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調節與社會維繫、效率及市場經濟——《厲以寧講道德經濟學》讀後_風聞

道德調節與社會維繫、效率及市場經濟

——《厲以寧講道德經濟學》讀後

【提要：＆厲以寧先生“一語三關”。道德因素居多的人的社會性，對社會運行的維繫、效率和趨利的市場經濟的調節，有着極為重要的作用和意義。需要研究社會“道德經濟學”，也需要研究社會道德對效率的影響，研究道德對社會維繫的作用。＆人有自發的自利性，但人也離不開社會。社會中的個人必須、必會顧及別人而有“社會性”；社會越發展、發達，人際密度越高，人們之間的互需互補性越強，對人的社會性(即顧及他人、社會的)要求會越高。＆社社會運行機制，須顧及人的自利性，因勢利導的調動人的積極性；也需制約、引導人的“自利”，使之顧及他人、社會。】

一、厲以寧先生“一語三關”

近日看報載《厲以寧講道德經濟學》一文，讀到厲以寧先生説，“中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超常規效率來自效率的道德基礎。”

他舉例説，“抗日戰爭的時候，遭遇特大自然災害的時候，萬眾一心捐款捐物、獻血救災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移民社會為什麼效率高？比如廣東、福建一帶的客家人，清朝後期到民國初期闖關東的山東、河北移民等，就是因為文化把他們凝聚在了一起，有一種團結、友愛和互助精神。”

就道德對社會運行維繫的作用，厲以寧先生還指出，“在古代歷史上的很多戰亂時期，市場是癱瘓的，起不了作用，政府在混亂期間也管不了那麼多。但人類社會依然存活了下來，靠的就是道德力量所起的作用。在沒有市場調節，也沒有政府調節的時候，它是唯一的調節。”

他還就道德對“市場經濟”的作用，指出，“一個沒有道德力量調節、沒有信用體系的社會是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的。”

可以説，厲以寧先生的此番言論，是“一語三關”。他此段論述，提出了一些社會科學非常重要的見解，給出了有關社會科學方面的一組十分重要的研究領域。

這“三關”，即：

第一關係到，道德因素居多的人的社會性，對社會運行的維繫作用和意義；

第二關係到，人的社會性，對社會運行效率的作用和意義；

第三關係到，人的社會性，對市場經濟的作用和意義。

而且，這“三關”，關係道德因素居多的人的社會性，對社會運行的維繫、效率和趨利的市場經濟的調節，就物資和信息更加流通發達、更加文明的現代“地球村”社會而言，已經愈加重要。

或可説，人們需要研究社會“道德經濟學”，也需要研究社會道德對效率的影響，研究道德對社會維繫的作用。

本文願就此做些遠非完善、還相當不成熟的延展思考，以拋磚引玉。

二、人有自發的自利性，但人也離不開社會。社會中的個人必須、必會顧及別人而有“社會性”；社會越發展、發達，人際密度越高，人們之間的互需互補性越強，對人的社會性(即顧及他人、社會的)要求會越高

應該説，地球人類每個個體，的確是自成一體獨立生存的。但人類發展千萬年來的實踐還證明：人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一員，對社會和羣體其實是高度依賴的。一個人類個體，離開社會羣體，難於（較好的）生存，不可能“發展”。

而且，從歷史和現實都能看到：社會越發展、發達，人們之間的互需互補性越強，人際密度越高，對人的社會性(即顧及他人、社會的)要求會越高。的確，原始、封建的低生產力社會，人們還或可一定程度自給自足。但現代的高人際密度的生活環境，誰能不依賴他人提供的衣食住行條件而“自在”的生存？

人的個體是個體獨立存在的，是有“個體性”，也是會“自發”慮己、顧己、利己的，並會自發追求“自由自在”。但是，人在社會生活中，也必然會產生、會意識到要有“社會性”。而“道德”，正是人的社會性的主要、重要反映。

當然，也要看到，當以個人利益調動個體積極性時，個人(含其同利益羣體)的積極性和內在潛力會被調動起來，這可能正是私有、個體運作有效率較高一面的原因。（可能，這也是應用“資本”的增值謀利的資產階級，能如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説，“不到一百年”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的原因。）

但是，在個體(含其同利益團體)為其利益而奮發努力時，也會主要顧及的是個體(含其同利益團體)利益目標，會不考慮是否顧及(乃至傷害)他人、社會的利益。而這種不顧乃至損害他人、社會的利己，也在造成社會的不公、失衡、不滿，長此以往也帶來諸多社會矛盾，最終影響社會運作的效率和社會發展。

