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的塔利班自我調整（一）_風聞

塔利班改變了嗎？（一）

譯者注

隨着阿富汗塔利班奪取全國政權，阿富汗整個國家的未來進入一個新的篇章。在長達20年的戰爭中，阿富汗塔利班不斷發展，現在的他們與1996年的時候有着一定的差別。因此，美國西點軍校反恐中心研究員托馬斯·路迪西(Thomas Ruttig）撰寫了有關塔利班變化的相關研究論文，藉以讓讀者更好了解阿富汗塔利班近年來的發展以及未來的局勢走向。

摘要

自2001年秋季前塔利班對阿富汗實行鎮壓統治以來，塔利班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發生了變化，對於可能的和平解決方案能否在阿富汗創造一個阿富汗人民以及美國和北約盟國都能接受的社會和政治局面至關重要。儘管塔利班在一些問題上（例如，關於婦女權利和教育）的言論有所軟化，並且有證據表明某些領域的政策發生了真正的變化（例如，允許媒體自由，重視教育部門、接受非政府組織以及承認未來的政治體系需要容納其他政治派系），他們的政策調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需要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變化驅動的。

塔利班中的許多人希望能夠恢復他們的“酋長國”。鑑於他們在自己控制的地區持續的強權行為、打擊政治異見和壓迫（尤其是對女孩和婦女），人們有理由擔心，他們可能會恢復到2001年秋季前的做法。然而，塔利班言辭和立場的轉變確實説明了他們在和平解決阿富汗政治秩序過程中可能願意接受一些新事物，在這種秩序中他們必須與其他阿富汗權力集團和利益集團達成某種臨時協議。

塔利班是一個有着濃厚宗教背景的組織，宗教保守主義運動的存在將強化塔利班的核心“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將如何反映在未來的新憲法中，並如何在具體政策中發揮作用，構建一個新的權力分享體系，這將取決於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談判以及他們之間的權力斡旋。某些做法的改變是否會持續下去將取決於阿富汗社區和政治團體是否有能力對塔利班施加壓力。

阿富汗塔利班是否改變了他們在2001年垮台前針對民眾權利、人身自由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高壓立場值得關注，和平解決方案能否實現的關鍵在於阿富汗塔利班是否能創造一個為阿富汗人民以及美國和北約盟國所接受的社會和政治格局。在接任美國最高外交官後不久，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表示，任何和平解決方案都需要保持“過去20年來在人權、公民自由和婦女在阿富汗的作用方面取得的成果”。在此之前，歐盟和一些歐洲國家政府也發出了類似的呼籲，要求阿富汗塔利班保證保護這些權利和自由，這是他們對後者的“紅線”。

2020年2月29日,塔利班副領導人之一穆拉·巴拉達爾在與美國簽署協議後離開會場

很明顯，如果要結束在阿富汗的40年戰爭，就沒有辦法不與塔利班進行談判。美國與塔利班於2020年2月在多哈進行了談判並達成了協議，阿富汗內部（和平）談判也在卡塔爾進行。這些會談是在巨大的時間壓力下進行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削減了駐阿富汗美軍規模，導致2021年1月中旬，駐阿美軍人數降至2500人，為200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這些事態發展削弱了阿富汗政府在多哈的談判時底氣並加強了塔利班談判的底氣。

大約在2021年3月上旬，拜登政府發起了一項新的外交嘗試，以“加速”和平進程。美國政府明確表示，美國將根據條件決定是否將在5月1日之前將美軍撤出阿富汗。作為這一外交嘗試的一部分，美國分別向阿富汗政府、由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博士主持的民族和解高級委員會 (HCNR) 和阿富汗塔利班分發了提案。據《紐約時報》報道，這些提議包括未來阿富汗政府的路線圖、塔利班代表、使用現行憲法作為‘初始模板’修訂阿富汗憲法以及永久和全面停火的條款。內容還包括進行普選建立“阿富汗過渡和平政府”，保障婦女、宗教和少數民族的權利，確保新聞自由，成立伊斯蘭法理學高級委員會為獨立司法機構解決衝突提供伊斯蘭教法解釋。

