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如故》：虛假的“BE美學天花板”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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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李知恩

編輯丨張風屹

《周生如故》開播後，不少人評價該劇為“BE美學天花板”，甚至有人認為，《周生如故》在“BE美學”上的造詣可以拳打《東宮》。

事實真的如此嗎？

BE（Bad Ending）一詞為網絡用語，指悲劇結局，與HE（Happy Ending）對應。所謂“BE美學”，通俗來説就是“悲劇美學”。

國產影視劇中不乏經典的悲劇作品，如《紅樓夢》《水滸傳》《大明宮詞》《天龍八部》等等，在這些經典面前，《周生如故》實在稱不上天花板。即便是與《東宮》相比，《周生如故》的悲劇造詣也難以比肩。

《周生如故》的故事，簡單概括就是“相愛的人不能在一起甚至雙雙慘死”。乍聽確實無比悲情，但縱觀整個故事，便會發現全劇更多是在“為虐而虐”。

《紅樓夢》《大明宮詞》等經典之作早就告訴市場，真正的“悲劇美學天花板”從不刻意製造虐點，也不會強行發刀片。相反，它們往往依靠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的藝術表達令觀眾共鳴，也會拋開極端的“宿命論”，去探討命運悲劇與性格悲劇的內在關聯。

更重要的是，高級的悲劇作品不會像《周生如故》一般，讓形象單薄的反派成為悲劇結局的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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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不住腳跟的故事

不足以渲染悲劇本色

朱光潛曾在《悲劇與人生的距離》中説：“悲劇把生活的苦惱和死的幻滅通過放大鏡，射到某種距離以外去看。”

也就是説，悲劇和所有藝術創作一樣，來源於現實才會引發觀眾的共情，這個“現實”可以是當代背景，也可以是其它時代或架空的背景。總之，在高質量的悲劇創作中，人物設定、故事背景一定要站得住腳，且符合現實的邏輯。

《周生如故》中，主角周生辰和漼時宜最終走向BE有兩大原因，一是周生辰曾立誓“此生不娶妻生子”，二是兩人一個為“手握七十萬大軍的王爺”，一個為名門漼氏獨女，若聯姻對皇權威脅過大。這兩個設定看似合理，實則都經不起推敲。

首先，周生辰立誓是為了打消朝廷內外對自己“可能會謀反”的擔憂。

但參考歷史來看，七十萬兵馬在任何朝代都是可以危及統治的存在，歷史上爾朱榮一萬兵馬就可以發動河陰之變，更何談七十萬兵馬？對當權者而言，軍權帶來的實質威脅不是口頭許諾就可以抹去的，況且，“是否娶妻生子”與“是否會謀反奪權”間，並無劇中所説的必然聯繫。

其次，在古代名門一般都是士族或門閥，因家族眾人世代為官，逐漸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這些士族或門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王朝的運轉，所以當權者及皇室子弟往往會與名門之女聯姻。

歷史上，多數名門之女的婚戀確實是不自由的。但是，《周生如故》並沒有成功立住漼氏這一名門。

從漼廣被太后戲耍，前期面對宦官篡權時無能為力，可以看出漼氏一族並不具備名門的“政治素養”和輕易左右朝局的能力。從漼廣病逝後漼氏一族在朝堂中只剩寥寥幾人支撐，可以看出漼氏也不具備名門的“標配”，即盤根錯節的勢力範圍。

在此背景下，《周生如故》中“名門之女漼時宜是制衡多方勢力的關鍵”這一設定，是完全立不住的，它純粹是為虐戀而服務。

確實，《周生如故》不像《琉璃》《香蜜》般，依靠“誤會情節”來營造悲劇氛圍，它想刻畫的是大環境下的宿命悲劇，就如王國維在悲劇藝術的三重境界裏提到的：由於人物之位置關係不得不導致悲劇，出於生活之必然，而非命運之偶然。但兒戲般的權謀戲，以及經不起推敲的架空背景，讓《周生如故》的悲劇表達充滿了刻意。

同樣是講述“相愛的人最後沒有在一起”的故事，《紅樓夢》中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悽美愛情，才稱得上“BE美學天花板”。

