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秦漢時期泥質冥幣的發現與研究_風聞

冥幣是根據流通貨幣的形制專門為喪葬製作的隨葬品，有銅、鉛、錫、泥、紙等質地。戰國秦漢時期，泥質冥幣發現數量多，分佈範圍廣，沿用時間較長，能較好地反映這一時期冥幣隨葬的相關問題。泥質冥幣主要仿照金幣和銅錢製作，其種類和分佈的階段性、區域性都較明顯，與楚文化的喪葬習俗有關。冥幣雖不具備經濟屬性，但它所代表的文化意義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密不可分。對戰國秦漢時期冥幣的研究在探索中國古代冥幣文化的發展歷程、瞭解當時社會的喪葬習俗以及探討古代錢幣的文化意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

一、研究簡史及相關定義

戰國秦漢時期的冥幣發現較早，但一直以來並未引起較多的關注。傅聚良、周世榮、吳興漢等學者先後對楚墓隨葬冥幣的種類、形制及年代等問題進行研究，對泥金版着力尤多並取得了一定成果。安志敏、黃盛璋等先生在討論楚、漢金幣的問題時，也專門對泥金版和泥金餅的類型等問題做了討論。蔣若是先生則將中原地區出土的秦漢時期體小、輕薄、質劣的銅錢作為金屬冥幣進行討論。整體來看，已有的研究仍較少，主要側重於冥幣的形制分類、與流通貨幣的對比等方面，對冥幣隨葬特點及葬俗方面的關注稍顯不足。這一時期泥質冥幣出土種類豐富且數量眾多，但尚缺乏專門、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作為墓葬文化的一部分，冥幣不僅與葬俗和貨幣制度有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的經濟水平和財富觀念，而各地豐富的出土材料為探討冥幣的文化內涵提供了基礎。

目前學界對泥質冥幣的定名比較多樣，本文在研究中統一如下：泥金版指仿照楚國金版製作的冥幣，泥金餅指仿照餅形金幣制作的冥幣，泥錢指仿照銅錢製作的冥幣。本文的年代劃分主要參考多卷本《中國考古學》的分期與斷代研究成果。

二、泥質冥幣的發現、類型及製作方法

上述三類泥質冥幣中，以泥錢的數量最多，其次是泥金餅，泥金版的數量較少。下面就各類泥質冥幣的發現情況、形制特徵和製作方法等分別予以介紹。

（一）  泥金版

泥金版主要見於戰國至西漢早期墓葬中，個別略晚。目前發現年代較早的是戰國中、晚期之交的長沙子彈庫楚墓，泥金版被放置在竹笥內，有數百塊；戰國晚期除湖南外，在湖北、安徽、上海、江蘇、浙江等地都有零散發現；西漢早期出土數量明顯增多，湖南以長沙為中心，在益陽、常德等多地都有較多發現，浙江、安徽兩地的分佈範圍也有擴展。單墓隨葬泥金版的數量各地存在明顯差異，湖南和浙江兩地較多，前者單墓出土多達數百塊，其他地區隨葬數量較少。

較完整的泥金版可大致分為正方形、長方形和弧邊尖角四邊形，前兩種在湖南最多見，第三種在安徽、江蘇和浙江發現較多。泥金版多為板狀，有的截面弧曲，略呈瓦狀，尺寸隨形狀變化較大，正方形的邊長一般在4.5～6.5釐米，厚度多為0.5～0.8釐米。有的因火候不高或未經燒製，出土時已破碎，燒製温度較高者質地較硬。泥金版大多呈灰色或紅色，有的表面塗黃（金）粉，有的施黑衣，有的施黃褐釉，個別外裹鉛皮。

楚國金版上鈐印的印格形式和數量並不統一。泥金版亦如此，以4、9、12、16個印格較多見，單個印格的尺寸也存在差異。泥金版上印格的內容可大致分為兩種。第一種帶文字，內容有“郢稱（爯）”（圖一，1）、“郢”（圖一，2）、“鄢”（圖一，3）、“兩”（圖一，4）、“金”（圖一，5）、“黃金”、“千兩千金”（圖一，6）等，有的為難辨別的符號（圖一，7）。文字的排列不統一，以“郢稱”為例，兩字在一格的既有橫向也有縱向（圖一，8），也有兩字各佔一格的（圖一，9）。第二種無文字，一般僅畫出方格線，有大方格（圖一，10），有的在大方格內再畫小方格（圖一，11），應都屬簡化形式，簡化更甚的則是刻劃席紋。泥金版上的方格線及文字為模印的陽文，陰文極少見。

