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阿馬蒂亞·森：帝國的幻覺——英國統治帶給了印度什麼？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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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言  

在討論今天的全球治理時，長達數百年的殖民歷史常常成為反思的對象。一方面，殖民制度將全世界捲入了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進程；另一方面，殖民制度的壓迫性給殖民地帶來了苦難。在今天，我們可以如何評價殖民歷史？今年6月，哈佛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於《衞報》(the Guardian)發表文章《帝國的幻覺——阿馬蒂亞·森：英國統治帶給了印度什麼？》(Illusions of empire: Amartya Sen on what British rule really did for India)。他認為，**應該區分英國對印度的影響與其帝國主義統治給印度帶來的影響，前者帶給印度的文化和政治影響使其在取得獨立後確立了民主制度與新聞自由，這兩項來源於英國的制度使獨立後的印度能夠真正擺脱饑荒的威脅，而後者必然會禁止受殖民統治的民族享有這些以自由為導向的制度，它規定的權力不對稱、因而具有壓迫性的秩序給印度帶來了長期的經濟停滯、貧窮與饑荒。**本文節選自阿瑪蒂亞·森近期出版的回憶錄Home in the World: A Memoir.南亞研究小組特此轉載“法意讀書”微信公眾號文章，供各位讀者參考。

1757年6月23日的普拉西戰役後，英帝國建立了其事實上在印度的統治。該戰役很迅速，在黎明時分開始，將近日落時就結束了。那是雨季裏尋常的一天，雨間或落在普拉西城的芒果林裏。普拉西城位於加爾各答和穆爾希達巴德之間，前者是英國的基地，後者是孟加拉的都城。正是在這片芒果林裏，英軍與王公西拉傑·烏德·達烏拉的軍隊交鋒，大敗了他們。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圖源：the Guardian網站

將近兩百年後，在1947年8月14日午夜，伴隨着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著名的演講《我們與命運有個約定》(tryst with destiny)，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宣告結束。兩百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在這兩百年間，英國在印度取得了什麼成就？什麼是他們沒能做到的？

20世紀40年代，我就讀於西孟加拉的一所理念先進的學校，那時我們常常討論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在今天仍然重要，這尤其是因為，在討論成功的全球治理時，大英帝國經常被提及。它還被用來試圖説服美國承認自己作為當今世界主導性的帝國力量的角色。“美國是否應該尋求擺脱或承擔它繼承過來的帝國責任？” 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問道。這必然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弗格森明辨地認為，如果我們需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理解大英帝國如何興起和衰落，以及它曾企圖做到什麼。

當我們在聖蒂尼克坦學校——這所由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在約四十年前創辦的學校——中討論這些的時候，一個方法論上的難題困擾着我們：我們怎樣才能設想，如果沒有英國的統治，20世紀40年代的印度會是什麼樣的？

想當然地對比1757年（英國統治開始時）和1947年（英國統治者離開印度時）的印度是沒有什麼幫助的，因為假如沒有英國的統治，印度肯定也不會一直停留在普拉西戰役時期的狀態。即使沒有被英國征服，印度也不會停滯不前。但是，我們怎樣才能回答，英國的統治究竟帶來了什麼變化？

為了闡明這個“或然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與我們的討論高度相關，我們可以設想另一種情形——當可能發生的帝國征服事實上沒有發生時。讓我們想一想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裏，他於1853年帶領四艘軍艦駛入了日本江户灣。現在，考慮這種可能性：如果佩裏不僅僅是像現實中那樣炫耀了美國的國力，而是成為美國征服日本的先遣隊，在日出之國建立起一個新的美利堅帝國，就像羅伯特·克萊武在印度所做的。如果我們簡單地通過比較1853年被美國征服之前的日本和美國統治結束之後（無論它什麼時候結束）的日本來評價假象中的美國統治在日本取得的成就，並把這一切變化歸結為美利堅帝國的作用，我們將忽視1868年以來的明治維新，以及這一時期的其它全球化轉變的作用。未被征服的日本並沒有停滯不前，印度如果沒被征服，同樣也不會就此停滯。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在明治天皇統治下的日本發生的一切，但是很難有把握地猜測，如果英國沒有徵服印度次大陸，印度的歷史會走向何方。印度是會像日本那樣，在日漸全球化的世界裏走向現代化，還是會像阿富汗那樣拒絕變革，抑或是像泰國那樣緩慢地改變？