本文的第一部分將概述塔利班的演變。在考察自2001年垮台以後塔利班的做法是否有所改變之前，本文首先介紹了塔利班的決策方式和組織結構。然後研究塔利班自 1996 年在喀布爾上台以來一直關注的在幾個關鍵政策領域的立場演變：婦女權利、教育、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以及他們對阿富汗未來政治制度的看法。本文不探討塔利班與活躍在阿富汗的主要恐怖組織的關係，主要側重於對阿富汗人的日常生活關係更密切的相關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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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概覽

到20世紀90年代末，西方國家主流民眾已經達成了這樣一個明確的共識：塔利班運動充滿了“石器時代”式的野蠻性質，在其治下產生了許多黑暗、殘忍而荒誕的“中世紀”式手段，包括：禁止婦女學習，工作或參與政治活動；除非有mahram（男性親屬）陪伴並穿着罩袍才能出門，否則就把她們禁足在家；禁止放風箏、踢足球和演奏宗教曲目外的任何音樂，銷燬電視機，在檢查站扣押音樂磁帶；他們還試圖強迫留在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將男女員工的辦公場所分開，並試圖通過將他們的住所搬到喀布爾大學為女學生而設的封閉宿舍來限制外國援助組織的行動自由。他們甚至舉行公開處決。

但是，與這些看似板上釘釘的西方刻板印象相比，實際情況反而並非如此——至少不完全如此。1999年末，筆者以記者的身份訪問阿富汗時看到，孩子們在放風箏，喀布爾市和坎大哈市的居民在踢足球。筆者還看到，當塔利班的宗教警察在祈禱時間關閉茶館和餐館，並試圖將當地居民趕進清真寺時，他們居然藏起來成功躲過了驅趕。反對女孩接受教育的限制性政策受到了廣泛批評，甚至許多塔利班官員也批判這種做法——部分當政者容忍甚至保護由當地家庭和非政府組織開辦的學校，還會在強硬派計劃突擊取締這些學校時提前通報學校運營方。一些塔利班官員和戰士公開抵制巴基斯坦和巴基斯坦塔利班成員（他們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中擔任一定職位）發動清算運動的政策企圖，雙方甚至爆發過火併。地下抵抗組織長期存在，包括武裝抵抗軍（與已故的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的“北方聯盟”有聯繫）和只從事非暴力政治活動的民主人士羣體和其他團體。即使在普什圖農村地區，偶爾也會在一些村莊針對塔利班打擊當地傳統文化習俗的政策以及頻繁的強制徵兵爆發抵制運動。

如果説到上世紀90年代末，西方國家對這些刻板印象與現實的細微差別還稍有知曉，那麼在9.11事件後，基本上就沒人關心這些差別了。塔利班為基地組織領導人提供食宿，接受資助，接收基地組織武裝分子，並長期保持拒絕引渡本·拉登的強硬立場。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塔利班無疑是一個與恐怖分子相勾結的政權。

但是，911劫機者中沒有塔利班分子，也沒有阿富汗人。塔利班組織並未參與策劃和實施這次襲擊，對襲擊事先並不知情。值得強調的是，塔利班並非本拉登的“世界伊斯蘭聖戰陣線反對猶太人和十字軍”聯盟的成員，該組織於1998年2月由來自孟加拉國、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各恐怖組織組成。1998年8月，針對美國駐東非大使館的恐怖襲擊向塔利班表明，基地組織有意圖並有能力襲擊具有美國背景的目標，但像其他人一樣，塔利班無法遇見，甚至無法想象9.11的發生。塔利班領導人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多次試圖對本·拉登的冒險行動加以限制。他曾要求本拉登考慮一下自己當時作為塔利班“客人”的身份，不要在國外進行包括恐怖襲擊在內的各種活動，以免給塔利班政權造成負面影響。但歸根結底，奧馬爾並不打算和這位曾與聖戰組織共同對抗蘇聯入侵，並曾宣誓效忠於他的本·拉登徹底分道揚鑣。

