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網羣嘲的職校“女部長”身後, 潛伏着一個更無奈的困境 | 文化縱橫_風聞

✪ 杜連森 | 江蘇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本文原載《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導讀】近日，黑龍江某職業學院學生會幹部囂張查寢的視頻引發熱議，隨即又有該校學生自曝被老師無故掛科，學生、老師雙雙如此，引發公眾對職業學校教育生態的關注。那麼，當下中國職業教育的現狀究竟如何？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

本文通過對職業學校教育過程的觀察，為我們呈現出職校生所面臨的教育和勞動困境。研究發現，職業學校的教育日常重管理而輕技能，職校教師和家長對職校生的管理性要求大於知識性要求，教育期望較低，弱化的技能教育導致很多職校生的技能學習處於“皮毛”水平。而進入工廠後，職校生又面臨渴望學習技術卻學不到技術、空有一身技術而無處用武的境地，這是由於現代工業勞動存在去技能化的趨勢，自動化技術愈發展，對工人的技能要求就愈低。受此影響，技術工人勞動被降級為簡單勞動，工業企業更重視勞動者馴服的個性品質。在這個邏輯閉環下，職業學校的教育過程愈發重視規訓和管理而偏離實質內容，導致教育內容的空洞和教育生態的惡化。

作者指出，事實上，去技能化的趨勢已經從製造業溢出，蔓延到其他行業。普通勞動者將日益缺乏技能，進而缺乏經濟能力，如果沒有深刻的學校教育變革，現有教育方式對改變這一現狀幾乎束手無策，這既是“打工人”也是學校教育需要面對的真實困境。

本文原載《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原標題為《“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與教育的“空洞”》。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與教育的“空洞”

▍問題和背景

2020年，“打工人”成為現象級的網絡話題，無論是辦公樓裏的白領還是一線務工的藍領都紛紛以“打工人”自嘲，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似乎都在這個話題下找到了共鳴。然而，“打工人”並非新近出現的詞彙。“打工”一詞最早流傳於改革開放後的東南沿海地區，那時無數的農村勞動力開始湧入城市的工廠謀生。人們用“打工仔”或“打工妹”稱呼那些背井離鄉到城市工廠做工的青年男女工人。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與傳統產業工人迥然有別的打工者逐漸被學者稱之為新工人。然而，並沒任何詞能比“打工”這一俚語更好地描述普通勞動者受僱傭、高壓和“過客心理”的勞動狀態。

儘管娛樂性的方式消解了“打工人”話題的嚴肅性，但學界仍需要認真和深入的討論，“打工人”到底面臨怎樣的困境，以及學校教育可以為改善普通勞動者的處境提供怎樣的可能。中國的教育分流體制在高中階段形成了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分化，前者的教育產出最終指向的是白領型勞動力，而後者則主要是藍領型勞動力。由於職校生通常進入藍領崗位，他們無疑更為接近習慣意義上的打工者。一般認為，職業教育可以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技能水平，進而起到增加收入、促進就業和發展經濟的作用。**根據《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1576萬人，佔高中階段教育在校生總數的39%。**職業教育的目標就是把這些數量龐大的職校生塑造為有技能的產業後備軍。然而，儘管無人否認職業教育的重要價值，卻很少有人對職業教育的現狀感到滿意。在各種對職業學校的實地研究中都強化了這樣一個印象:暮氣沉沉的課堂，感到無聊和混日子的學生。這不禁令人疑問，職業學校的教育生態何以至此，普通勞動者究竟能否通過接受職業教育改善自身的生存處境。

本文認為要深刻地探討這一問題，莫過於迴歸宏大敍事下的個體，也即職校生本身，看看他們到底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自身處境的。本文通過對職業學校教育過程的觀察，結合對職校生、職校教師和企業管理者的訪談，試圖解釋職業學校的教育生態與工業勞動中的去技能化之間的關聯，並以此對“打工人”，也即普通勞動者所面臨的真正困境提出啓示。