這些問題都是極難回答的。然而，儘管看不到或然歷史的情景，仍然有一些有限的問題是可以被回答的，它們可能會幫助我們明智地看待英國統治在印度發揮的作用。我們可以提問：在英國征服發生時，印度面臨着哪些挑戰？在英國統治期間，這些關鍵領域發生了什麼變化？

當時的印度十分混亂且制度落後，無疑需要重大變革。承認18世紀中葉的印度需要變革並不意味着像許多印度超級民族主義者所害怕的那樣，無視印度過去的偉大成就——它在哲學、數學、文學、藝術、建築、音樂、醫學、語言學和天文學方面非凡的歷史成就。早在殖民時期之前，印度就已經相當成功地建設了繁榮的經濟，貿易和商業活動欣欣向榮——印度的經濟財富得到了亞當·斯密等英國考察者的充分肯定。

然而，事實是，儘管取得了這些成就，18世紀中葉的印度仍然在許多領域遠遠落後於同時期的歐洲。在我的學校，這種落後的確切實質和意義一度作為常見的話題出現在夜晚激烈的討論中。

卡爾·馬克思關於印度的一篇富有見解的文章尤其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在這篇寫於1853年的文章裏，馬克思指出，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有建設性的作用，這是因為印度需要一些徹底的重新審視和自我審查。英國確實是印度在西方世界的主要接觸者，尤其是在19世紀。這一影響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具有世界性的本土文化在印度逐漸成形，這不僅深深地得益於英國作品的傳入，而且還得益於其它非英語歐洲語言的書籍和文章通過英國傳入印度。

許多人物，例如1772年出生的加爾各答哲學家拉姆·莫漢·羅伊(Ram Mohan Roy)，不僅學習了梵文、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文本中傳統知識，還同樣受到日漸精通的英語作品的影響。在羅伊之後，孟加拉還出了伊斯瓦爾·錢德拉·維迪耶薩伽爾(Ishwar Chandra Vidyasagar)、默圖蘇丹·杜塔(Madhusudan Dutta)，以及幾代泰戈爾家族的成員和他們的追隨者，基於他們見到的18和19世紀的歐洲，他們重新審視了自己所繼承的印度。憑藉英國的統治，在印度流傳的書籍（通常是英語的）是他們主要的信息來源，且經常是他們唯一的信息來源。在今天，儘管英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力量已經急劇下降，這一涵蓋廣泛歐洲文化的思想影響仍然富有生命力。

我相信馬克思關於印度需要一些徹底變革的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這是因為，由於印度的舊秩序並沒有成為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連同殖民主義）在全世界帶來的思想和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這個舊秩序在崩塌。

**然而，可以説，馬克思的論點存在重大缺陷，特別是他隱含地假設了英國的征服是印度接觸現代世界唯一可能的途徑。那時的印度需要的是更具建設性的全球化，而不是帝國主義——二者的區別很重要。**在它悠久的歷史中，印度始終與外界保持着思想和商品的交流。從兩千多年前起，商人、定居者和學者就往來於印度和那些位於它東方的地區——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柬埔寨、越南、泰國及其它地區——之間，這持續了許多個世紀。這些交流的深遠影響至今大量留存，尤其是在語言、文學和建築方面。此外，印度從早期起就採取開放邊境接納流亡者的態度，這同樣產生了大量世界性的影響。

