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全球經濟恐怖分子”，正盯着中國！_風聞

執筆/叨叨姐&刀削麪

“全球經濟恐怖分子”“陰謀家”“世界上最邪惡的人”“撒旦的兒子”……

這些説的都是同一個人：索羅斯。

如今，這樣一個被世界上許多國家視為“危險分子”的人，又盯上了中國。已經91歲的索羅斯用非常惡毒的語言非議中國這一輪市場監管。

他這種想當然的指責，並不是西方輿論中的獨一份。

只是結合索羅斯旗下基金公司最近清倉所有騰訊音樂、百度、唯品會等中概股股票的舉動看，他這一番對中國的針對就很有點惱羞成怒的味道。

按説，“股市有風險，投資須謹慎”“理性投資，盈虧自負”是每個股市投資者耳熟能詳的行規，更何況索羅斯這樣的老江湖，什麼場面沒見過。但他偏偏就是在跌了、賠了後心情不爽，還要公然罵街，讓全世界都看到。

這，就不能輕描淡寫説是“情緒宣泄”了。

針對中國

在西方針對中國的“謠言工廠”裏，非政府組織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人權觀察”是其中尤為臭名昭著的一個。

它炮製涉疆不實報告，炒作所謂“強迫勞動”，甚至呼籲聯合國對中國進行相關調查。而且，“人權觀察”的執行董事肯尼斯·羅斯和極端組織“世維會”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在涉港話題上，“人權觀察”搞過類似的套路，以至於羅斯去年1月就被香港特區政府禁止入境。

在病毒溯源問題上，“人權觀察”也跳得很高，羅斯多次妄稱病毒“是中國實驗室泄漏的”。

“人權觀察”，已經被中國外交部定性為“在涉華問題上一貫充滿偏見，經常對中國進行污衊抹黑”。

索羅斯，則是它的幕後金主。

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將在10年內向“人權觀察”提供1億美元的捐款。正是由於這筆鉅額贊助，“人權觀察”才得以包下紐約帝國大廈整整一層樓。

更緊密的聯繫在於，“人權觀察”的兩位聯合創始人之一的阿耶·奈爾，在執掌“人權觀察”12年之後，成為“開放社會基金會”首任主席，還一當就是19年。

人權議題，在“開放社會基金會”和“人權觀察”這類NGO別有用心的運作下，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政治爭議，它似乎正在成為做空中國市場的排頭兵。

索羅斯，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敵視中國的。

大家都知道，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期，他折戟香港。

4年後的2001年，索羅斯自1989年以來第一次登陸中國，當時的他坦承“對中國知之甚少”。

2009年訪問中國的時候，索羅斯的態度還算友好：“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中國在這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定位，另一些國家應該讓中國有更多發言權。”

2013年，他還曾來華參加博鰲亞洲經濟論壇，並發表講話。

2016年是個拐點。

這一年，索羅斯的對華態度開始起變化。

他接連唱衰中國，説什麼“中國經濟難免會硬着陸”“中國將加劇全球通縮”。

3年後的2019年，他第二次站到前台，在《華爾街日報》撰文稱，“對打敗中國的興趣超過了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關心”。

**當時，索羅斯選中的“馬前卒”，正是反中亂港分子黎智英。**他勾結黎智英企圖做空港股謀利，“聯手策動金融戰配合顏色革命”。

又一個3年過去。

今年這一輪對中國的接連攻擊，已經是索羅斯第三次賊心不死了。

究其原因，在2001年索羅斯的在華演講中可以尋到些蛛絲馬跡。

他在10分鐘發言的結尾着重提到，“我非常希望中國找到自己的道路，成為更加開放的社會”。這就和一些美西方政治精英偏執地認為，中國遲早會變成跟西方國家一樣的所謂“民主國家”差不多的腦回路。