這一點，隨着現代社會文明的成熟和發展，正在越來越凸顯。

厲以寧先生説，“中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超常規效率來自效率的道德基礎。”不僅是歷史，從現實世界人們也可以看到更多“道德基礎”創造的“超常規效率”，看到很多“不顧他人、社會的（非道德）行為”所造成的“超常低效”。

例如，兩年來的全球抗擊新冠疫情，就能看到人類的社會性在抗疫情中的作用。中國為何能在還沒有疫苗之時，能夠全國“清零”？其實正是“人的社會性”即“道德因素”，在發揮重要的、基礎性的作用。

最近，中國抗新冠德爾塔疫情，再次凸顯中國民眾“隔離自己為了14億”的顧及他人、社會的道德因素，是獲得本次疫情基本成功的重要的基礎因素之一。也再次説明：人類個體的現代生存，已經越來越離不開社會、他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

不願為社會他人約束自己的利益(含“自由”)，甚至不願接受對社會對自己也有益的客觀自然規律的約束(例如戴口罩），乃至美國等國還有在為抗疫情，抵制必要的管理措施，並遊行抗議……，這還能辦成什麼事？能有什麼“效率”？

如果中國也像西方那樣“自由”抗疫，連“帶口罩”防疫也受到侵犯“個人自由”的指控，若中國也如同西方多國那樣不斷爆發抗議疫情管制的遊行，是不可能以“超常規效率”，取得抗擊疫情多次階段性勝利的。

就市場而言，也如厲以寧先生所言，“一個沒有道德力量調節、沒有信用體系的社會是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的。”

可能要説，市場經濟主要是用“利益調節”的；但是，沒有顧及他人、社會的“道德因素的調節”，不制約為了本方利益而不顧乃至損害他方乃至全社會利益的經濟行為，也是不能維繫社會的健康運行的。

世界各國（不論是以個體、私有資本為主的社會，還是以國有為主體的社會）的“反壟斷”，就是“市場道德調節”（即：顧及他方和社會健康運行的整體利益）的最好範例之一。

反壟斷，其實就是反對大型經濟體為其利益而對市場中其他利益體的“壓霸”。反壟斷，其實是“自由市場”中，為了市場中各方和整體的健康運行，而實施的道德性的、而非“任其自由”的“約束”。對巨型企業強制拆分，就是在以法制方式調節、約束巨型企業，是從體制機制上，不使其能因大體量，而產生不顧乃至損害他方以及社會整體利益的非法謀利行為。

從“社會”整體的角度看，人類個體或作為社會各部分的羣體的現代生存，實際上是離不開“社會”的。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

無論在生活還是經濟等各領域，如果只顧自己、本羣體，不顧他人、社會，乃至損害社會利益，不僅是非道德的，也不可能長期、永久為社會各方所容、忍，不可能不為社會所否定。

可以説，只要是從“社會”的利益出發，不論是以個體、私有的資本為主的社會，還是以國有為主體的社會，“顧及他人、社會”的道德因素，是“社會”持續健康運行必須的要素和客觀需要的規則。

三、社會運行機制，須顧及人的自利性，因勢利導的調動人的積極性；也需制約、引導人的“自利”，使之顧及他人、社會

縱觀歷史，可以看到，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一員、單個的個人，越是要維繫較高水平的現代生活，就越是對社會和羣體有高度的依賴。而作為世界現代“地球村”的一員、各個國家、地區，對地球上的其他各單元的人類社會，其實也是要互補、可互利，並互相依存的。既然是如此，那麼：人類社會，應該強調“羣體-組織-團結”，還是隻要“個人-自發-（利益驅動的）市場”？

這答案，應該是清楚的。

從這個意義上説，對有着人的自發“自利”性的人類的“社會”，其持續健康運行在客觀上就需要有一不可缺要素：社會運行機制，須顧及人的自利性，因勢利導的調動人的積極性；但也需引導乃至制約人的“自利”，使之顧及社會。

而人們以此來看世界各國、各方，也可見其各自崇尚人的“個體自發、自由”與強調“羣體-組織-團結”的社會的着眼點和不同點。同時，也可見其各自的合“理”性，以及合於客觀規律的程度。……

陶文慶（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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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閲資料：

１、《報刊文摘》２０２１/８/２５摘自《人民政協報》２０２１年8月17日報道《厲以寧講道德經濟學》

２、卡維波：自由主義抗疫“先天不利”，西方輸在這四點  https://www.guancha.cn/kaweibo/2021_08_24_604111.shtml

３、《共產黨宣言》

４、隔離自己為了14億！揚州鄭州…都很難，但我們又要勝利了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1_09_04_60581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