根據上述特徵，推測泥金版有兩種製作方法。一種是整體模印，即模印範上刻制了整版的方格和文字，直接在泥版上壓印而成（見圖一，5）。方格線是整體規劃刻出的，印格排列整齊，而各印格內文字存在一定差異，可知模印範上的文字為分別刻寫。另一種是單格模印，即模印範上僅刻制單格內容，需在泥版上多次壓印（見圖一，2）。由於沒有統一規劃，印格的排列不整齊，印格數不定，壓印的深淺也略有差異，但是各印格字體較一致。

從戰國晚期到西漢早期，泥金版的平面形狀變化不大，但其內容和形式發生了較大變化。新出現的“兩”、“黃金”等內容是秦漢時期貨幣制度的反映，文字的排列更加多樣，有的更加簡化。此外，還出現了釉陶金版。

（二）  泥金餅

泥金餅是戰國秦漢時期出土範圍最廣、沿用時間最長的一種泥質冥幣。已知江陵李家台楚墓、江陵馬山楚墓和長沙左公山楚墓三處年代較早，約在戰國中期晚段。戰國晚期以長沙楚墓出土較多，河南有個別發現。漢代泥金餅的出土範圍進一步擴大。湖南的出土數量最多，遍及省內大部分地區，年代從西漢早期延續至新莽。浙江次之，在錢塘江以北的湖州、餘杭、杭州等地的西漢中期到東漢初的墓葬中出土較多，紹興有零星發現。江蘇境內泥金餅主要出於徐州西漢早、中期墓，揚州地區個別發現晚至新莽時期。安徽合肥、淮南、安慶、六安等地的西漢早、中期墓中均有少量出土。在河南南陽、洛陽的西漢晚期至東漢晚期墓葬中有少量發現。此外在湖北、四川、陝西、河北等地也有零星發現。

泥金餅的平面基本呈圓形，上部形態多樣，底平或內凹。多為泥質灰色，有少量紅、褐、黑色，未經燒製或火候低者質地鬆軟易碎，火候高者質地較硬，浙江、安徽等地出土有硬陶或釉陶金餅。泥金餅一般為模製，有的底部還留有指壓痕跡。表面素面或帶裝飾，除模印紋飾外，有的施黑、白色陶衣，有的塗黃（金）粉、白（銀）粉，以象徵金餅或銀餅，洛陽東漢晚期泥金餅有黑、白、朱、綠四種顏色。有的泥金餅凹底內還刻劃有“值九萬”、“十”、“值錢萬”等文字或符號。

出土泥金餅的底徑絕大多數為4～6.5釐米，有很少量的小於3釐米，如滿城二號漢墓出土的泥金餅，這可能與貨幣金餅的形制分大、小兩種有關。泥金餅縱截面變化較大，據此可大致分為以下四型。

A型：扁平圓餅形，有的中部略厚，底較平或略凹。以長沙楚墓M185∶40、江陵李家台楚墓出土（圖二，1）、西安龍首原西醫M3∶24（圖二，2）等泥金餅為代表。

B型：上部微弧緩曲，底平或內凹。如餘杭義橋M56B∶36、長沙識字嶺M3∶15-1（圖二，3）、六安雙龍M094∶004（圖二，4）等泥金餅。

C型：上部弧曲度較大，有的近饅頭形或半圓形，底平或內凹。如徐州蘇山頭M2∶53、常德南坪D8M3∶29-2（圖二，5）、杭州大觀山果園M11∶15-4（圖二，6）等泥金餅。

D型：上部高聳，呈塔狀或山峯狀，底平或內凹。如衡陽玄碧塘M3∶21、南陽一中M256∶31、湖州白龍山M29∶14（圖二，7）等泥金餅。

從出土情況來看，C型泥金餅數量最多，B型次之，D型最少。A型出現最早，戰國泥金餅基本都屬此型，到東漢晚期仍有零星發現。西漢早期B型較多，C型出現但數量較少。較特殊的是，永城磨山西漢早期墓出土的泥金餅，是模仿背中空樣式金餅而成（圖二，8），這種形制目前僅見1例。西漢中期開始，湖南、浙江兩地隨葬泥金餅的數量增多，各型都有發現，以C型最多。到東漢，隨葬泥金餅的數量大大減少，主要出土於洛陽、南陽兩地，西安有個別發現，類型與西漢晚期的基本一致。此後，泥金餅基本不見於墓葬隨葬品。