事實卻是，這套敍事並不適用於中國。

求而不得的他們，不約而同選擇了對抗中國。

危險人物

在中國之前，索羅斯“開炮”的對象是印度。

2020年1月的達沃斯論壇上，索羅斯聲稱，開放社會“最大和最可怕的挫折”來自印度。

不少印度媒體紛紛炮轟他，認為索羅斯披着“慈善家”的外衣，“卻有着無法治癒的極端狂妄自大，自以為是地以為擁有破壞別國穩定，並摧毀這個國家的權力”。

有印度媒體的大標題相當直言不諱：“印度必須提防全球經濟恐怖分子喬治·索羅斯”。

再往前追溯。

2018年，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斥責索羅斯是“妄圖分裂和摧毀國家”的“外國陰謀家”。

同一年，在普京和特朗普那次著名的赫爾辛基會晤後的記者會上，普京主動cue了保守派政治陰謀論的主角索羅斯。

2017年，馬其頓、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等東南歐國家的政府和媒體頻頻發聲，指責索羅斯和他的基金會煽動民眾敵對情緒，激化社會矛盾。

2016年底，索羅斯的出生國匈牙利掀起“反索羅斯”運動，打擊任何與索羅斯有關聯的組織。

也是在2016年，因“巴拿馬文件”落馬的冰島總理貢勞格松指責索羅斯是“巴拿馬文件”泄露的幕後黑手。

……

這個列表還可以很長，但已經足夠説明索羅斯是個危險人物。俄羅斯和幾乎所有東歐國家都已通過法律，禁止或者嚴密監控索羅斯的非政府組織。

這位身家86億美元的富豪2015年宣佈徹底退休，“讓他的兒子和親信負責運營他的對沖基金和公司，他要把所有擋住自己世界觀的存在趕盡殺絕”。

這就更容易理解為什麼索羅斯在第二年就衝向了中國。

一般來説，索羅斯搞事情有三板斧。

第一，通過媒體大造聲勢。

美國的媒體監管機構媒體研究中心發現，索羅斯與美國30多家主要新聞機構有聯繫。另據報道，自2003年以來，索羅斯已經花了超過4800萬美元資助新聞學校和新聞行業組織。

選定目標國後，索羅斯就利用自己的媒體影響力在國際輿論中進行負面和虛假敍事，抹黑、詆譭該國。

第二，操縱貨幣擾亂市場。

這一點，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我們已經見識過了。

第三，運用NGO暗中搞事。

最新一例是在緬甸。

緬甸軍方今年3月發現“開放社會基金會”向緬甸“開放社會基金會”注入“非法資金”，涉嫌資助示威者，因此扣押了緬甸“開放社會基金會”的財務經理。

2018年泰國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同樣發揮了核心作用。

一羣黑客2016年時侵入了索羅斯的文件並將之公開，其中涉及“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戰略、索羅斯資助NGO的資金申請等，它們的內容清晰表明了索羅斯的“顏色革命”野心。

**《華盛頓郵報》曾將索羅斯稱為“公開特工中的關鍵人物”，説他“一直公開做着中情局過去暗地裏做的事情”，**即為親民主團體提供金錢和道義支持，訓練抵抗人士，致力於“顏色革命”。

“人權觀察”網站上的泰國示威圖片。

政治圖謀

索羅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這樣的政治圖謀。

1930年8月，索羅斯出生在匈牙利布達佩斯，他的父親是一名猶太律師。

17歲的他赴英求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正是在那裏，他遇到了一生奉為圭臬的人生導師卡爾·波普爾。

1956年，索羅斯搬到紐約，投身於金融業，並通過外匯交易和國際投資發了大財。1969年，索羅斯創立量子基金。

實事求是説，索羅斯是數一數二的投資者。

即使他的路數是惟恐天下不亂，而且只要有條件還會刻意製造、操縱或放大混亂，讓股價按照自己“賭”的方向快速劇烈波動，從而迅速賺到大錢。

只是，索羅斯並不滿足於財富的積累。

他在公開演講中説，“我一生的經驗形成時期是德國佔領匈牙利的1944年”。據索羅斯説，那一年，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依靠父親的庇護，他和家人不僅成功活了下來，還幫助了其他人。

