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共同富裕再次成為重大議題，社會發展正轉向_風聞

文/陳根

國強民富、國泰民安，是每個主權國家的終極目標，中國自然也不例外。

早在改革開放時期，計劃市場經濟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想。經歷了改開四十年後，當前，隨着經濟高質量的發展，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再一次****成為重大議題。

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表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提出循序漸進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的新部署**，**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消息一出，旋即引發市場反響和社會熱議。

與此同時，是娛樂行業以及互聯網經濟行業的大整頓。在整治飯圈方面，比如趙薇作品下架，鄭爽被追繳並處罰款2.99億，取消明星榜單等等；在互聯網行業，前有馬雲將10%螞蟻股權無償劃轉給浙江省財政廳以充實社保基金，後有騰訊捐1000億啓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等。

可以説，共同富裕背後，是用國家的力量，以公眾的名義發起的一次轉向，以引導中國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發展方向。走向共同富裕，是必然，也是必須。

共同富裕歷經近四十年

儘管共同富裕是千百年來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直到今日，共同富裕仍是一個全球性的人類難題，但最早提出共同富裕的，還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1985年**，鄧小平率先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1992年南方談話，鄧小平對共同富裕提出更清晰的結構設計：讓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簡單來説是**“富裕加上共同”。“富裕”即收入、資產等財富達到一定水平****，“共同”更大程度上等價於“共享”**。鄧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也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是社會主義區別於資本主義的本質所在。

在鄧小平看來，共同富裕意味着中國人民都有追求富裕的權利和機會，是中國人民的共同發展。追求富裕不是少數人的特權，應該是中國人民都有的權利；實現富裕，不能只是少數人有機會，而是中國人民都能有機會；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不能只是少數人發展，而是共同發展。

在理論支持的背景下，政府給社會提供了一個較為寬鬆自由的市場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也誕生了一眾現代企業和企業家。 當阿里和騰訊從艱難創業到發展成為富可敵國的國際互聯網科技巨頭，這是一個時代的勝利。

因為只有在一個相對完全的市場經濟中，才可能誕生併成長出像阿里和騰訊這樣的偉大企業。也只有在一個相對完全的市場經濟中，像馬雲這樣的偉大企業家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並開創屬於他們的時代。

共同富裕經歷近40年的發展**，讓我國的經濟總量由1985年的0.9萬億元，快速增長到2020年的101.6萬億元，增長了112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2019年、202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實際增長100.8%。此外，脱貧等三大攻堅戰取得了重大突破。

然而，與此同時，隨着市場的放開以及資本的無序擴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社會矛盾也日漸凸顯，財富積累不等現象突出。簡單講，貧富差距正在日益擴大。

按照國際一般標準，0.4以上的基尼係數表示收入差距較大，即0.4是國際公認警戒線，當基尼係數達到0.6時，則表示收入懸殊。1978年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317，到2016年，統計局的數字為0.465，而西南財大的數字高達0.61，北大的數字也有0.5左右。

在這樣的背景下，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再一次成為重大議題。從十八大到十九大，從十九屆五中全會到“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再到近期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都多次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社會矛盾之轉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提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一方面，我國低收入羣體規模依然龐大，羣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明顯，構成了走向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按照政府、企業、居民三大類別，我國居民收入佔比長期處於下降趨勢。2000—2010年，居民收入佔初次分配比下降7.08個百分點；2010—2020年，綜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居民收入佔比提高了約4.5個百分點，但依然偏低，由此導致低收入羣體規模仍然較大。目前，全國月均可支配收入低於1000元的人約為3億，低於2000元的人約為7億。

同時，居民收入差距較大。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總體下降，近年來又有所回升，2019年仍達0.465。這制約着民生改善，而多數人的消費能力有限也影響到消費結構與水平，進而降低國民經濟增長後勁，乃至影響到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另一方面，民生保障制度亟待優化，存在的短板亟待補齊。教育、醫療衞生資源配置失衡現象依然存在，優質的教育、醫療衞生資源集中在一線城市；在就業方面，雖然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每年均有1000多萬人，但就業質量仍然不高，勞動者報酬偏低。

在社會保障方面，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羣體之間的差距仍然較大。2020年，多數居民養老金月均水平僅有107元，重大疾病仍然是城鄉居民的後顧之憂。特別是在老齡化進程不斷加快的背景下，養老服務處於總量供給不足、服務結構不良、專業護理人員嚴重短缺狀態。

然而，在不平衡發展的另一邊，卻是上層階層的歌舞昇平。根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公佈的估算數據，我國中等收入羣體在2017年雖然已超4億，但依然僅佔總人口比重28.6%。並且，全球最富的前0.1%年均增速是4.4%，前1%年均增速達3.5%，後50%年均增速在3.5%，中等收入羣體則處於1%的年均增速，形成典型的“M型社會”——兩頭大、中間小。

因此，近期的諸多整治也就不難理解了。**其實，正是用國家的力量，以公眾的名義發起的一次轉向，以引導中國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發展****走向共同富裕，**這也是中國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徵使然。

比如，中紀委官網近日發佈的題為《斬斷娛樂圈亂象背後的資本鏈條》的專訪文章，就明確指出了當前中國國內資本在文藝界存在“無序擴張”的問題，認為若任由資本在文藝界“無序擴張”，就會使文藝喪失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作用，繼而“瓦解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同時，國家進行了包括對互聯網平台進行反壟斷，在互聯網行業加大對互聯網平台的監管力度，強力約束資本的任性妄為，以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明確宣佈996違法，給人們留下更多的個人空間去娛樂、學習以及進步；教育去資本化、房產去金融化、醫療去市場化，以減輕普通人在教育、房產、醫療的負擔，讓普通人能夠儘可能輕裝前進等措施。

當然，“極端監管”不太可能蔓延到每個行業，政府依然支持發展可再生能源和5G網絡等基礎技術。從這一層面來説，此次當局對互聯網的整頓也是為了讓國內的資金轉向、投到實體經濟中去，讓中國擁有更強大的高科技和製造業。

強調公平，來****了總比不來好。無論是通過税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手段，還是通過捐贈、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手段，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都是改革的一個必然進程。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必將在中國大地上率先成為現實，並對人類產生極大的示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