公元1世紀耶路撒冷陷落後，猶太移民開始進入印度，這一過程持續了數百年之久。甚至到18世紀，還有大量巴格達猶太人(Baghdadi Jews)[1]進入印度，著名的沙遜家族(the Sassoons)就是其中的一員。基督教徒的到來至少開始於4世紀，並且很可能更早。關於這些的傳説多姿多彩，其中一個傳説告訴我們，使徒聖托馬斯在1世紀到達印度後，遇到的第一個人是一位在馬拉巴爾海岸吹笛子的猶太女孩。在教室裏的討論中，我們喜愛這則引人入勝的——但也毫無疑問是虛構的——軼事，因為它彰顯了印度傳統中的多元文化根基。

帕西人(the Parsis)[2]從8世紀早期開始到來，彼時在他們的伊朗故鄉開始了對他們的迫害。該世紀晚些，亞美尼亞人開始在從喀拉拉到孟加拉的地區留下足跡。同樣從那時起，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頻繁出現在印度的西海岸，這一時間遠早於許多個世紀後穆斯林沿印度次大陸西北乾旱地區的征服。19世紀，在伊朗受迫害的巴哈伊教徒才開始到來。

在普拉西戰役的時期，已經有許多來自不同歐洲國家的商人等職業人士在恆河河口附近定居。因此，被帝國統治並不是印度與外界聯繫、向他們學習的唯一途徑。當1868年的明治維新在日本建立起一個新的改良主義政府時（這與十年前佩裏准將炫耀武力對日本內政產生的影響不無關係），日本人直接去向西方學習，並不需要藉助帝國主義的統治。他們派人前往美國和歐洲學習，並進行了顯然是受西方經驗啓發的制度變革。他們沒有等待帝國主義強制將他們捲入全球化的進程。

**英國帝國主義理論家傾向於大力強調的成就之一，是英國在促成印度的統一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他們的分析裏，在英國把印度的各個政權統一為一個國家之前，印度一直是一系列零散的王國。他們認為，印度在以前根本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片徹底分裂的土地。他們宣稱，是英帝國使印度結合成了一個國家。**温斯頓·丘吉爾甚至説，在英國人到來之前，不存在印度民族。他曾説：“‘印度’是一個地理名詞，它不比‘赤道’更接近一個統一的民族。”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英帝國統一了印度，這顯然是為印度的現代化做出了間接的貢獻。然而，英國統治者在印度的統一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個大膽的判斷是正確的嗎？**固然，在克萊武的東印度公司在1757年打敗孟加拉王公時，沒有一個統治整個印度的政權。但是，從英國把一個單一政權強加給印度（這是事實上發生的），到大膽地聲稱只有英國才能夠在不同的國家之上建立一個統一的印度，這是一個巨大的跳躍。

**如此看待印度的歷史，必然與現實背道而馳——大一統帝國是印度幾千年歷史的特點。**從3世紀開始，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帝王們認為，只有當他們視作一個國家的區域都統一於他們的統治之下時，自己的政權才是完整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笈多諸王、阿拉烏德丁·卡吉爾、莫卧兒帝國的諸皇帝，以及其他帝王都是如此。印度的歷史表現為大一統帝國和一系列零散王國的連續交替。因此，不應該錯誤地假設，18世紀中葉印度分裂的狀態是歷史中的常態，直至英國人的到來促使其統一。

即便在歷史教材裏，英國人經常被認為是莫卧兒帝國的後繼者，但需要注意的是，英國人實際上並沒有與強盛時期的莫卧兒帝國相抗衡。英國的統治始於莫卧兒帝國的力量已經衰弱的時候，儘管如此，連被英國人打敗的孟加拉王公也仍然在名義上臣服於莫卧兒帝國。孟加拉王公已經不再對莫卧兒帝國的皇帝言聽計從，卻仍然宣誓效忠於他。儘管強有力的帝國已不復存在，莫卧兒王朝在印度的帝國地位仍然得到廣泛的承認。