2017年9月，筆者進入K城某職業技術學校(以下簡稱Y校)進行了為期近一年的民族誌研究(2017—2018)。K城是全國重要的製造業基地，也是一個典型的主要由移民構成的工業城市。Y校由一所職業高中發展而來，招收初中生，主要開設面向當地產業需求的機電、數控等製造類專業。調研期間，筆者的身份是Y校S班的代課教師，S班學生(共29名)屬於數控設備與維修專業，出生年齡大多是1998年左右，正處於中高職五年一貫制的最後一學年，筆者因此得以觀察到他們由學校到工廠的轉變過程。文中還涉及三家企業，分別是LSL汽車配件有限公司(德企)、MG塑膠有限公司(日企)、SK自動化有限公司(民企)，三家企業均引進了智能生產線，屬於自動化程度較高的企業。

▍學校日常：重規訓和“皮毛”式的技能學習

社會的一般認識常對職業教育抱有一種理所當然的看法:職業學校是培養學生“一技之長”的地方，職校生雖然是現行考試製度的“失敗者”，但他們仍可以通過學習技能來實現人生髮展的另一種可能，這既是職業學校的目的，也符合職校生和家長的期望，因此，職業學校的工作重心應當是在技能培養方面。然而在對Y校的觀察中卻發現，學生的規訓與管理是Y校教育工作的核心內容，與之相比，技能培養反而退居較為次要的位置。Y校的教育規訓已經達到了精細化的程度，規訓內容從身體動作到精神氣質，從時間管理到着裝配飾，學校對學生校園生活的控制幾乎無處不在。每天檢查胸卡和早操花費了Y校管理者和老師較多的精力。以檢查胸卡為例，學生胸卡上註明了每個學生的姓名、班級和專業，Y校規定只要學生進入校園就必須佩戴胸卡。每日清晨在校園門口均有值班老師和學生幹部檢查進校學生的佩戴情況。除了便於管理，學工處H主任還解釋了學校為何如此重視的深層原因:

“我們要求戴胸卡，為什麼戴胸卡?因為我們現在將企業文化慢慢融入到教育教學工作中來了。因為你去企業裏要戴胸卡，但是戴胸卡的習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養成的。可能是我們把這種企業文化意識慢慢融進來以後，便於他們就業了，很快地能適應崗位的需求。”

鮑爾斯和金蒂斯曾提到，在美國機器大工業飛速發展的時期，工廠僱主對工人個性的一個重要要求就是服從和尊重權威。統一着裝是對勞動者身體的馴服，凡是牴觸權威的人便會受到懲罰。職業學校會主動選擇向企業靠攏，以企業文化和企業管理規範來教育培養學生，目的即是養成符合工業生產要求的勞動力個性品質。

**在學生的紀律養成上，從進校檢查胸卡、課間跑操、教室6S管理、晚上查自習到宿舍禁止充電，Y校制定了一整套的管理規範，覆蓋了課上課下的所有時間和教室、宿舍等各種場所。**可以説，無論是時間尺度還是空間尺度，學校規訓都是全方位的。封閉式的管理幾乎切斷了學生與周邊環境的聯繫。在一次學校辦公會議上，L校長如此描述加強學生管理的意義:“説實話，像我們這樣的學校，是多辦一所學校，少辦一所監獄”。然而，儘管學校極為重視紀律規訓，在課堂裏，反學校文化仍然屢見不鮮，如遲到、曠課、睡覺、説髒話、玩手機遊戲，而上課教師大多也不會對學生提出嚴格的學習要求，在職業學校這似乎是一種公開的默契。在談到課堂教學時，Y校Z老師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我們職校老師真是一點職業成就感都沒有。整天提心吊膽，祈禱別出事。有次上着課，後排兩個學生直接打了起來，我上去拉都拉不住。一個學生把另一個學生踹暈了，我當時嚇得手足無措噢。在我的課堂出這樣的事情該怎麼辦。後來被踹的學生家長説學生沒受傷，只是急火攻心氣暈了，而且也沒來找學校的事，幸虧是個通情達理的家長，不然我麻煩就大了。”