考慮到塔利班政權在2001年秋以超預期的速度走向崩潰，這羣西方國家和阿富汗新政權眼中的“敗寇”並未被邀請參加當年晚些時候的波恩會議。在此之後，塔利班曾多次（例如在2002年的Loya Jirga緊急大會期間）謀求其個別成員參與到新政權建設進程中來，但都沒有成功。包括塔利班政權時期的前外交部長Wakil Ahmad Mutawakil在內的數位著名的前政權高層人物曾返回阿富汗並謀求加入新政權，然而這些嘗試也告失敗。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和美國在當時是不允許塔利班正式成立一個“温和”參政黨。部分塔利班成員嘗試競選國會議員，但結果均為落選；另一些成員後來把握機會成功加入了卡爾扎伊的高級和平委員會。

塔利班從阿富汗幾個最偏遠的地區開始組織起他們的軍事反擊，2001年塔利班戰敗後，倖存力量和從巴基斯坦庇護所返回的部分組織就聚集在這裏。當時阿富汗政局的大量問題不但減少了塔利班與政府軍的實力差距，而且為他們的捲土重來贏得了民心。這些痼疾包括：新政權廣泛存在的腐敗問題；在美國的支持和北方聯盟的主導下，阿富汗政府給整個普什圖地區打上親塔利班標籤，並實施了大規模的高壓政策；形式上和實質上在中央和地方行政體系排擠甚至清除普什圖族人。上述現象極大地阻礙了政府在塔利班活動地區建立有效行政系統的努力，並把一個又一個的本地村鎮社區推向塔利班組織的懷抱。

2003年6月，奧馬爾成立了新的塔利班領導委員會，將所有經過戰敗重整的和新誕生的塔利班組織集中於麾下。到2005-2006年左右，塔利班再次成為一支阿富汗南部不容小覷的力量。從2009到2010年間，他們開始向北部擴張，將組織的勢力範圍擴大到即使是塔利班當政時期也未充分滲透的地區，並在非普什圖族的地方宗教領袖和武裝力量中建立影響。

隨着塔利班勢力的再次壯大，多年來美國一直試圖在軍事上剿滅他們，而不考慮通過談判結束這場反政府鬥爭。當奧巴馬政府從2009年連續三年增兵也依然未能消滅塔利班，甚至無法迫使其主動回到談判桌前時，美國只得重新考慮由他們來提出和談。美方態度的軟化直接使得2009-2014年舉行的第一輪系列會談（後來被稱為“Doha 1”）成為可能，美國還在卡塔爾的多哈建立了塔利班政治辦公室。2018年啓動的“Doha 2”會談標誌着塔利班在外交層面實際上已經被美國乃至西方承認為結束阿富汗衝突的關鍵力量。塔利班的強硬立場，以及美國的讓步與默許，直接導致了阿富汗政府實質上被踢下了談判桌：美國和塔利班簽署關於美軍撤離的雙邊協議之前，阿富汗政府不能直接與塔利班談判。有一項事實是毋庸置疑的：這項撤退協議的相關談判的開始，並不是美國對塔利班施壓的結果，而是由於特朗普總統以及很大一部分美國民眾對阿富汗這場“無休止的戰爭”失去了耐心。

在塔利班走向復興，特別是他們向非普什圖地區擴張的過程中，這個組織越來越鮮明地證明了自己吸取經驗教訓的能力。越來越多的塔利班成員在鬥爭過程中意識到，他們先前所實施的高壓政策導致了國際社會的孤立和國內同胞的反對，這些反對之聲的來源甚至包括他們最初的支持者，包括那些在塔利班終結九十年代派系戰爭的高光時刻時的“鐵桿粉絲”。這一深刻認識導致了他們不僅在口頭宣傳上，而且在實際推行若干政策上的去極端化，這也是本文將進一步詳細討論的內容。特別值得留意的是塔利班“對外政策”的風向轉變：多年來，塔利班領導人一直向組織成員和其他阿富汗民眾和多個鄰國呼籲聯合整個地區共同對抗美國。但在2009年9月，塔利班首次強調，“酋長國（塔利班政權）”希望“在相互尊重合作和共同發展經濟的基礎上……與所有鄰國建立積極良好的關係”，並向“所有國家”保證，它“不會危害其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