戰國時期的泥金餅均為素面。進入漢代，除少量素面外，泥金餅上大都模印紋飾，這些紋飾的地區差異較明顯，在沿用時間較長的湖南地區還存在時間早晚的不同。湖南西漢早期的泥金餅主要飾捲雲紋（見圖二，3）和絃紋，二者也組合出現；西漢中期，新增斜方格紋（圖三，1）和相連卷雲紋（圖三，2）；西漢後期，捲雲紋簡化，新出現乳丁紋、花瓣紋、花瓣星點紋等（見圖二，5）。浙江地區的泥金餅以飾不規則的曲線紋為主，曲線的長短和排列都沒有規則，在曲線紋的邊緣還有一到三週不等的凸弦紋或戳點紋（見圖二，6、7），亦見乳丁紋和捲雲紋（圖三，3、4）；比較有特點的是泥金餅頂部中心有菱形、雙圓圈、柿蒂紋等，不同於其他地區頂部中心的小凹坑。這幾種紋飾從西漢中期到東漢初都有發現。江蘇與安徽出土的泥金餅多飾弦紋、捲雲紋及不規則曲線紋，弦紋分同心圓式和旋渦式（圖三，5）；捲雲紋一般與弦紋及乳丁紋組合（圖三，6）。陝西出土的泥金餅以弦紋、渦紋組合為主，個別飾漩渦狀乳突紋（圖三，7）。河南出土的泥金餅則以變形龍紋和乳丁紋組合為主（圖三，8）。漢代泥金餅上的紋飾可能受到其他器物紋飾的影響，如瓦當、陶器等，如湖南泥金餅上的花瓣星點紋與當地所出滑石璧的紋飾相近。

（三）  泥錢

泥錢主要發現於漢代墓葬，有泥半兩錢、泥五銖錢、泥大泉五十、泥貨泉和無文泥錢五種。

泥半兩錢以湖南常德、長沙兩地西漢早期墓出土最多，在安徽、湖北、江蘇等地也有發現，儀徵一座漢墓中曾出土萬餘枚泥半兩錢。西漢中期以後泥半兩錢逐漸消失。泥半兩錢的形制分為大、小兩種，大者直徑2.6～3釐米，少數在3釐米以上，穿寬0.6～0.95釐米不等，厚0.5釐米（圖四，1、2）；小型的直徑2～2.5釐米，穿寬0.7釐米，厚0.35～0.5釐米，個別直徑在2釐米以下（圖四，3、4）。穿孔多不規整。錢文以陽文為主，不少錢文左右顛倒（見圖四，2），有的“兩”字簡化（圖四，5），個別為陰文（圖四，6）。

泥五銖錢的出土範圍較泥半兩錢更廣。湖南出土數量仍然最多，在常德、長沙、株洲、湘西等許多地區都有發現，浙江、河南、廣西等地的出土數量也較多，上海福泉山漢墓出土了上萬枚泥五銖錢。泥五銖錢在西漢中、晚期墓葬中出土數量最多，新莽、東漢時主要出土於河南南陽。泥五銖錢的直徑大多在2.5～2.8釐米，個別較大，穿孔有方、圓兩種，穿寬不等，厚約0.3～0.5釐米。錢文多為陽文，個別陰文，錢文有的反寫（圖五，1），“銖”字大都簡化（圖五，2、3）或者異形（圖五，4、5），有的模糊不清。南陽一中出土的泥五銖錢較為特殊，為圓形圓孔，文字為陰文（圖五，6）。

泥大泉五十和泥貨泉主要出土於南陽、洛陽兩地新莽至東漢初期墓葬中，其他地區發現較少。泥大泉五十的直徑約2.5～2.7釐米，穿寬在0.6～0.8釐米，厚度0.4～0.7釐米不等（圖六，1）。泥貨泉一般直徑為2.3、穿寬0.8釐米（圖六，2）。泥莽錢的穿孔有方、圓兩種，錢文大多為陰文，少數為陽文。

無文泥錢在長沙、湘潭等地的西漢中期墓中已有發現，但以南陽東漢中晚期墓出土較多。穿孔有方、圓兩種，直徑約2.4釐米，厚度差異較大（圖六，3）。有的單獨出土，有的與泥五銖錢、泥大泉五十同出。