**在不出事的心態下，一般教師對學生的課堂要求是只要能規規矩矩地坐着即可(儘管通常仍很難實現)，至於能夠學到多少知識和技能反而是較為次要的問題。**實際上，同樣的心態不僅教師存在，學生家長亦是如此。在家長對學生的教育期望這一問題上，兩位與學生家長有較多接觸的班主任老師坦率地描述道:

“這麼多年下來，多少也跟家長接觸了一些，因為小孩比較小，家長總體的想法是不想讓小孩過早地進入社會，就是找個地方，有個地方能管一管，然後最好他自己自願能學就學，至於學成什麼樣子，可以説沒什麼要求。”(C老師)

“孩子的期望呢，因為像那個我們班調皮搗蛋的比較多，家長呢，説的不好聽一點，有時候就是把學校不是當成學校，讓他們學習更多的知識，而是把學校當保育員。就是讓他們不要惹事，放在那裏。”(T老師)

可以發現，家長的教育期望與學校的教育定位在一個較低的層面上實現了合流，即管住學生，保證學生不出事、不惹事。如此一來，一個自然的結果便是，對學生的管理性要求大於知識性要求。雖然一些超級中學的教育模式，如以半軍事化管理著稱的衡水模式和毛坦廠模式同樣重視對學生的規訓和細節管理，但這類學校的管理舉措緊密服務於學習成績的產出，而職業學校對學生的行為習慣要求儘管嚴苛，但可以説管理本身即是目的，在學知識、學技術等方面幾乎處於放任狀態。

那麼在周遭對職校生的教育期望較低的情況下，職校生本身是否真的排斥學習呢?在筆者組織的學生學習討論中，當詢問他們的學習收穫時，職校生常用“皮毛”“不值”和“虧了”等詞語來形容在校的學習價值，可見其想學習但卻沒有學到多少東西。

“五年下來，我想一下，學到的是瞭解數控基礎的一些東西吧，其實就是一些皮毛，只能説是瞭解到，這樣五年下來有些不太值啊。只需要一兩年的時間就可以把一個東西琢磨透了，但是，我們這樣花時間就有點不太值了。”(阿明)

“感覺這幾年虧了，就是沒有學好一個什麼專業的東西，比如數控車也好，什麼什麼也好，就是感覺五年沒有一個拿得出手的東西。”(阿齊)

對專業學習而言，職校生大多認為，五年的在校時間裏，他們學到的只是一些較為粗淺的理論知識和一般的操作技能，並不值得花費如此多的時間。然而，**與“皮毛”和“不值”相對照的是，他們同時認為一些參加職業技能大賽的同學可以説是學到了真正的技術。**Y校每年都會在各個年級選拔一小部分精英學生參加市、省乃至全國的職業技能大賽，對這些學生，學校投入了最好的教師和實訓資源，幾乎每天在實訓基地操練(以犧牲文化課的學習時間為代價)。參加過技能大賽實訓的阿峯説到，以數銑技能大賽為例，比賽對零件加工的精度和複雜度要求極高，而普通工廠裏的精度要求很少有像大賽要求的正負上限差一絲，比賽中拿到前幾名的選手對工廠裏所有的零件，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完美加工。現實狀況是，這些“技能精英”進入工廠的幾率反而更小，S班兩名參加國賽並獲獎的學生均被學校保送到了本地ZS大學的專升本項目。他們告訴筆者，未來最好的出路是本科畢業後回校做技能大賽教練，或者找一份坐辦公室的工作，總之不會去工廠當一名技術工人。

調研中發現除了極少部分參加技能大賽的學生體驗到了“做中學”，對於絕大部分學生的教學仍然是以理論課的學習為主，也即所謂“聽中學”，實訓強度遠遠不夠。這一點常常被訪談學生所詬病，認為學校過於偏愛大賽學生，沒有向其他人公平的開放實訓設備。那麼一個問題便是，如果大賽學生是代表職業教育培養目標的高技能勞動力，職業學校為何又放任絕大部分學生處於“皮毛”式的技能水平。考慮到職業學校對就業市場的敏感，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職業學校實際上並未受到來自產業需求的強大壓力，使得職業學校需要迫切提升所有學生的技能水平。