**當1857年，所謂的印度兵變(sepoy mutiny)[3]威脅到英屬印度的根基時，參與聯合反抗的各方反英勢力通過共同承認莫卧兒皇帝在印度統治的合法性而實現了聯合。**實際上，皇帝並不情願領導這場反抗，但這並不能阻止反抗者們宣佈他為全印度的皇帝。巴哈杜爾·沙二世（Bahadur Shah II），這位被稱為“扎法”(Zafar)的時年82歲的莫卧兒皇帝，傾心於閲讀和創作詩歌，而對戰爭和統治毫無興趣。當兵變被殘酷鎮壓，德里城幾乎被摧毀，1400名手無寸鐵的平民被英國人殺害時，他對此無能為力。這位詩人皇帝被流放到了緬甸，在那裏去世。

作為一個30年代在緬甸長大的孩子，我曾被父母帶去看扎法在仰光的墓，它位於著名的仰光大金塔旁。除了一塊蓋着波紋鐵的不起眼的石板，墳墓不允許有任何別的裝飾。我記得我曾與父親討論，印度和緬甸的英國統治者顯然很害怕這位末代皇帝的遺蹟引起人們對莫卧兒帝國的懷念。墓碑上的銘文僅僅寫道“巴哈杜爾·沙是德里曾經的國王”——並沒有提及“帝國”！只有在許多年後的90年代，扎法的墓才被允許改建得更像是莫卧兒帝國最後一位皇帝的墓。

**如果英國未曾統治印度，莫卧兒帝國最有可能的繼承者是孟買附近新興的信仰印度教的馬拉地人的勢力。**當時，馬拉地人間歇性地劫掠莫卧兒帝國的都城德里，對印度各地施加他們的權勢的影響。馬拉地騎兵往往疾行1000英里（甚至更多）進行突襲，早在1742年，東印度公司就在加爾各答周邊建造了巨大的“馬拉地壕溝”，以減緩馬拉地人的突襲。然而，馬拉地人距離建立統一的印度帝國還十分遙遠。

相比之下，英國人不成為印度次大陸的主宰便不肯罷休。因此，與其説他們引進了統一印度的新願景，不如説他們充當了曾經的帝國的繼任者。普拉西戰役之後，英國的統治幾乎立即從它在加爾各答的根基擴張到了該國的其餘地區。隨着東印度公司的勢力在印度擴張，加爾各答成為這個新興帝國的首都，它的首都地位從18世紀中葉一直延續到了1911年（該年首都遷往德里）。對印度其它地區的征服是在加爾各答策劃和指揮的。東印度公司從其在孟加拉的經濟活動中獲得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英國在印度發動戰爭進行殖民擴張。

普拉西戰役後，很快發生了所謂的“孟加拉經濟大出血”(the financial bleeding of Bengal)。東印度公司控制了孟加拉王公，它不僅從屬地徵税中賺到了大錢，還極大地受益於在富裕的孟加拉經濟體中進行免税貿易的獨一無二的特權，而這還沒有算上東印度公司定期向本地商人索要的所謂“禮物”。那些希望從大英帝國的榮耀中得到鼓舞的人最好別閲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也別讀他對“在東印度羣島壓迫和專橫跋扈的商業公司”濫用國家權力的討論。正如歷史學家威廉·達爾林普爾(William Dalrymple)所説：“經濟數據不言自明。1600年東印度公司設立時，英國創造了世界GDP的1.8%，而印度創造了22.5%。在英國政權的鼎盛時期，這些數據差不多反轉了：印度從世界領先的製造業大國淪為饑荒和貧困的象徵。”

儘管“孟加拉經濟大出血”的大部分戰利品被孟加拉的英國官員收入囊中，英國國內的政界和商界領袖也廣泛地參與其中：普拉西戰役之後，倫敦將近四分之一的議員持有東印度公司的股份。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業利益由此深入到了英國的權勢集團中。