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指的不僅是他們的愛情被重視利益的大家族忽略的無奈，也是他們二人無力為愛情反抗封建禮教的悲哀。賈寶玉雖是封建制度的反叛者，但他的反叛帶有一定的侷限性和矛盾性，林黛玉雖然認識到了封建時期女性悲劇的深度原因，但她只能自怨自艾，接受封建禮教對自身的迫害。

近年來，《紅樓夢》的悲劇美學之所以被反覆探討，是因為它花費大量篇幅通過賈府反映了封面社會盛極而衰的時代轉折，通過賈府的眾生相展現了封建制度對個體的壓迫和禁錮。因此，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才能在這出“社會悲劇”中站住腳，觀眾才能切實感受他們二人面臨悲劇命運時的痛苦與煎熬。

人物和故事在現實邏輯上立得住，並能折射現實中的悲劇，作品的悲劇效果自然而然就能凸顯。反之，《周生如故》這種“為賦新詞強説愁”式的悲劇創作，只會盡顯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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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的悲劇是外因造成的

一流的悲劇是自身使然

《周生如故》夠不着“悲劇美學”的天花板，也是因為該劇從始至終都在依靠“外力”來營造悲劇性。這是不少悲劇作品的常規操作，比如在《天外飛仙》中，小七與童遠最終未能相守，就是因為“人仙不得相戀”的天規。

之所以藉助“外力”去製造宿命感和悲劇感，在於不少影視作品都力圖呈現完美無暇的理想愛情，在這種劇中，男女主在性格和人格上不能擁有任何瑕疵，那矛盾只能靠“外力”推動。

《周生如故》中，周生辰和漼時宜之間的愛情雖無法明言，但二人的相處模式始終是情投意合、相互扶持、並肩作戰式的。他們所有的悲劇，都是外力造成的。

這種只存在於幻想中的完美愛情，本身就與“悲劇”格格不入。

退一步講，即便現實中存在這樣的神仙眷侶，從“悲劇美學”的角度而言，忽略人性衝突與矛盾，只強調“外力”影響的愛情悲劇，也是缺乏現實共情力與價值的。

有句話是這樣説的：“二流的悲劇是外因造成的，一流的悲劇是自身使然。”

《大明宮詞》中，太平公主的愛情悲劇堪稱經典。她和薛紹最終陰陽相隔，確實受到了外因的影響，太平“一見薛紹誤終生”，武則天為了讓薛紹迎娶女兒，果斷賜死了薛紹的妻子慧娘，這也在太平和薛紹之間埋下了雷。後來，即便薛紹愛上太平，因慧娘之死而痛苦的他仍選擇了自刎。

但這一“外力”，只是太平和薛紹不得善終的部分原因。《大明宮詞》中，武則天對太平講過一段話：“女人最可怕的弱點就是過於急切的承擔責任，薛紹明明死於自己的懦弱，他愛上了你，他背棄了慧娘，他對不起兩個女人，但是太平，你卻認為他是被你害死的。”

人性是複雜的，薛紹之死源於他極強的道德感和愛情忠貞觀，也源於他內心深處懦弱避世的本性，這便是“自身使然”造成的悲劇。

亞里士多德曾提出過悲劇的六個成分，即情節、性格、思想、言辭、形象和歌曲，他認為其中性格的重要性僅次於情節。性格和複雜的人性，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着個體的行動和選擇，並在“蝴蝶效應”下決定着個體的命運走向。這種內因和客觀大環境下人力不可改變的“外力”，一起構成了悲劇的宿命感。

將造成悲劇的內因放大來看，它與人物的人生觀、價值觀也是密切相關的，這些都是性格的延伸，是來自人物心靈的衝突。

《倚天屠龍記》中，最終張無忌與趙敏有情人終生眷屬，而周芷若成為了前任。不少人認為，張無忌和周芷若之間最大的阻礙是滅絕師太，但是，即便沒有滅絕師太的橫加阻攔，張無忌與周芷若也並非良配，因為他們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幾乎是背向而馳的。

周芷若自幼喪父，拜入峨眉派後，在滅絕師太冷酷無情的管束下成長，同時還要面臨丁敏君等同門的刁難，這都導致周芷若極度缺乏安全感，對權利和地位十分看重。與周芷若相反，張無忌是灑脱的，他對一切都不強求，對江湖地位和富貴都不看重，只願塵埃落地後和愛侶浪跡江湖。所以，周芷若和張無忌註定以悲劇收尾。