▍生產現場：技能降級和勞動控制

經過幾年的封閉式管理，在職校生最後一個學年，職業學校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如何使那些幾乎“與世隔絕”的學生做好職業準備，以順利地成為產業大軍的一員。在職業教育中，校企合作育人受到大力鼓勵和提倡，它被官方文件認為是職業教育的基本辦學模式，是辦好職業教育的關鍵所在，是工學結合、知行合一的共同育人機制。因此，至少在公開宣稱的話語中，校企合作被視為是一種基本的教學範式。然而在Y校4.5+0.5的學制下，學生在校學習4.5年，進入企業實習只有一學期，這實際上意味着在學生接受職業教育的5年內，絕大部分時間與企業並沒有多少關聯。所謂0.5年是指職校生要在最後一個學期去企業進行頂崗實習，在此前與工廠企業幾乎未有接觸的情況下，他們就像是突然被拉入工作現場。

儘管工廠企業來的有些晚，但它仍然是必需的，因為校企合作最重要的意義其實在於使學生做好成為工業勞動力的準備。在畢業前的頂崗實習，S班的大部分學生都選擇了學校推薦的工廠，且全部是加工製造類企業，涉及汽車零配件、塑料包裝、精密機械、模具等多種工業製成品的生產。**在進入工廠之前，職校生們普遍對即將到來的頂崗實習懷有較大的期待，他們希望通過與真實工作環境的接觸，在工廠裏學到真正有用的技術，以彌補在校期間僅僅是學到一些“皮毛”的遺憾。**許多職校生在描述自己實習初期的心境時，常常形容自己是充滿幹勁的，努力表現，渴望學到東西。這説明職校生們並非真正的熱衷於混日子，而是十分認同學校和企業所倡導的學習技能、努力工作的主流價值觀。然而，幾個月之後，在實習階段的後期，S班的一些學生卻似乎不願意再談論他們在工廠的情況。例如阿濤，當筆者提出去工廠裏探訪他的實習狀況時，他回覆道沒有什麼好看的，工廠裏就是那個樣子。顯然，他們對正在進行的工廠實習並不滿意，至少不是他們所期望的那個樣子。所以，職校生們在工廠實習期間到底經歷了什麼?這種經歷如何影響了他們對工作的看法?

在頂崗實習前的訪談中，職校生們對實習崗位的期望大多是“技術員”的工作，在他們的認識裏，一個技術員的工作應當是與編程、畫圖等複雜的腦力勞動相關的。然而與他們的期望相反，工廠安排的實習工作大多技術含量不高，似乎並不需要他們腦力勞動的潛能，而僅僅需要他們作為一個健全的正常人所具有的體能和一般動作協調能力。

在LSL汽車配件公司實習的阿超説道，在實習前期，工廠為他安排的崗位只是單純的削毛邊。因為注塑機加工生產的塑料配件存在毛邊和毛刺，需要人工手動去除，而任何人只需要一把銼刀就可以完成這個動作，沒有什麼技術含量。

“我進廠實習頭兩個月都是削毛邊，拿着刀片不停地削，一個接一個，到後來大腦已經不需要任何思考了，完全機械地完成這個動作。可能手裏在做這個東西，腦子裏在想別的。而且操作工沒有任何晉升的希望，我們廠裏有個師傅已經幹這個五年了，按説應該給他升一升什麼的，但是廠裏並沒有這樣做。因為你把他升上來，你就得重新招，但廠子裏需求最大的就是操作工。如果我在廠裏做操作工連續四個月沒升上去的話，我就不幹了。幹下去沒前途。”

削毛邊是產品加工的最後一道工序，它只需要動作的熟練度，而不涉及複雜的分析能力。因此，在動作熟練之後，操作工完全可以機械地完成整套動作，而無需大腦進行思考。對操作工而言，這意味着工作是“手腦分離”的，如此才會出現“手裏在做這個東西，腦子裏在想別的”狀況。同樣在LSL公司實習的阿晨在其提交的實習總結中，直截了當地用機器人來形容每天的自己。

