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競爭，本質上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爭_風聞

中美科技競爭，本質上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爭

——駁“中美科技競爭，本質上是價值觀之爭”

楊瑞華

【共和國同齡老三屆紅衞兵知青安慶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機修工下崗觀大商店業主兼咬文嚼理獨編】

此文認為——中美科技競爭，本質上是價值觀之爭——常識性錯！

本質——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屬性——用在競爭上，就是指——競爭的目的。

科技和價值觀都是人類生產活動中運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1.**科技是生產活動中運用的物質手段——是人按客觀規律發現和創造的，用於製造生產工具的理論和技術——其本質是物質上促進生產。

**2.****價值觀是生產活動中運用的精神手段——**是人的主觀思想認識——其本質是精神上促進生產。

一．中美科技競爭，本質是什麼？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爭！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一切生物的天性——人也是生物，**當然也有這種天性——生物爭的僅僅是維持生命的食物——人爭什麼？——爭人上人——怎麼達到人上人？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決定人的生活質量，決定人類發展——總之，決定人類一切——科技強，人上人——科技弱，人下人——正因此——中美科技競爭，本質上是——人類社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爭！

這就是説——有無價值觀之爭，不影響科技競爭。

世界上沒有社會主義價值觀之前，資本主義價值觀內就存在科技競爭——有了社會主義價值觀，之不過多了一項科技競爭而已。

二．價值觀優劣影響物競天擇，適適者生存的質量——所以要爭價值觀。

有2個因素決定價值觀競爭勝負：

1. 科技強弱決定價值觀勝負。

價值觀是人的主觀思想認識，對同一事物，不同的價值觀有不同的認識——這種認識誰優誰劣——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當今的原始部落也説他們的價值觀優呢）——誰也難不倒誰——唯一能做為評判標準的就是——科技！

科技強——不但佔據世界主導權——一榮具榮：即使價值觀（人家認為）不優，順理成章在世界也是優等！

科技弱——只能甘拜下風——一損具損——即使價值觀（自認為）優，在世界也是劣等。

2. 價值觀羣體大小決定價值觀之爭勝負

價值觀大羣體勝於價值觀小羣體。

所以中美不但爭科技，同時也爭擴大自已的羣體。

**中國倡議“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國在世界上強推西方價值觀，組羣，****提出全球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倡議，從而對抗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都是這種性質競爭。

2021****年9月5日記於觀大商店

【附原文】

谷歌前CEO：中美科技競爭，本質上是價值觀之爭

Kris

觀察者網編輯

洋媒吐氣主講昨天 09:57

分享一篇文章《人工智能革命以及跟中國的戰略競爭》，作者是埃裏克·施密特，谷歌的前CEO，2017年之後退下來保留了個技術顧問的身份。這幾年他幹什麼去了？2016-2020年擔任美國國防部創新委員會主席，2019年至今擔任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15個人，12個是國會指定的，2個是軍方指定的，一個是商務部指定的。從施密特同事的配置就可以看出他不再是個單純的商人，而是國會山、五角大樓和硅谷的連接者，他要對軍事科技創新提意見，研究美國面臨的技術威脅，他主要研究誰就不言而喻了，反正不是印度。

這篇文章發在Project Syndicate上面，這是他一年以來第二次發文。第一篇是去年8月發的，叫做《中國能在人工智能競賽中勝出嗎？》，他認為美國很多人對中國人工智能掉以輕心了，中國在商業和國安應用領域，已經成了美國的全譜系競爭者。他認為中國的優勢在於人口，有人口就有數據，而且中國政治體系將安全置於比隱私更高的位置，所以數據質量特別高。中國必然擁有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應用市場，15億人將產生更多的數據以及普通人才，但中必輸美必贏，因為地球上剩下77億人都向往美國，所以天才將流向美國。It is arguably the brightest 0.0001% of individuals who make the decisive difference. While China can mobilize 1.5 billion Chinese speakers, the US can recruit and leverage talent from all 7.7 billion people on Earth, because it is an open, democratic society. 也就是説，世界是天才推動的，開放民主的美國社會更吸引天才。

如果這是個比較實用主義的判斷，那麼他剛剛發表的第二篇文章就説得更加直白了。文章一上來就説，誰能成功運用人工智能，誰就能推動經濟，塑造社會，書寫新世紀的規

這個技術領域的機遇剛好和美國乃至整個“民主世界”的戰略脆弱時刻相重合。

脆弱什麼呢？誰是潛在的傷害者呢？中國。因為人工智能革命是當前民主和威權價值觀之爭的根本。

施密特認為，中國是個有組織，有資源，有決心的對手，不但如此，還有計劃地採取包括商業間諜、挖人才、市場換技術、打包收購等手段獲取人工智能的知識。

為什麼這麼急？

因為人工智能可以幫助中國擴大影響力，在實力上超越美國，維持內部穩定。那你説這事留給美國操心就好了，其他國家沒有必要插手嘛，大哥二哥之間的事，關三弟什麼事?