“1944年是積極的經歷，讓我總是蠢蠢欲動想去和艱難的現實相對抗。”

索羅斯所謂“艱難的現實”就是一些國家的政治現實。

1979年，索羅斯的第一筆主要捐款用在了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學生身上。

1984年，他在匈牙利成立基金會，1987年是在波蘭和蘇聯，扶持當地民主力量。

鮑勃·迪倫的兒子傑西·迪倫去年底發佈紀錄片《索羅斯》。這部紀錄片中的一位受訪者説，“除了約翰·保羅二世、瓦文薩和戈爾巴喬夫，索羅斯在推翻共產主義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

當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後，索羅斯成立了一個基金會網絡，幾乎覆蓋了整個前蘇聯國家，他為之投入了數億美元。

有人稱之為“東歐的個人版馬歇爾計劃”。

索羅斯1986年在中國也成立過基金會，3年後就關了。

匈牙利的街邊廣告：“我們不要讓索羅斯笑到最後”。

索羅斯深受波普爾和他的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影響。

40多年後的1993年，索羅斯把自己創建的NGO取名為“開放社會基金會”。到了2000年，他還寫了《開放社會：改革資本主義》一書，專門闡釋自己對於“開放社會”的理解。

索羅斯也知道，波普爾並沒有給出“開放社會”的確切定義。他的詮釋是，“開放社會”類似於民主社會，“開放社會”的敵人就是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

依託“開放社會基金會”，整個1990年代，索羅斯都在中東歐資助學生、政治上活躍的非政府組織。

喬治梅森大學教授珍妮·韋德爾説：“索羅斯在克羅地亞、波蘭、匈牙利等地支持的一些精英團體。它們不僅在慈善事業中發揮了作用，還在政治領域發揮了作用。”

那時，索羅斯還沒有被視作“國家威脅”。

索羅斯在紐約的豪宅

21世紀初發生在美國內外的兩類事塑造了索羅斯的惡名。

在“開放社會基金會”活躍的格魯吉亞，“玫瑰革命”導致索羅斯的批評者謝瓦爾德納澤下台。革命後成為格魯吉亞總統的薩卡什維利説得很直接：“索羅斯支持了‘玫瑰革命’。”

事實上，薩卡什維利的一名內閣成員亞歷山大·洛邁亞曾擔任格魯吉亞“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執行董事。

同樣的劇本，在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中又再次上演。

在美國國內，索羅斯宣稱，推翻時任總統小布什是他生活的“焦點”，並表示小布什在“9·11”事件後“支持我們或反對我們”的言論讓他想起了“德國人”，“納粹和蘇聯的統治讓我很敏感”。

還是在2004年，時任眾議院議長丹尼斯·哈斯特在福克斯新聞上説：“我不知道索羅斯的錢來自哪裏，如果它來自海外或來自毒品集團……索羅斯一直支持毒品合法化。我的意思是，他有很多附帶利益。”

如今，“開放社會基金會”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實體，在30多個國家擁有約1800名員工，每年預算約10億美元。“人權觀察”“大赦國際”“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等都是它的受助對象。

在福山已經承認歷史終結論是錯誤的情況下，索羅斯依然堅持西式民主是世界人民所需要的。這種帝國主義心態使得他繼續在世界各地通過“開放社會基金會”等NGO煽動暴力革命、妄圖實現政權更迭。

他打着民主的旗號把普通民眾變成難民。

實在荒謬！

6年前，索羅斯在《紐約書評》的文章裏寫道，“美國應該明白，如果用零和思維看待中國，美國到頭來可能得到更少，失去更多”。

用這段話來對比索羅斯今天的行為，可以看出他在反覆無常這方面，走了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