“剛進到這家公司我的期望值還是很高的，但是慢慢發現，每天做的活跟個機器人一樣一直重複，讓人很煩躁，空有一身本領沒地方用。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就想放棄，一點都不給學習的機會。但是想着既來之則安之現在放棄不等於白乾麼，所以還是堅持了下來。”

**阿晨解釋了自己對工廠實習由期望到失望的原因，其關鍵是每天如同機器人一般重複的工作。**顯然，對於工人而言，勞動已成為外在於他們的東西，他們在勞動中感受到的不是內在的滿足，而是煩躁、苦悶和無聊。在對LSL公司的觀察中，產線工作處處可以看到科學管理原則的應用。生產線上的流程環環相扣，沒有多餘的時間和動作，每一個零件的組裝和檢測時間都經過精確計算。在阿超的示範下，以汽車水壺的加工為例，工人從傳送帶上取下兩瓣對稱的水壺配件，在熱板焊接機上安裝固定，然後按下啓動鍵，機器進行加熱焊接，30秒後工人取下焊接好的水壺，放在質量檢測機上進行檢驗，檢驗需要20秒，在這個時間裏，工人再拿下一組水壺配件放入焊接機扣壓接合，上一個水壺檢測完畢後，工人將其取出貼標籤裝箱，大約需要10秒鐘，動作完成後下一組水壺剛好焊接完畢並準備檢測。沒有任何多餘時間，每一個水壺製作流程大約需要1分鐘，動作不斷循環重複。

通過對產線工人的隨機提問發現，他們普遍反映，產線工作的技術含量不高，也費不了多少力氣，主要的壓力在於質量考核，每一個組件都必須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不能出一點差錯，出現了質量問題會追究到個人。然而，長時間的重複操作難免會注意力渙散，以致出現失誤。LSL公司的產線管理員W段長講到:“工人有時會出現跳工序的問題，比如製作水壺的時候，必須經過一個檢測的環節，檢測好的水壺，機器會在上面打一個點，工人干時間長了注意力就會下降，一不留神就跳過了檢測的環節直接裝箱，客户看到產品上沒有打點，就認為產品是沒有經過檢測的，因此拒收。我們在這方面吃過好多虧，但是也一直沒有想到比較好的解決辦法，只能是不斷給他們強調要有工匠精神，要加強自律。”然而，阿超對此卻有另外一種説法。

“在管理者眼裏，操作工都是很蠢的人。如果操作工犯了一點錯誤，比如少擰了一個螺絲，他們就會説真是蠢。人畢竟是人，一天擰幾千個，難道不會出個紕漏?質量監控在他們來看就是防犯蠢。你説一天我削的連腦子都轉不動了，出錯還不正常?壓榨的這麼厲害，還要我有工匠精神，我是沒那個覺悟，根本不會想這些。”

可見，**對真正經歷了產線工作的職校生而言，工匠精神之類的道德呼籲往往十分無力。**手藝人能夠精益求精並忍受機械單調之苦的關鍵，在於他了解每一步的勞動對於整體的意義，為了完成最終的產品，他可以承受暫時的困難，並有強烈的動力加以克服。如果事前並不存在關於最終產品的概念或意象，手藝人也就失去了投入工作的動力。在工業勞動分工下，工人執行的是設計人員和管理人員頭腦中的概念，而不是自己頭腦中的概念，他們無須瞭解自己的勞動對於整體的意義，不需要了解每一步操作背後的技術理論，他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折不扣的執行來自上層的指示。在這種情況下，技術的概念分析部分基本被剝奪，剩下的只是強調速度、靈巧和注意力的簡單技能。