施密特説的比較含糊，意思是中國格局比美國小，重塑全球秩序的目的是為了服務於自己狹隘的利益，美國肯定不一樣了是服務大家的，駐軍是為了更方便快捷的服務大家。這屬於我個人理解，很不到位。

接下來，他説中國的人工智能是一個壓迫，監視和控制的工具。作為一個長期被壓迫監視控制的工具人，我一下子想不明白裏頭的道理，於是我暫停回到他去年寫的上一篇文章，他説，人工智能在幫助中國當局實施檢疫和執行廣泛追蹤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由於中國的大規模數據集，中國政府成功了，美國政府失敗了。也就是説，這個壓迫監視控制的工具，其實也可以用在公共衞生事業上救人命的嘛，這是好事啊。我再一想，不太對，也許人家並不認為抗擊疫情救人命是件好事，比如彭博社發佈的防疫韌性排名，誰最不受病毒影響誰最有韌性，可病毒就在那裏，所以等於是誰管得松誰牛逼。在我們看來這當然是荒謬的，但真正可怕在於荒謬被合理化，你覺得它草菅人命，也許人家就是不把人當人呢。至於我們説中國成功，他們會説成功就是好事嗎？是不是一下子啞口無言？

前幾天《經濟學人》還寫説中國Delta變種病毒處理得這麼好，為什麼呀？

因為它沒辦法，不得不，因為它之前 failed to fail，沒能成功地失敗，所以是失敗的成功，現在搞得只能成功了。你看看積極抗疫限制了政策選項，把躺平那一項給去掉了，它本來是很重要的一項，理所當然就應該在那裏。

稍微有點跑題，我只是説不要以我們的標準去揣測他人看待我們的標準，我們認為固有的善，在別人眼裏不一定是善，當然那個別人可能也不是我們認為的大眾，或者説，我們這些大眾可能在別人眼裏不是人。

再回到施密特的文章，他也陳詞濫調一下，説不能因為競爭就完全不跟中國做生意，不跟中國合作，醫療和氣候變化還是很重要的呀。然後馬上話鋒一轉，給中國定性為技術威權主義模式techno-authoritarian model，就是懂技術的惡棍，要怎麼對付它呢？全世界好人也就是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把經濟上有可行性的技術方案與外交、對外援助、安全合作結合起來，跟中國競爭。

什麼意思呢？

就是建立技術同盟體系，因為美國的比較優勢在於有一幫盟友，大家都是民主國家，遵循同樣的價值觀，尊重法治，承認人權，所以大家要團結起來，為世界負責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制定標準。誰負責任誰不負責任，誰應該定標準，誰不應該定，施密特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全球技術競爭最終是價值觀之爭。**The global technology is ultimately a competition of values.

好吧，就是跟我們爭唄，那你們都是誰啊，哪幾位要一起上啊？施密特所在的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NSCAI，7月開了個全球新興技術峯會。作為許多新興技術的掌握者，中國顯然被排除在美國定義的“全球”範圍之外，開除球籍。誰參加呢？

美國、英國、印度、日本、韓國、新加坡、新西蘭、澳大利亞、意大利、瑞典、丹麥、台灣地區以及北約、經合組織的高官。

原來是你們，説吧要怎麼競爭？

第一，民主國家要把現有國際組織動用起來，什麼北約經合歐盟G7等等，再加上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理事會，都要把中國給針對起來。它當然不會直接這麼説，只是説要針對新興技術帶來的挑戰，那這技術誰的，中國的。

第二，既然咱們走到哪去都要討論中國的威脅，那現有的平台就不太夠用了，所以需要新的，比如美印日澳的四國機制，還是為了在標準制定、通信基建、生物科技、供應鏈條等方面鞏固合作，打通印太地區政府和產業。一聽都很棒，但就不帶你玩。

第三，老盟友數量不太夠，要拉新盟友。NSCAI呼籲所有發達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在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領域吧政策協調好。具體怎麼做呢？

首先標準制定者要有明確的敵我觀念，對於不支持民主價值觀的AI，肯定是不安全不可靠的，不能放進來。然後我們這幫民主兄弟相互之間抄抄作業，內部交流，甚至數據共享，總之共同進步，相互差距不要太大；對內保護創新防止外流，嚴格投資把關，知識產權要盯緊；對外要高舉民主人權法治的堅實盾牌，共同抵禦某個邪惡大國的侵襲。

這套東西呢，要政商學三位一體，才構成非對稱優勢。

施密特最後寫道，我們建立的原則，做出的投資，技術在國安領域的應用，對國際組織的重新規劃，新鑄造的夥伴或聯盟關係，徵募的天才，將決定美國等民主國家的戰略路徑。民主國家必須贏，才能保衞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社會。我覺得這篇文章最大的價值不在於勾勒出多麼完整的競爭框架，而在於它點出了下個階段的競爭當中，意識形態要與國防、商業、技術、研究結合，政教軍商學共同進退。許多人對這點的認識可能比較不足，覺得虛頭巴腦的價值觀都是官話套話。比較低層面上講也許是這樣，利益就足以分化對手，但比較高的層面就不夠用了，有時候精神領域的價值觀反過來能夠作用於物質領域，決定利益。這可能就要提到施密特的好朋友索羅斯了，大家都知道索羅斯是金融大鱷，其實他年輕的時候想當哲學家，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作者卡爾·波普爾的學生，只不過剛好比較擅長投資賺錢。他多年以來一直在宣傳自由的開放社會，就是説如果一個社會有目的、有方向、有設計，那就不是開放社會，不是好社會。你想想他會怎麼看待中國？

實際上近年來他和中國的關係可以説急劇惡化，寫了很多文章抨擊中國，無數民間團體、媒體、學術機構背後都有索羅斯的影子，施密特也受了很大影響。關於索羅斯可以講的故事有很多，不過和今天的話題就比較遠了，咱們今後有機會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