭解並信任中國共產黨及其主張。 

救國會領導人李公樸根據在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所見所聞，1940年寫出《華北敵後——晉察冀》，説道：“民主政治的徹底實施，行政機構的改革，經濟政策的規定，人民生活的改善，邊區政權的日益鞏固和擴大亦是人所共見的事實。”美國《時代》、《生活》雜誌駐華記者西奧多·懷特、安娜·雅各布也有異常生動的報道。全國各地成千上萬青年知識分子奔向延安，包括平津的不少大學生。他們中的很多人在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抗日軍政大學等學習，畢業後奔赴前線，成為傳播革命思想的種子，許多人成長為革命的骨幹力量。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要麼遠處敵後，要麼遭受國民黨當局的嚴密封鎖，大後方許多人不容易瞭解其具體情況。抗日戰爭後期，同盟各國的對日作戰將進入決戰階段，迫切需要了解中國戰場的全盤情況。在各方面壓力下，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21人到這些根據地採訪，其中包括美聯社、合眾社、美國《時代》雜誌等6名外國記者。他們所寫的大量報道和評論，在大後方和國外一些報刊上陸續發表，轟動一時。《紐約時報》記者福爾曼進行六個月採訪後，寫出《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他表示：“我們新聞記者多半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在描述了大量親眼目睹的事實後，他寫道：“凡見到過八路軍的都不會懷疑他們，他們所以能以繳獲的武器或簡陋的武器堅持作戰，就是因為他們與人民站在一起”，“在延安他們把戰果告訴我時，我真不敢相信。但當我和八路軍在敵後共同作戰兩個月後——真正地去參加佔領和摧毀這些據點和碉堡，我所見到的一切證明了共產黨的敍述並無誇大”。《新民報》記者趙超構所寫的《延安一月》，以及黃炎培在同其他五位參政員訪問延安五天歸來後所寫的《延安歸來》，也產生很大影響。這些報道和評論使大後方許多人看到了一個過去並不瞭解的天地，使他們耳目一新，對中國的未來產生新的希望。

結語

經過漫長的抗日歲月，經歷了這樣一場決定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生死搏鬥，中國人民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卻也受到以往難以相比的深刻教育。比較一下抗日戰爭前與抗戰勝利時，就會看到：中國的狀況特別是人心的趨向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變化的歷史地位和意義，只有置於中華民族走向復興前後相續的過程中，作為一個特定階段去考察，才能真正得到理解。民族自覺的提高，使人們思想境界變得大大開闊，超越過去僅僅侷限於個人和家庭小圈子的狹隘眼光，更多地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成為鼓舞人們萬眾一心、自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推動力量。民主觀念日益深入人心，深刻改變了眾多人的生活態度。他們拋棄以前逆來順受、安於現狀的消極心態，不再滿足於對舊社會秩序作枝節的改良，而是期待着建立一個真正由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和新國家。許多原來在政治上處於中間狀態的人，對國民黨當局強烈失望，轉而對以往還比較生疏甚至抱有若干懷疑的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寄以信任和期望。抗日戰爭結束時，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共產黨和國民黨已成為中國的兩大政黨，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同情、支持共產黨。這對抗戰勝利後中國政治局勢的發展，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

當然，不能對這種變化作過分的估計，政治上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一時依然很多，但風向標已顯然朝前面所説的這個方向轉動，出現了抗戰以前不曾有過也難以想象的新格局，並且繼續沿着這個方向大步邁進。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和尊重。抗日戰爭不只是軍事行動。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報告中指出：“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鬥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這是一個分量極重的論斷。有些事情，例如戰爭的勝利，當時就給人留下極為強烈的印象；有些事情，例如對“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意義，到以後會看得更清楚。相隔七十年後再回頭來看，我們對七大這個重大論斷的深遠含義會有新的更深切的體會。

作者金衝及，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