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最難的事, 就是做任何決策都會惹利益集團”: 一位前市長的口述_風聞

✪ 仇保興 

原杭州市市長、現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

(本文摘自《浙江改革開放40年口述歷史》)

▍一

我是 1999 年 3 月份調到杭州的，2 月份市人代會已經開過了，所以我當時還是代市長，我這個代市長要代近一年時間。當時，眾所周知的是，杭州市區違法建築肆無忌憚，遍地開花。我曾在杭州學習、工作過六年時間，我對這裏很熟悉。我發現杭州許多單位、個人都可以蓋違法建築，幾乎所有的公共建築建成之後，臨時工棚全部改成了店面。那麼多公園綠化被佔了，人行道被擠佔了，管道被壓了，城市還能不亂糟糟的啊！

我當時下決心要把這些違法建築都拆掉，但很多人勸我等代市長的“代” 字去掉以後再拆。我認為，當時違法建築增加很快，正是高潮期，每年增長約200 萬平方米，推遲一年等“代”字去掉再拆，就要多拆 200 萬平方米，各方面的矛盾和損失會更大。我記得當時很多朋友，包括和我關係很好的一些廳局長，紛紛打電話給我説：“你這樣做，‘代’字還要不要取消啊？”我説：“不取消就算了，代下去就算了嘛。”我在當年 4 月份就部署了這件事，下決心進行大拆違。

我認為，如違法建築不拆，會損害社會公平正義。

當時我們拆的第一座違法建築，就是某政法機關蓋的三星級飯店綠晶飯店。當時我們去拆的時候，他們連傢俱都沒搬，而市政府公告已經貼出半個月了，告訴他們要拆除，這是違法建築。當我們把吊車啓動，開始扒屋頂了，裏邊的負責人才跑出來，説：“你們真拆啊？”他説：“三年前省委書記辦公會議決定叫我們自己拆，我們就頂着不拆，你們杭州市倒來拆。”意思是説省委書記辦公會議定下來的他們都可以不執行，你們小小的杭州市竟敢來拆。其實市政府這個決定半個月以前就告訴他們了。我們真的開始動手了，他們才開始搬家，一邊上面扒，一邊下面在搬家。

當然，拆違的方法也比較巧妙。以前拆違法建築都是領導下決心，然後執法隊伍偷偷地去把它拆掉。我認為政府辦事須公告在先，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公告明示：違法建築坐落在哪裏，面積多大，並通知違建者自己拆，如果自己不拆，到一定期限後我們幫助他們拆除。如果拆錯了，政府賠償。違法建築公佈以後，拆除完全是公開執行的。第一批違法建築在電視台、報紙公佈了以後，15 天內自己不拆除的，政府來拆。同時，還設立了一個專門的舉報電話，聽取羣眾舉報他們住宅周邊的違法建築。違法建築被拆的人有種心理，既然我建的違法建築被拆了，就積極地舉報周邊他人的違法建築。這樣拆違的同盟軍就越來越壯大了，越來越多的羣眾被髮動起來參與拆違。違法建築經羣眾舉報、政府核實，核實以後登報進行 15 天公示，公示期間沒有人提出異議、拿不出合法建築證據的，就得拆。就這樣，一浪接着一浪，一波接着一波，拆除違法建築活動就推開了，到後來就成了一個羣眾的自發運動，擋不住，停不了。

當然，這其中也有許多利益的衝突。這是難免的。對改變大家都會拍手叫好，但改到自己頭上就不好了。最典型的是，我畢業後曾留在杭州大學物理系光學實驗室當助教三年，有一大幫同事和同學。開始拆違法建築的時候，他們都寫信為我叫好：杭州必須要有鐵腕拆違，必須要這樣治理，否則的話，我們這個城市就亂了，衰了。後來浙大校園也開始拆違了。浙大對大拆違的貢獻是巨大的，當時華家池校區的周邊一圈全是臨時建築改成的商店，每年的租金收入就有四千多萬元。浙大統統把它們拆了，並全部建成了綠化帶。之後，浙大自己組織了一個拆違隊，專拆校園裏面的違法建築。原來許多教授、講師在校園內隨意搭建棚屋養雞、養鴨，甚至養豬的都有。校園拆違，首先就是把鴨棚、雞棚給拆了。他們就寫信給我，説想起了日本鬼子的“三光” 政策，他們養的雞鴨都沒啦，都被“鬼子”抓走了。有抱怨的、有罵孃的，反正完全是同一撥人，開始時叫好，後來喊糟。由此可見，只要觸犯到自己的利益，人人都不痛快。

任何改革總體上是一片叫好，但是到了具體的單位和個人，產生一些利益衝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個體利益、局部利益、全體人民的利益跟長遠利益、整體利益之間還是有不同之處的，這是常識。但是看問題、做事情都要把眼光放得長遠一點，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後，民眾怎麼看這個問題。要是老是想着那幾張選票，想着一時的叫好，老是考慮自己的位子，是做不好事情的。

