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經濟學家言語中的企業家崇拜還停留在帝王時代_風聞

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企業家這個名詞很久以前就已經出現了。

資本主義早期，企業人員規模普遍比較小。19世紀後半葉，西方主要市場經濟體先後實現工業化，尤其到了二戰之後，這些國家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在整個勞動人口中所佔比例先後大大超過了第一產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大企業的個人企業家老闆在一個國家所具有的威望、社會地位可謂如日中天，此後隨着經濟全球化市場範圍逐步擴大，一些所謂企業大鱷及其家族的國家社會影響力開始江河日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職業經理人階層首先在北美顯現優勢，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成為眾多大中型企業治理結構及經營方式重大變化。典型如《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的作者斯隆（1875-1966）與亨利.福特（1863-1947）可以説在現代企業發展史上已經分處於兩個時代。

換句話説，“二戰”後一個時期，最能代表美國企業家精神的是斯隆（被譽為20世紀前半葉最偉大的職業經理人之一，其實他也是就職公司的一個非控股股東），而非亨利.福特。福特汽車公司由盛而衰，再由瀕臨破產而後得以重生的歷史，也説明現代企業的治理結構確已到了一個發生質變的歷史時刻。

企業的領導者並未消失，企業創始人在企業初創時期的重要地位仍然很獨特。但是，從企業發展進步的角度看，個體企業家則已經由團隊企業家所取代，這是由擴大後的國際、國內市場的複雜性程度以及企業競爭環境變化決定的。

任何一個以整個國家市場、乃至國際市場為業務範圍的大中型企業，單憑個人領導者的能力和精力，都已經完全無法再勝任其職務，高技術領域的企業經營更是如此。

更為重要的是，主要依靠個人天賦和個人努力養成企業家品格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企業家品格的養成與表現，很大程度上已經離不開非血緣姻親的團隊核心成員之間的相互成就或造就，集權有效性代替了獨裁有效性，這大概也是由工業化時代與小農業時代根本不同的社會物質基礎決定的。

【蔣介石政權終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革命推翻，是因為二者在羣眾立場上有着性質截然的區別和分歧，背後是對整個時代大勢以及國情民意根本不同的理解與把握。落伍者不是被競爭對手打敗的，而是已然為新的時代要求所拋棄】。

1985年，德魯克（1909-2005）出版了《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徹底解開了“企業家魅力”的面紗。企業家首先是一種職業，一種工作實踐，而非天賦個性。

儘管我們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總的時間還很短，但改革開放已經將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聯結在一起。特別是近20多年的多邊貿易及多邊投資往來，中國經濟已經相當程度地快速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的整體格局中，並在其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國際影響力。

市場競爭及企業生存發展的需要，促使中國企業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不得不加快與整個外部世界接軌，否則便會影響和制約對市場變化的敏感性以及響應的速度，經常、處處陷於被動。

ICT領域高技術企業的興起、壯大、所取得的成就，事實上也證明了這一點。這類企業具有更加明顯的企業家團隊特徵。究竟是企業家個人造就了企業的領導層團隊，還是企業的領導層團隊成員集體造就了企業家個人，已經很難説清楚。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一領域的企業家面貌已經與大多數傳統行業的領導者有了顯著區別。

誰真正代表着未來企業治理髮展的方向和趨勢，早已不言自明。

不得不説，至今仍有一些經濟學家的企業家崇拜還停留在帝王時代。他們或有意或無意地仍然將企業經營者個體與企業家精神混為一談，在不同概念的使用上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甚至恨不得只將出資人、投資人、控股股東視為眼界獨到的企業家人格，一再圍繞着所謂承不承認“企業家人力資本價值”、“對企業家的偏見和敵視”做文章，難道是一種新的創意嗎？

要麼市場經濟，要麼就是平均主義？“追求共同富裕”不是這麼講的吧，還是低估了民眾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辨識度，擔心是否還會回到老路上去？倘若站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文化背景下，這倒是可以理解的 ——現實表明，在面對重大公共社會矛盾和問題時，既使經濟、技術乃至軍事實力更發達，一些國家的中央政府反而還是無能為力。

他們或許不清楚，政治領域的共和必將隨着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在社會微觀組織層面得到體現和落實，國家共和最終得以實現 ——或許這也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時至今日仍還能在一些國家發揮其社會生產力的原因所在。

也並沒有證據表明，自始至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完全不存在社會主義因素。管理是現代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的一種客觀職能，取決於其應該完成的各項任務；微觀社會組織層面管理的有效性，又受一定的社會文化的影響，並受到特定社會中的價值觀念、傳統和習慣等因素的制約。在某些時期，管理卻是反文化的。

無論片面地強調社會還是個人，都不可取。人在社會中獲得身份、地位和功能，在獨處時獲得自由、自在和安寧。

管理越是能夠運用社會傳統、價值觀念和信念，它就越能夠取得成就。管理熱潮往往會對社會和文化傳統提出質疑，但另一方面它又強化了某些傳統。現實是，人們曾經擔心的“中國西方化”並沒有發生，西方化只不過是表面現象，它使得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中國化了。

尊重個體企業家的事業成就和社會貢獻，並不意味着需要塑造個人英雄主義，甚至養成個人崇拜，這根本上不僅違背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也已與時代潮流相違背。倘如此思考，真正可以有助於國家社會企業家精神的發揚嗎？或者有助於企業家順應時代潮流，能夠走在時代發展的前列呢？

貌似進步，實際背道而馳，嚴重誤判了國情民意，根本不清楚什麼叫“真英雄”。

還沒有能夠脱離開組織獨立存在的企業家或企業家精神。“當一個人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其行為才開始變得偉大”—— 大概正是企業家精神濫觴之源。感知以經驗為前提，無知的背後恐怕是缺乏了某種敬畏、謙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