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實現共同富裕，需要時刻防範“三種主義”_風聞

為什麼要追求實現共同富裕？除了要解決最現實的貧富分化，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不滿等問題，還要從中國社會傳統，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性質來認識，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一是中國社會素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危機意識和“均貧富”的樸素認同，近代以來的社會革命，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又是以訴求建立公平社會、實現共產主義為主，它使得人們追求經濟公平的意識特別強烈，這和西方社會大眾已經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中浸淫了幾百年形成的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迥然不同。

二是中國的政黨制度使得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責無旁貸，必須承擔起人們的公平社會夢想，而且中共的創業經驗、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也使得他有意願去主動為建立公平社會努力嘗試。

而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價值觀與意識形態，與兩黨或多黨制所形成的政治撕裂結構互相強化，使得它們即缺乏這個意願，也有了卸責的途徑與理由。

三是在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資本永遠只能扮演工具性角色，雖然它其中的某些成員可能會淪為資本的傀儡，但是在整體上，資本想支配中共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西方，資本絕對可以主導政黨政治與政策取向，使得主要決策很難違背資本意願。

四是在社會動員與政策執行力上，西方民主制國家根本無法和中國這樣實行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中國只要黨和政府一聲令下，各種舉措都能“如臂使指”，一竿子插到底，從上到下迅速行動，但是在西方，這根本不可能。這個我們從中西方在疫情防控上的表現就能看的很清楚。

**所以，**像共同富裕這種在西方根本不會做的嘗試，中國一定會做，而且會不斷去做，一次失敗以後還會繼續嘗試。這是由中國社會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的創業經驗、政治初心和意識形態決定的，中國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和它所擁有的社會動員能力與管治工具，也使得它有信心去推動這個嘗試。

與此同時，就像我在多維專論中所説，“鄧小平時代四十年經濟發展，也為我們今天推出這一政策，提供了和毛澤東時代進行‘共富’嘗試時不一樣的經濟基礎，這應該也是執政黨在時隔數十年後再次力推這一政策的信心來源之一。”

不過，任何問題都有兩面性，這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的。實現共同富裕是人類社會的偉大嘗試，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不過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搭建新的財富分配結構，持續激發並保護生產者的積極性，也必須被全社會高度重視。

在推動落實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必須始終高度警惕“三種主義”，即：極端民粹主義與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要統籌考慮需要和可能，吸取歷史上和其它國家的經驗教訓，認識到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複雜性艱鉅性，對共同富裕在政策思想和哲學層面必須有深刻認識。

共同富裕不是殺富濟貧，也絕不是一場“均貧富”運動，不會用搞運動的方式推進，必須尊重現實，尊重人性，尊重經濟規律。各地方要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把它變成一個真實可感的事實，要力戒“一刀切”和濫用行政暴力。

另外，必須始終注意別讓極端民粹在“政治正確”掩護下鼓譟仇富仇資情緒，形成社會氛圍，影響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這一點非常關鍵。

必須認識到，社會是由人構成的，人並不總是理性的，是很容易受感性驅動、被氛圍影響的。所以，如何在推進共同富裕過程中，避免民粹躁動形成殺富濟貧氛圍，影響到生產者積極性，是一個具挑戰性的治理課題。

在此過程中，必須引導大眾對資本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建立辯證認識，即不能受資本支配，讓資本肆意作妖，也不能認為資本已經一無是處，將資本扣上帽子一棍子打死，必須加大對合法財產保護力度，保護社會活力，避免陷入民粹主義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