**即便並非是組裝工，而是從事專業對口的數控機牀操作，提升技術的可能性也十分渺茫。**在一般印象中，數控機牀設備是工業生產進入自動化時代的標誌，它需要操作人員懂得編程，學會人機交互，因而比過去的普通車牀操作工需要更高的技術水平。但在概念和執行分離的管理原則下，數控機牀操作最能體現技術含量的部分———編程，卻是被設計和管理人員所壟斷，操作員並沒有染指核心技術的機會。例如，在MG塑膠公司實習並中途退出的阿誠講道:“這個廠學不到什麼技術，生產的塑料管都是標準化的，機牀的程序也都是別人編好的，到時只需要按個啓動按鈕就行了，也不用人一直看着。雖然勞動強度不大，但學不到什麼東西”。在許怡和葉欣2018年對廣東省3家“機器換人”企業的調研中同樣發現，**工廠引入機器人後並沒有帶來勞動者的技能提升，反而使原來的技能型工人退化成給機器人從事輔助性作業的普工。**而隨着技能水平的降低，勞動過程愈發枯燥、無聊，工廠就愈需要加強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就愈需要勞動者服從和馴良的品質。

▍隱秘的邏輯：去技能化與教育的“空洞”

當今，許多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都對技術進步懷有十分美好和樂觀的期望，他們認為隨着現代工業技術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必將產生更多對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的需求。人們普遍信奉這樣一種神話，即技術進步會促使教育進步，具體來説，由於大多數工作發生了工藝和技術的變革，使得崗位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提高，所以在他們成為勞動力之前，需要延長他們的受教育時間，增加教育內容，進而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尤其是職業教育與技能培養的天然聯繫，技術進步將對職業教育產生更加直接和明顯的影響。技術進步的確對職業教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卻並非是我們所認為的方式。出乎意料的是，現實展現了另外一幅圖景———技術愈發展，教育愈“空洞”。

對工人來説，技能這一概念在傳統上是和精通一種工藝密切相關的———這就是説，既要懂得進行某一種生產工作時所需用的材料和過程，在實際操作時又要操作得純熟靈巧。工業勞動的分工方式破壞了傳統的技能概念。在當今的工業生產中，**要想控制勞動過程，唯有掌握科學和工程技術知識，而這些卻是完全集中在管理和設計部門的手中。留給普通工人的只是一種經過重新解釋的、不完全的技能概念，諸如“重複而熟練的動作”“保持專注”“速度即技能”。**以LSL汽車配件公司為例，現代製造企業的生產流程一般是，企業的研發部工程師先對產品進行設計開發，然後制訂生產操作標準、產品調試標準、材料單等，生產部門按照設計部的指定要求生產樣品，在銷售部拿到訂單後，對操作工進行培訓，然後實施規模化生產。對汽車配件的生產來説，最富有技術性和創新性的是在設計部分，包括對產品本身的設計和相應的加工模具的設計，操作工只需要遵循設計部門發放的指示流程按部就班地操作即可，對他們來説，速度和靈巧是最重要的，一般不涉及複雜的腦力分析，經過簡單的培訓後，動作熟練即可上崗。

在每一個組裝工的工作台上，都有設計部門打印的簡明圖畫呈現配件的組裝流程，工人只需要依據指示去組裝，而無需考慮產品背後的原理。在筆者的要求下，經過現場工人的指導，作為一個毫無車間勞動經驗的成年人，僅用15分鐘筆者便學會了汽車進氣格柵配件的組裝。因此，至少就配件組裝而言，對新員工上崗所需要的培訓已被簡化到極低的程度。

由前述可知，即使是對數控機牀的操作，也並不涉及複雜的技術含量，作為數控機牀最核心的編程控制權，被牢牢掌握在設計部門手中，工人只是對數控機牀行使最基本的操控。與操作普通機牀相比，一個操作數控機牀的機工所需要的技能水平甚至是退步了。為了更好地瞭解智能製造與勞動技能的關係，筆者走訪了已在SK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轉為正式工人的阿翊。阿翊告訴筆者，即使是公司最新引進的智能機牀，毫無數控經驗的普通人一般一個月也能上手。當筆者進一步詢問，如果這麼短時間可以掌握的話，有無必要在校學習五年。阿翊突然有些激動地説道:“五年都荒廢了。我們在學校相當於玩了五年手機，睡了五年的覺。我覺得是沒必要，三年都覺得多。學的東西太多了，我感覺。你學一樣東西，就學這個，一年就夠了。它這五年，我估計是這樣的，因為我們還沒成年，就給你五年時間，到成年瞭然後出來上班。”

