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還是“封建糟粕的文藝復興”？_風聞

“孝”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特有的、獨異於世界其他文明的一種文化，一直以來都作為傳統文化裏的“文化支柱”在歷史上起到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起源於周天子分封諸侯的春秋時期，為了維持春秋分封貴族制下的貴族血脈傳承而被寫進周禮之中。

之後，這種原本屬於“禮不下庶人”的“禮”在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努力之下，逐漸演變成了一套適用於整個社會的基本道德規範。而“孝”文化作為儒家最基本的道義之一也經歷了這一套從“貴族”到“平民”的轉化。

這種由“貴族”文化到“平民”文化的演變恰好符合戰國-秦漢時期社會生產力進步導致的社會結構的演變。

此時作為依靠戰車-庶卒來維持統治的周朝舊式分封模式在以自耕農為主的步兵方陣和中央集權政府面前逐漸土崩瓦解，新的選賢制度也逐漸代替了之前血脈傳承。

而經濟基礎的改變也必然撼動上層建築的改變，舊有的道德基礎必然不符合新的社會需求，這時必然有符合新一代封建主義社會狀況的道德規範來填補這一上層建築的空缺，很顯然儒家思想做到了。

作為之後統領中國封建主義意識形態將近兩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必然在思想文化的制訂上作出了極其符合封建主義生產力（經濟基礎）的構造。

僅“孝”道而言，傳統的“孝”文化可謂是封建主義思想的登峯造極者。既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運行提供了完善的思想鋪墊，又為上層建築構建提供了完美的理論依據。

不同於現代“孝”道的含情脈脈，傳統“孝”文化可謂是規則森嚴。

傳統的“孝”文化並不是單一存在的。在談傳統“孝”文化的時候必然要談到與之對應的“忠”文化，這兩個文化就像是“文化雙生子”一樣：一同誕生，一同發展。

古代社會常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忠孝”文化的集大成體現。作為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儒家文化裏的“忠”和“孝”被賦予了天生神聖的屬性，彷彿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不因被質疑的。

懷疑“忠”必然會被人以“孝”來反駁，懷疑“孝”亦然。“忠”集於皇權，“孝”則作為廣大的道德基礎被散播到社會的各個階層。

這種二元式的理論互動的邏輯保證了基於大一統環境下中央與地方政府依然能在道德禮法上保持高度的同一性。

在上層建築上，通過這種二元式禮法保證了皇權的合理性。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歷代皇權式微的時候，皇帝總喜歡提倡“孝”道。比如南逃的宋高宗。

在經濟基礎上，秦漢之後的以自耕農為主要生產主體的封建經濟模式在面對和平年代日漸日漸增多的人口時被動地演化出了傳統的“精耕細作”模式。而“精耕細作”模式固然可以養活更多人口，但是單位面積上也需要更多的勞動力投入。這也就使得“把更多人口束縛在土地上”成為了各個封建王朝所必要執行的政策。

因此“安土重遷”思維開始成為一個主要的封建主義思想得以大規模普及。而“孝”文化也多出了許多諸如“父母在不遠游”的子項來為此應援。

其後，興起於宋朝的宗族制度可謂是封建主義制度上的一個偉大的發明，宗族制度在發明之初極大的緩解了因為生產力而導致的中央和基層在税務和勞務（税和賦）上的矛盾。同樣的宗族制度也以更加高效的手段得以把更多的勞動力捆綁在土地上進行勞作。

因此這種能建高“上層建築”又能拓寬“經濟基礎”

的制度必然會與此時的作為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進行進一步融合產生新的思想構建來為其提供存在的合理解釋。

然而，這卻是中國傳統封建主義高潮上最後的煙花。之後隨着封建主義的逐漸由盛轉衰，這些制度和對應的思想也逐漸變得與社會脱節。從“思想上的正統”變成了“封建主義的糟粕”。

及至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解體，這種舊思想與將要步入資本主義的中國社會早已顯得格格不入。不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卻使得這些舊思想得以留存，直到中國完成了“三大改造”步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其上層建築自然不需要“君君臣臣”來維繫獨裁統治，而經濟基礎上社會主義社會需要更多的勞動力步入工廠也與束縛勞動力於土地的傳統道德相背。更別説傳統思想裏的封建糟粕早就是那個激情燃燒年代的特別打擊對象。

時間到了我們步入新世紀之後，基於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需求。各種傳統文化開始被重視：傳統文化保護項目、非遺制度的確立、民間開始自發地發掘傳統文化。傳統文化開始在新的社會里迸發出別樣的色彩。

與此同時，作為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孝”。也有了新的解釋。

首先，“孝”文化和“忠”文化被剝離開來成為了一個單獨的文化符號。“忠”“孝”不再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其次，“孝”文化中關於父母和孩子的關係被重構。由傳統的“父為子綱”的人身依附演變成了“撫養與贍養”的契約關係。這也成為了當前社會下“養老問題-家庭解決”一個有力的道德依據。

最後，“孝”文化被剝離了全部的政治屬性成為了一個單純的道德依據。“孝”道不再成為官員們可以被彈劾的目標。

基於上面的三點改動，“孝”文化得以在當今的社會被廣泛推崇。這種新的“孝”文化就不再是維持封建主義制度的理論依據，而是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協調普遍性社會問題的一個道德標杆。

文化作為上層建築的一種，必然要與經濟基礎相對應。

所以現在主流的“孝”文化不反對父母與子女異地生活的現狀，這並不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體現。相反這是一種基於現實的無奈妥協，這種妥協在如此大的基數加持下也必然演化出相應的文化子體，從而定義出新的道德要求。

最後基於文章以上的論述。不分清楚傳統“孝”文化與現代“孝”文化其中的區別就很容易出現“封建主義糟粕”復辟的“文藝復興”現象。

文化始終應該是社會進步的體現，而不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杆。傳統文化不應該全面地被複闢，至少得先清理一下糟粕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