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雷網：納粹分子是如何摧毀首次同性戀權利運動的？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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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分子是如何摧毀首次同性戀權利運動的？

約翰·布羅赫（John Broich）[①]  著

蘇一百  譯

素俠雲雪  校

最近，德國內閣通過了一項法案，該法案將刪除反同性戀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的規定，從而使得數萬名德國同性戀男子免於被宣判。該法律可追溯至1871年，也就是現代德國頒佈首部法律的時候。

它於1994年被廢除。但在1929年，作為更廣泛的LGBTQ權利運動的一部分，有一系列的運動意圖廢除該法律。這是在納粹分子掌權之前，納粹擴大反同性戀法，然後試圖毀滅歐洲的同性戀和跨性別者。

德國——以及歐洲大部分國家——在顛覆新威權主義政權之前，解放了LGBTQ羣體，這是一個客觀的教訓，表明LGBTQ權利的歷史並不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

首次LGBTQ解放運動

在20世紀20年代，柏林有近100個同性戀酒吧或咖啡館。維也納有十幾個同性戀咖啡館、俱樂部和書店。在巴黎，某些地區以公開展示同性戀和跨性夜生活而聞名。甚至意大利的佛羅倫薩也有自己的同性戀區，歐洲許多小城市也是如此。

電影開始描繪同情同性戀角色的內容。抗議活動是針對在印刷或舞台上對LGBTQ的人的攻擊性描述進行的。媒體企業家意識到有一箇中產階層同性戀和跨性的讀者，可以為他們提供服務。

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種寬容新時代的，是醫生和科學家們開始研究同性戀和“異裝癖”（這是一個包含跨性別者的時代的詞），他們認為這是一些人與生俱來的自然特徵，而不是“錯亂”。在最近的電影《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中，莉莉·埃爾比（Lili Elbe）的故事和第一個現代性變化的故事，反映了這些趨勢。

例如，柏林在1919年開設了性研究協會，這個地方創造了“變性”這個詞，人們可以在那裏接受諮詢和其他服務。它的首席醫生馬格努斯·希爾施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也諮詢了莉莉·埃爾比變性的例子。

與這個研究所有關的是一個叫做“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的組織。“通過科學的正義”——這是他們的座右銘，這羣科學家和LGBTQ人羣倡導平等的權利，他們堅持認為LGBTQ人羣並不是反自然的。

大多數歐洲國家的首都都建立了該組織的分支，該組織發起了談判，並尋求廢除德國的“第175段”。與其他自由派團體和政治家相結合，它成功地影響了德國議會有關委員會，在1929年向更廣泛的政府提出了廢除該法的要求。

逆流

雖然這些發展並不意味着幾百年的不容忍的結束，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歧視確實看起來像快要結束的跡象。另一方面，同性戀者和變性人的更大“外型”激怒了他們的對手。

一名法國記者抱怨公開的LGBTQ人羣在公眾面前的目光，他説道：“傳染……正在腐蝕每一處環境。”柏林警察抱怨雜誌針對男同性戀者——他們稱之為“淫穢的新聞資料”，但都是一樣的，我們必須承認，這些政權有時候做一些好事情……一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醒了，説：“老實説，醜聞已經足夠長的時間……而且……顛倒者[②]……每到第二天就會被德國和意大利驅逐。”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

為了換取“正常”或繁榮應犧牲少人羣的意願，這是觀察家們在當時和現在之間進行了令人不安的比較所得出的結論。

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蕭條分散了人們對於經濟的焦慮，而歐洲議會的政治鬥爭則傾向於在左翼和右翼之間的街頭巷戰中展開。法西斯政黨為歐洲人提供了一種以犧牲民主為代價的穩定選擇。他們宣稱對少數民族的容忍是不穩定的。不斷擴大的自由給“不受歡迎”的人帶來了破壞安全的自由，並威脅到傳統的“道德”文化。同性戀和變性人是一個明顯的目標。[③]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表明，一代人的進步是如何被逆轉的。

噩夢

1933年5月的一天，在柏林的性研究機構——這個研究所是為LGBTQ人羣提供安全的避難所——前，身着白襯衫的學生們走上前來，稱呼他們為“非德國人”。後來，一羣暴徒衝進圖書館並將其焚燬。再後來，它的代理負責人被捕了。

1934年，當納粹領導人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為逮捕和謀殺前政治盟友辯護時，他説他們是同性戀。這個煽動反同性戀的狂熱者為蓋世太保打開了一個特別的反同性戀分支。在接下來的一年裏，蓋世太保逮捕了8500多名同性戀男子，很有可能使用了一份性研究協會的名單和地址。結果，不僅第175段沒有被抹去，就像議會委員會在幾年前建議的那樣，它被修改得更加廣泛和更具懲罰性。

隨着蓋世太保控制了整個歐洲，它擴大了它的狩獵活動。在維也納，警察把每一個同性戀男子都拖到警察名單上，並詢問他們，試圖讓他們説出其他人的名字。那些幸運的人被關進了監獄。不幸的人被送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Buchenwald）和達豪集中營（Dachau）。在被佔領的法國，阿爾薩斯警方與蓋世太保一起逮捕了至少200名男子，並將他們送往集中營。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權痴迷於陽剛之氣，在戰爭期間派遣了至少300名男同性戀到野蠻的集中營，宣稱他們“對種族的完整性是危險的”。

由於缺乏可靠的記錄，在法西斯主義下因LGBTQ身份而被捕的歐洲人的總數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根據保守估計，僅在戰爭時期就有一萬到十萬人被逮捕。

在這噩夢般的情況下，歐洲更多的LGBTQ人羣煞費苦心地隱藏自己的真實性向以避免懷疑，比如與異性結婚。儘管如此，在法西斯分子掌權之前，他們一直是同性戀和變性人社區的重要成員，柏林的女同性戀俱樂部老闆洛蒂·哈姆(Lotte Hahm)當時已經太晚而難以躲藏。她被送到集中營。

在那些集中營裏，男同性戀者被標記為粉紅色的三角形。在這些恐怖的地方，有粉色三角形的男人被排除在特殊的虐待之外。他們被機械地強姦、閹割、受到醫學實驗的青睞，甚至在他們沒有被判“清算”的時候被謀殺。一名同性戀男子將他的倖存歸功於交換他的粉紅色三角形，以表示他只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們也被獄友們排斥和折磨。

即將到來的倒退的危險

現在不是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在當時和現在進行膚淺的比較，只能得出膚淺的結論。

但是，隨着新的極權主義形式根深蒂固，並尋求在歐洲和其他地區擴張，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歐洲LGBTQ社羣的命運是值得思考的——這是歷史上德國批准同性婚姻和奧貝格費爾(Obergefell v. Hodges)一週年紀念日時的一個及時記錄。

1929年，德國差點抹去其反同性戀法，但此後不久就變本加厲了。直到現在，在經歷了88年的空白之後，才被判無效。

本文譯自：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073

本文源網頁：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w-the-nazis-destroyed-the-first-gay-rights-movement-80354

[①] 約翰·布羅希（John Broich）是凱斯西儲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與教授環境史、種族與帝國史、皇家海軍史和二戰史。

[②] 那個時代對男同性戀者的另一個稱呼。

[③] 對女同性戀的命運所做的工作更少——這並不是侷限於這種情況。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