**隨着人們意識到印度需要有法律、秩序和一些合乎情理的統治，這個統治者和強盜的組合最終讓路於後來逐漸發展為古典殖民主義的形式。**但是，東印度公司早期對國家權力的濫用使孟加拉的經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製圖師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在他1703年為該區域繪製的圖表中，把這裏描述為“富裕的孟加拉王國”。然而在1769年至1770年，這個曾一度富裕的地區經歷了一場巨大的饑荒。當時的估計顯示，約有三分之一的孟加拉人口死去了。這幾乎肯定誇大了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那是一場帶來大範圍飢餓和死亡的巨大災難——在一個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遭遇過饑荒的地區。

這場災難帶來了至少兩個重要的影響。**其一，英國統治早期不公平的方面成為了英國國內大量政治批評的對象。**當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裏徹底地否定了東印度公司“總體上來説有能力統治它擁有的領土”。許多英國的重要人物，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作了類似的批評。其二，孟加拉的經濟衰退最終也危及了東印度公司的生意，損害了英國投資者自身的利益，使倫敦的權勢集團有理由將他們在印度的業務納入更規範的國家經營。

18世紀末，英國在印度的統治起始之時的所謂“普拉西戰役後的劫掠”(post-Plassey plunder)時期逐漸讓位於那種很快達到帝國標準的殖民征服。在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裏，印度次大陸將會愈加熟悉後一種形式的統治。

**英屬印度的經典帝國主義制度從18世紀晚期一直持續到了1947年印度的獨立。這一歷時漫長的制度有多成功？英國宣稱該制度取得了大量成就，包括民主、法治、鐵路、股份公司和板球。然而，在帝國主義秩序下兩國關係的歷史中，理論和現實之間有着巨大的鴻溝（板球倒是個例外）。**如果我們回到獨立前幾年算一筆賬，我們能很輕易地發現，英國在印度取得的實際成就遠不及它的花言巧語。

確實，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寫帝國主義的著名詩歌絕妙地表達了英帝國行政官的自我感動：

肩負起白人的重擔——

平息野蠻人的戰爭——

填飽苦受饑荒的嘴，

傾資使瘟疫平息。

可惜，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既沒有很好地消除饑荒，也沒有給印度帶來健康。一個無論如何都不可忽視的事實是，英帝國的統治結束時，印度人的出生時預期壽命非常短：不超過32歲。

**殖民統治在忽視基礎教育時的吝嗇，反映了統治者對被統治民族需求的看法。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存在着巨大的不對稱(asymmetry)。**19世紀，英國政府正更加堅定地在英國本土人口中普及教育。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殖民政權之下的印度，識字率非常低。當英帝國的統治結束時，印度的成人識字率僅為15%。當時，印度僅有的識字率相對較高的地區是“本土王國”特拉凡科和科欽，它們在英帝國的正式管轄之外，在獨立後成為了喀拉拉邦的一部分。雖然這兩個王國在對外政策和防務上依附於英國政府，但它們在嚴格意義上並不屬於英帝國，並且在內政上有相當大的自由，這使它們能夠提供更多的學校教育和公共健康服務。

殖民統治的兩百年也是一段經濟嚴重停滯的時期。在這期間，人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幾乎沒有任何提升。印度獨立後，這些赤裸裸的事實在剛獲得自由的媒體上廣泛傳播。必須承認的是，印度在某種程度上從英國的公民社會繼承了新聞自由的深厚底藴。即使在英國統治期間，印度的媒體經常受到壓制——主要是為了禁止對英帝國統治的批評，例如在1943年孟加拉發生饑荒的時候——英國精心建立的新聞自由傳統為獨立後的印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圖為1943年饑荒中，加爾各答清理屍體的卡車，圖源：the Guardian網站

**的確，印度從英國那裏獲得了許多建設性的東西，這些東西直到獨立後才有可能並且事實上被印度自身所吸收。**印度語言文學從英語文學中獲得了靈感、借鑑了體裁，包括盛行的英語寫作傳統。在英國統治之下，作品的出版和傳播受到了限制，甚至泰戈爾的一些書也被封禁。現在，印度政府已經沒有這一需要了，但遺憾的是，由於國內政治方面的種種原因，這些限制有時並不亞於殖民時期。