泥錢的質地一般較鬆軟，火候很低或未經燒製，成型方法主要是模製。出土泥錢中，有模製陽文和陰文兩種。陽文泥錢是用刻制的錢模壓印而成。從陰文泥錢上文字的排列和寫法來看，有可能是直接用銅錢模印製成。泥錢錢體較厚，錢形及穿孔不規整，圓形穿孔可能用細圓柱狀物戳穿而成，錢文大多隨意不規範，錢文反寫、簡化現象較多見。

三、泥質冥幣的隨葬特點

戰國秦漢時期，儘管泥質冥幣在隨葬品中的地位並不突出，但其產生、流行的時間和區域特徵較明顯，在三類泥質冥幣的相互組合、與銅錢的組合以及與墓葬等級的關係等方面也顯示出一定的特點。

（一）  泥質冥幣隨葬的時空特點

泥質冥幣大致出現於戰國中期晚段，在西漢時期達到興盛，東漢時期開始衰落，分佈範圍和出土數量大大縮減，此後基本消失。各階段泥質冥幣的種類和分佈區域存在差異。戰國中晚期，泥質冥幣主要有泥金餅和泥金版，二者出現時間大致相同，都以湖南地區出土數量最多。與泥金餅相比，泥金版的出土範圍更廣，數量也更多，顯示出其流行程度應比泥金餅更高，這與楚國流通金幣以金版為主要形式的情況相一致，金餅的使用可能較少。西漢早期，新出現了泥半兩錢；泥金版在湖南、安徽仍佔據重要地位，且隨着貨幣制度變化產生了新的內容和形式；泥金餅的數量開始增加，徐州、西安兩地儘管出土數量不多但只見泥金餅一種泥質冥幣。西漢中、晚期，泥五銖錢逐步取代了泥半兩錢；泥金版大量減少並逐步消失；泥金餅佔據了絕對優勢，以湖南和浙江為分佈中心，受區域文化的影響，浙江多見釉陶金餅。新莽時期開始，儘管新出現了泥質莽錢，但泥金餅和泥錢的數量都較前期開始明顯減少。東漢時期，泥質冥幣以洛陽和南陽出土的少量泥金餅為主，至此泥質冥幣走向了衰落。

泥質冥幣最早發現於江陵與長沙兩地戰國中期偏晚的楚墓中，到戰國晚期，分佈範圍擴大到今壽縣周邊及蘇州、安吉、上海等地。這些地區中，楚國曾先後在湖北、安徽建都，兩地是楚文化的中心區；而楚人在春秋早期就已進入湖南，這裏是楚文化的一個次中心區；以蘇州為中心的原吳地是戰國晚期春申君的封地，是楚國東境的重要據點，也是江東楚文化的中心區。由此可以看出，戰國時期泥質冥幣主要出土於楚文化中心區。西漢時期，雖然泥質冥幣的分佈範圍有所擴展，但僅在陝西、河北、廣西等地局部有零星發現，有的可能與人羣遷移有關。而在原楚國境內，其範圍擴展和數量增加的程度更為可觀，即漢代泥質冥幣仍主要出於“三楚”之地。不僅如此，漢代泥質冥幣的出土情況還顯示，在三楚境內仍以楚文化的中心區或楚文化影響較長、較深入地區為主。這在東楚地區反映最明顯。浙江出土的泥質冥幣大多集中在錢塘江以北區域，這一區域在戰國中期楚威王大敗越國後已劃入楚國疆域；戰國晚期春申君改封吳故地，環太湖區域也成為這一時期楚文化的一箇中心。錢塘江以南地區受越文化影響較深遠，很少見到泥質冥幣出土。

（二）  各類泥質冥幣的共存情況

戰國時期泥金版、泥金餅一般都單獨出土，尚未見二者同出。西漢早期，泥金版大多與泥半兩錢同出，有的與泥金餅同出，也有三者同出的，如常德樟樹山M30。目前僅有一處發現泥金版與泥五銖錢同出，這也是目前泥金版出土年代最晚的一處，為西漢中期。泥金餅的隨葬時間最長，從西漢早期開始多與泥錢同出，其中與泥五銖錢同出最常見。泥半兩錢大多單獨出土，其次是與泥金版同出，與泥金餅同出較少。目前尚未見泥半兩錢與泥五銖錢同出。泥五銖錢除與泥金餅同出外，單獨出土的情況也較多，個別與泥莽錢或無文泥錢同出。泥莽錢一般單獨出土於新莽墓葬中，少數與無文泥錢同出。無文泥錢除與上述兩種同出外，也有單獨出土的。