實際上，整個拆違工作也是利用了絕大多數羣眾的力量，依靠了這種新的機制，幹部還是原來那批幹部，就把違法建築拆了。有人開玩笑地説，這些違法建築實際上就是這些幹部默許支持下建起來的，現在又是他們去拆的，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説，這關鍵是人民羣眾被真正發動起來了，幹部的思想想通了，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違法建築最多的是江乾區，當時市政府決定江乾區的違法建築如果不拆，不能完成指標的話，上自區委書記，下至一般的幹部，出國考察一律停批。當時出國還是很熱門的一件事情，一説出國停批，大家都不好受了。一年、兩年，一直到我離開杭州的時候，他們區長都沒有出國過，領導幹部也覺得很沒面子，所以拆違的底氣就更足了。辦難事，就需要把一切手段都利用起來，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二

如何利用市長公開電話來改善城市管理的？

我到杭州任市長之前就有市長公開電話了，但那個時候的市長公開電話基本是個空架子，八位數號碼誰也記不住，且只有一條線路，幾乎誰都打不進去，用不了。

大體上，我們的城市管理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認為“七八個大蓋帽管不住一個破草帽”，希望把七八個大蓋帽的職能全都集中到一個單位，然後讓它用最大的權力、最高效率把城市管起來。這種思路其實隱含着一個巨大的障礙，就是現代化城市公共服務職能部門的專業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複雜，怎樣才能把這麼多的“大蓋帽”合併到一個大機構裏面去？

而“12345”市長公開電話和數字化城市管理功能不同，首先，它是一種效能檢查和監督的機制，也就是説不管有多少的城市部門為老百姓服務，都能通過“12345”公開電話把它們全覆蓋在裏面，讓老百姓監督它們的運行效率與質量。通過市長公開電話“12345”，可以評價出哪個單位服務最好，哪個單位投訴少，哪個單位反應快，而且一目瞭然。這是“12345”市長公開電話最主要的功能，也是對政府效率進行控制的一個必要系統。它能促進政府職能部門用最高的效率服務羣眾，讓人民羣眾來評價政府的效率。不管城市政府有多少個單位，只要是為人民羣眾服務的，都要經過人民的評價，因為人民羣眾是從他們的切身利益方面來評價這些部門的。其次，它能促使政府真正成為一個親民的政府，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為人民服務不僅僅是一塊要高高掛起的匾，而且是要落實到政府服務的每一個具體的細節上。

這個電話號碼最容易被民眾記住，原來的電話號碼不太好記，有人甚至連自己家裏的電話號碼也記不住，而“12345，有事找政府”就朗朗上口。要做一個合格的“保姆”，首先要保證“保姆”容易被主人找到，而且這個“保姆” 能夠辦事，而不只是一個傳聲筒。許多地方的市長公開電話效率不高的根源就在這裏，接電話的人都是一幫臨時聘用的小姑娘，只是轉轉電話，跟 114 沒有什麼區別。為什麼杭州的“12345”市長公開電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效率都很高？因為我要求機關所有的後備幹部都必須到“12345”去直接為百姓解憂辦事，不僅現場能清楚回答百姓的訴求，而且要有權調度相關部門，能夠調動“分保姆”直接為老百姓服務，還要對他們的服務效能作出評價。

▍三

在杭州，最難的事情就是我們做任何的決策都會涉及原有的利益所得者。

這些利益所得者，不是個人，而是一些強大集團，要處置這些人的利益，難度非常大。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坊街的改造。河坊街從拆改成保，是我主持市政府工作的第一項重要決定。我在杭大讀書的時候也去過河坊街，我認為這是杭州的寶貝。當我決定要把它保下來的時候，當時的副市長陳繼松眼淚當場就流出來了。因為他是拆遷指揮部的指揮長，現在要就地改成保護指揮部的指揮長，這個轉變多大啊！

當時有三撥人反對，一是個別思想保守者有意見。因為原市政府決定要拆河坊街的，當時河坊街上的樹已經被砍光了，人也搬光了，土地也分光了，不能説改就改呀。二是已獲得河坊街開發權的六家房地產公司。這六家房地產公司都是有背景的，它們已經把地分走了，現在要將它們到手的利潤取消，當然有牴觸。三是原來的住户。原來的住户雖然沒有房屋所有權，但是他們習慣長期住在西湖邊，如果將河坊街保下來，他們就要離開河坊街住到別的地方去了。

我記得有一次中宣部部長來杭州視察，這批人中的一百多人“啪”地跪在部長面前，我就在旁邊，很尷尬。但是兩年半以後，河坊街開街了，這些不滿就煙消雲散。當時在河坊街設計的時候，我們請了同濟大學的阮儀三教授，他是這方面的權威。我讓阮教授趕快給我重新設計一下，但他説調查研究至少要一年半，我開玩笑地説：“等你一年半規劃拿出來的時候，我官帽可能就沒了。”後來通過招標，三個月就把規劃拿出來了，修復取得巨大成功。

回溯這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四十年，每一項成就和失誤都衡量着當地決策者的素養和才能：是注重長遠利益，還是注重眼前利益；是追求整體利益，還是追求局部利益；是着眼於打基礎，還是着眼於形象工程；是迎難而上，還是順水推舟…… 歷史和民心會述説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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