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感覺公務員是最好的職業，未來20年公務員還是這樣吃香嗎？_風聞

1994年，我爸在某個偽裝成局機關的行業康采恩上班，當然算是公務員，一個月工資五百三。

我爸心思活絡，比如説給局裏出過一個點子：局裏管着的紅旗食品廠，廠區和家屬院位於城市主幹道邊上。他算了半年，叫停紅旗廠斥資五百萬引進美國進口全電腦烤麪包生產線，投資一千二百萬把廠區和家屬院都搬到今天的繞城高速公路的位置，今後廠子主打速凍食品，可以在交通便利的郊區生產，向周邊城市鋪貨，比現在抱殘守缺強多了。

然後局裏用土地招商引資，低樓層開商場和餐飲，高樓層開酒店，歪果仁管這叫mall。現在城裏沒有五星級，我們沒有錢不要緊，引進外資弄個頂好的……局長聽了心想，我看你像個帽，傻佬帽，但是引而不發。

沒幾天，單位成立優化組合工作領導小組，局長任正組長，跟留下的同志談話，我爸任副組長，跟優化的同志談話。優化組合名單出來，第一個就是我爸，他在下屬進出口貿易企業第一個月工資一百三。沒幾年這個局機關也成了企業，很多機關在那幾年都變成了“總公司”、“行業協會”，但是這時候我爸已經光榮下崗了。

我爸從廠裝卸隊的搬運工人走到局機關，成為了給局機關所屬一百二十個獨立核算經濟單位編寫財務軟件的程序員，再從局機關“優化”到下屬公司，再到最後光榮下崗，二十年來辨清的是非就是“組織不養老”，把他的鐵飯碗弄沒了。

下崗後，我爸發牢騷，説中央讓發展市場經濟，結果縣委縣府響應號召的方式是成立八大商貿公司，“旋轉門”過去一羣人。

他們要賺錢，我們老百姓還怎麼賺錢？所以他上班的單位慘遭隔壁系統的另一個國企吞併，然後改制把他掃地出門。但是風光無限的“八大公司”有的同志上任的時候是副廳級，後來以“工人身份”退休了。

1994年，我上小學三年級，放學後經常被老師叫到辦公室重做作業。老師們在辦公室裏聚在一起嘀咕：“這半年少發的工資什麼時候能補上”。低我一個年級的班上，有位同學的爺爺正在爭取“入局”，不少同學的家長都是城裏響噹噹的人物。

但是我們這所學校的老師們照樣拖欠工資，到處打聽區裏什麼時候補發工資。老師們邊嘀咕還邊悄悄看我，那表情好像我是老師，他們是留堂的差生。堂姐高考想報師範，全家勸退，説“老師又窮又酸有什麼好。大學裏日子也不好過，完不成任務，基本工資打六折。”

我那時候對天文有興趣，我媽教育我，説最好的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分到紫金山天文台，一個月才一百多塊錢。縣科學院的叔叔阿姨沒有拿到課題統統基本工資打六折。有位熟悉的叔叔就是那個時候去美國讀博士。他説中國是關係社會，不會交際就沒有課題，他要去憑能力發展的美國。他在美國做過許多博士後和助理教授，感受到國內同行看他的眼神失去了恭敬，這是後話。

當年醫生的生活也很清苦。當時大醫院的醫生外語水平高，容易出國，主任醫師出國在實驗室刷試管也要出。熟識的女醫生出國刷試管，怕出麻煩，在國內把子宮全切了，自覺成為絕育工具人。

魯縣人民醫院心內科有個研究生叫葛均波，外校山東大學（副部級）青島第二留守部考來的，畢業後分配到上海中山醫院工作。當時中山醫院心內科中青年醫生考G考托出國成瘋，葛均波是山東人，凡事後知後覺，在出國熱潮中不為所動。於是，中山醫院心內科跑不動的老專家們十分感動，紛紛把畢生絕學傳授給他。

當時最好的工作是工科，開廠賺錢誰不知道。那時候是賣方市場，這麼多洗腳上田的農民只要辦了廠，全都變成土大款。老家村裏有個電工，是個患有小兒麻痹症後遺症的殘疾人，他都開了一家頂大的電話機廠，在魯縣衞視多年後給藍翔做廣告的那個時段播出廣告。

大學裏的工科專業也跟着水漲船高，是院校裏唯一日子好過的。立黨老師迫真母校魯縣宮醬學院（縣立211）自動化系教授家裏三天兩頭來些打扮的跟黃宏、魏吉安似的鄉鎮企業家，提着趙本山出門收電費用的那種黑色人造革皮包，裝着滿滿的大鈔，請教授設計工藝流程方案啥的。

魯縣宮醬學院那時候膽子大參與開校辦企業的青椒，現在有的家裏都有估價接近九位數的股份。做的什麼產品？電焊機。多麼樸實無華的宮醬行業啊。

我説過多次，我們國家發展的太快，但是人學習接受新事物的窗口期又太短。於是我國很多中產家庭，因為跟不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變革，週期性的遭遇大規模的中產階層滑落。你讓我提供成功的經驗，抱歉，只有一句話：“時來天地皆助力”。這句話還有後半截：“運去英雄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