就這一點來説，也許沒有什麼比多黨制民主和新聞自由所發揮的作用更為重要了。但在通常情況下，它們並不能在英帝國的統治下得到行使。只有當英國人離開後，它們才在印度變得可行——它們是學習英國經驗的成果，但印度只有在英帝國統治結束後才能不受限制地應用它們。帝國統治總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專制(tyranny)：不對稱的權力之下通常不包含新聞自由或選票民主，因為二者都不符合將被殖民者置於控制之下的需要。

英國聲稱它在印度等海外領土上消除了饑荒，對於這一説法，類似的懷疑是恰當的。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伴隨着1769年至1770年的饑荒而開始，並且週期性的饑荒貫穿了英國統治期間的印度。連英國政權的結束也伴隨着1943年的大饑荒。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在1947年的獨立之後，印度再也沒有發生過饑荒。

又一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獨立的印度結束饑荒的制度，正是直接來源於英國的民主和媒體獨立。這些制度與防止飢荒之間的聯繫很容易理解。防止飢荒很容易，因為要幫助受饑荒威脅的人避免極端的飢餓，所需的僅僅是分發一些免費食物，或以較低的薪酬提供一些公共部門的崗位（這使受益者能夠購買食物）。所以，無論大小，任何政府都有能力阻止一場迫近的饑荒，而防止飢荒十分契合一個以民主方式運作、直面自由媒體的政府的利益。新聞自由使正在發生的饑荒為眾人所知曉，而民主投票使一個放任饑荒的政府難以贏得選舉，這額外地激勵了政府立即處理問題。

只要印度人民還沒有得到他們的民主權利，印度就無法免於饑荒，即便統治它的是世界上最領先的民主國家，即便這個國家在它的大都市裏擁有極為自由的媒體——但在它的殖民地並非如此。這些以自由為導向的制度是為統治者服務的，而不是為了被統治者。

在泰戈爾1941年對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有力控訴裏，他認為，印度從它與英國的聯繫中獲益良多，比如從“圍繞着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拜倫的詩歌的討論，尤其是……對19世紀英國政治慷慨的自由主義的討論”中的獲益。他説，悲劇在於，“他們自身文明中真正最好的東西，即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對尊嚴的維護，在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中毫無立足之地”。的確，英國無法使印度被統治者從這些自由中受益，而同時又不威脅到英帝國自身。

英國和英帝國主義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這一區別再清楚不過了。隨着英國國旗在印度降下，我們深刻意識到了這一區別。

[1] 巴格達猶太人，又名伊拉克猶太人，是一個傳統名稱，指從巴格達和中東其它地方移居到沿印度洋和南海周圍貿易路線上的港口的猶太人羣體及其後裔。（譯者注，來源：中文維基）

[2] 在8-10世紀間，一部分堅持信仰瑣羅亞斯德教的波斯人，因不願改信伊斯蘭教而移居印度西海岸古吉特拉邦一帶，這些波斯移民在印度被稱為“帕西人”(Parsi)。（譯者注，來源：中文維基）

[3] “印度兵變(sepoy mutiny)”是學界對印度1857年起義的稱謂之一，這是發生於1857-1858年的一場印度反對不列顛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的一次失敗的大型起義，該起義的失敗使本來名存實亡的莫卧兒帝國正式覆滅，印度被併入大英帝國版圖。（譯者注，來源：中文維基）

本文轉載自“法意讀書”微信公眾號2021年8月12日文章

本文來源於the Guardian網站2021年6月29日文章

文章原標題為Illusions of empire: Amartya Sen on what British rule really did for India

作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先後在印度、英國和美國任教，1998年回到劍橋大學任三一學院院長。因對福利經濟學的貢獻，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和1999年印度政府頒發的巴域·維納獎，譯者為陳丹青

本期編輯：穆禕璠 陳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