**今天，職業教育的時間延長了，五年一貫制逐漸普及，職業學校設置了內容繁多的各種課程，但是卻與社會公眾所認為的技能傳授沒有多大關係。**對於去技能化將對學校教育可能產生的影響，佈雷弗曼曾憂慮道:“總而言之，在這樣的社會里，除了學校，就再沒有青年人呆的地方。為了填補真空，學校本身也變成了那樣的真空，內容越來越空洞，變得徒具形式。在勞動過程中，要了解的東西越多，工人需要了解的東西就越少，和這完全一樣，在未來的大量勞動者就讀的各種學校裏，要學的東西越多，教師要教的和學生要學的理由就越少”。數十年後，當我們再來回顧佈雷弗曼的分析，很難不為其天才的預見性所折服。**工業勞動去技能化的趨勢使得普通勞動者越來越缺乏學習的理由或學無所用，結果學校教育越來越空洞，越來越脱離教育性，直至剩下基本的照管功能。**所以，當職校生們感嘆五年的在校時間只是學到了“皮毛”時，支持這一結果的結構性原因是，“皮毛”式的技能水平已足以應付現代工業生產的需要。唯有在這個邏輯下，職業學校在實際運行中的看似反常之處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職業學校是重規訓、輕技能的教育定位，因為與其將精力投入在培養學生將來未必用得到的技能，不如着力培養學生的紀律性、服從性等工業生產更需要的個性品質。職業學校的教育邏輯，與工業體系對普通勞動者的要求不謀而合。

總而言之，**工業勞動的去技能化削弱了學校技能教育的價值和動力，當教育淪為照管便只剩下無聊和乏味，延長的教育時間和空洞的教育內容最終導致了職校生普遍的混日子。**韋伯曾説道，機器生產的技術條件和經濟條件的制約，為每一個降生在這個秩序機制中的人編織了一座理性的“牢籠”。今天，這股不受抑制的力量最終使學校教育變成了現實的“牢籠”。

▍餘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將討論的範圍嚴格限制在製造類職業學校，由於筆者的精力所及，調研樣本尚無法涵蓋服務業、農林畜牧類等專業。因此，非製造業勞動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去技能化，以及去技能化是否對非製造類職業學校產生了影響，仍有待進一步考察。不可否認，在諸如烹飪、護理、園藝等尚未被自動化技術完全侵蝕的領域，職業技能教育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考慮到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進步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趨勢，本文所探討的去技能化與學校教育的關係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

事實上，去技能化的趨勢已經從製造業溢出，蔓延到其他行業。現代勞動分工不僅再造了生產過程，也重塑了辦公室工作。今天的辦公室工作流程實際與生產線勞動無異，工作被分割為各個部分，由一個權力中心發號施令，下層員工整理報表、計算機錄入，除了員工衣領顏色存在區別，文職工作與裝配線工作幾乎完全一樣，它們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米爾斯指出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現代辦公室愈來愈理性化，它使用各種新式辦公機器，而僱員則成了機器的附庸，就像在工廠裏一樣，工作不是個體性的而是集體性的，由於工作是標準化的，職員可以很容易替換，工作的專業化已經達到了自動的程度。所以，一些低技能的白領工作者實際上也被藍領化了，也即所謂的白領工人。

這樣，勞動人口將日益被分裂為兩個部分，在一個極端，人們的時間擁有無限價值，在另一個極端，人們的時間幾乎分文不值。本文認為在為技術進步而歡呼的同時，還應當關注那些被技術浪潮拋下的勞動個體的處境。技能或一技之長，在傳統上是普通勞動者安身立命的武器，在未來其存在的空間將越來越逼仄。普通勞動者將日益缺乏技能，進而缺乏經濟能力，如果沒有深刻的學校教育變革，現有的教育方式對改變這一現狀幾乎束手無策，這既是“打工人”也是學校教育需要面對的真實困境。

**本文原載《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原標題為《“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與教育的“空洞”》。**限於篇幅，註釋從略。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