（三）  泥質冥幣與流通貨幣、墓葬規格的關係

泥質冥幣最初仿製黃金貨幣制作，後來增加了仿製銅錢的形式。金版是戰國時期楚國的流通貨幣。從泥金版的出土情況看，西漢早期在湖南地區可能仍有金版流通，也有學者指出與西漢長沙國鑄錢有關。西漢中期，泥金版的消失和泥錢、泥金餅的流行，從一個側面説明統一的貨幣制度在全國得到有效推行。泥金餅的一直沿用説明金餅是戰國秦漢時期一直存在的黃金貨幣形態。隨葬泥錢的種類大致與流通錢幣變化一致，而且西漢早期已出現與流通銅錢同出的情況，有的將二者混放，有的將銅錢置於棺內，而泥質冥幣與陶器等放在棺外。

戰國時期泥質冥幣主要出土於貴族墓中，從士、大夫級的中小型貴族墓到封君級別的大墓均有出土，從出土情況看，隨葬數量與墓葬等級的關係似乎不大，這一階段的平民墓中尚未發現泥質冥幣。到西漢早、中期，除中小型貴族墓外，在高等級的諸侯王、列侯墓中也大量出土泥質冥幣，而且大、中型墓中隨葬泥金餅或泥錢的數量明顯更多，有的多達上千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墓葬的等級差異。西漢晚期至東漢時期，泥質冥幣多見於河南、浙江兩地以隨葬日用陶器為主的中小型墓，貧民墓尚未發現隨葬泥質冥幣。

四、餘論

（一）  關於泥金餅的定名

目前已發表資料中對泥金餅的定名多不統一，有“泥餅”、“泥錠”、“釉陶麟趾金”等多種情況，哪一種説法較為客觀值得討論。

黃金貨幣的圓餅型形態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秦漢時期沿用。從出土材料看，漢代金餅主要有圓餅型和斜壁內腔中空型，前者多見，並有大小兩種形制。泥金餅正是模仿圓餅型金幣的冥幣，這一基本形態在漢代並未改變。

關於麟趾金的鑄造，文獻記載較為明確。“（太始二年）三月，詔曰：‘有司議曰，……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海昏侯墓的發現為解決麟趾金和褭蹏金的形制提供了依據，但關於二者的性質學術界仍有不同意見。如文獻所言，麟趾金和褭蹏金的鑄造是協和祥瑞並賞賜給諸侯王，不是作為流通貨幣使用，因而不太可能被一般貴族甚至普通民眾接觸並仿製成冥幣隨葬。杭州老和山出土泥金餅上的“令之金一斤”的文字，應只是工匠只聞其名不見其形的附會之作，不能作為判斷麟趾金形制以及定名此類冥幣的依據。

因此結合戰國秦漢時期金餅的形態、出土冥幣的形制以及麟趾金鑄造的背景和意義，出土的餅形泥冥幣定名為泥金餅應更妥當。

（二）  關於隨葬泥質冥幣的習俗

戰國時期金屬鑄幣開始普遍出現，以黃金和銅錢為主要形式，並形成了列國各自的特色。與漢代相比，戰國墓葬中隨葬錢幣的情況較少，楚國境內更為少見。秦漢時期，錢幣隨葬在全國範圍內日益流行，尤其大型墓出土銅錢的數量眾多。泥質冥幣是從西漢早期在原楚國境內開始發展，至西漢中晚期盛行；另外前文也已指出，泥質冥幣與流通錢幣有不少同出的情況。如此，在錢幣隨葬逐漸盛行的西漢時期，泥質冥幣在原楚文化區獲得階段性發展的現象和文化意義值得進一步思考。

泥質冥幣的發展和空間分佈等顯示出其應屬楚文化葬俗的內容。這應與楚國貨幣以黃金為主有很大關係。黃金的稀有與貴重使楚人選擇仿製品為逝者隨葬。戰國早、中期楚國已出現鉛、錫質地的冥幣，晚期在一些較高等級的墓葬中還有包金或貼金的金屬冥幣，但數量都很少。泥質冥幣應是金屬冥幣進一步明器化的結果。西漢時期這一葬俗得以延續。泥質冥幣在漢代發展的區域性和階段性與楚、漢兩種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長有關。漢統一帝國的建立，漢文化的擴張影響以及在各地的交流融合，使戰國時期地區間存在的較大文化差異逐步縮小。戰國秦漢時期泥質冥幣的發展歷程是對這一時代特徵的一個側面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