其實，縱觀影視或文學史上留名的悲劇愛情，它一定是命運悲劇與性格悲劇的結合體。《紅樓夢》中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悲劇，《亂世佳人》中斯嘉麗與白瑞德的愛情悲劇，莫不是如此。

對比之下，將主角完美化的《周生如故》主張的是絕對的宿命論，它幾乎沒有為性格悲劇留出呈現空間。而至於劇中周生辰“將家國大義置於兒女情長之前”，漼時宜“不敢違背家族意志”等行為，也因缺乏邏輯性的故事背景，難以成為深度性格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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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其皮毛

未得其精髓的“英雄悲劇”

有人稱《周生如故》是“BE美學天花板”時，提出了一個論據：“劇中所有人都是正常的，甚至是善良的，事情仍然無可挽回地緩緩滑向潰敗，沒有贏家，沒有倖存者。”

拋開這個説法是否符合《周生如故》的劇情不談，這段話，其實很符合黑格爾的悲劇理論。

黑格爾認為，悲劇的實質是倫理的自我分裂與重新和解，倫理實體的分裂是悲劇衝突產生的根源，而悲劇衝突是兩種片面的倫理實體的交鋒。在黑格爾看來，衝突的悲劇性在於，衝突中對立的雙方都有辯護的理由，同時每一方拿來作為自己所堅持的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內容，只能是把同樣有辯護理由的對方否定掉，或破壞掉。

通俗來説，黑格爾的悲劇理論強調的是，悲劇中對立的雙方並不一定就是善與惡，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有自我認知中的合理性及正確性。這一悲劇理論被廣泛認可，在於人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人都處於善惡的中間地帶。

《東宮》之所以能成為不少人二刷三刷的作品，是因為它詮釋的正是黑格爾的悲劇理論。《東宮》女主小楓的悲劇，是男主李承鄞一手造成的，但很少有人用“可恨可憎”去形容李承鄞，因為他本質上也是可憐的存在。家族的冤屈、生母的死亡、前太子的遺願、皇族的冷血都在挾裹着李承鄞，推着他一步步犧牲愛情，“破壞掉”小楓。

陳世驤曾在致金庸的書信裏如此評價《天龍八部》：“無人不冤，有情皆孽。”這或許就是黑格爾悲劇理論的文藝説法。

再來看《周生如故》，全劇最虐的點無疑是結局時，周生辰被剔骨而死，隨後生無可戀的漼時宜身着紅衣從城牆躍下。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為太子劉子行，因為對漼時宜愛而不得，劉子行對周生辰心生妒忌並走向黑化，這是他聯合奸臣陷害周生辰的直接原因。

也就是説，《周生如故》的最終虐點是邪惡勢力製造的，它的故事並未脱離忠奸善惡的二元論語境，人物關係也並非那段論據中提到的“所有人都是正常的，甚至是善良的”。

所以，《周生如故》並不是黑格爾所言的“正確與正確的對抗”，它的悲劇模板更接近古老的西方英雄悲劇。

西方英雄悲劇中，主人公一般都是英雄和帝王，他們往往具有崇高的品質，肩負着不尋常的使命，忠實於自己的職責，將國家、階級、民族的利益看得至高無上，為此不惜犧牲愛情、親人和生命，《周生如故》裏周生辰就是這一設定。

英雄悲劇中，英雄的對立方不是邪惡的反派就是強權，比如《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普羅米修斯盜來火種送給人類，被眾神之主宙斯釘在了高加索的懸崖上。

在國內，元代雜劇《趙氏孤兒》也是展現正義與邪惡鬥爭的英雄悲劇，但在當代的影視改編中，創作者將西方英雄悲劇的模板與黑格爾的悲劇理論進行了結合。比如《趙氏孤兒案》中，屠岸賈依然是反派形象，但他卻並非大奸大惡之人，他會欣賞忠義之士，對妻子更是忠貞不渝。

同時，《趙氏孤兒案》深化了雜劇中的正邪鬥爭，劇中屠岸賈設奸計陷害忠臣趙朔，本質上離不開當時趙氏家族、晉國國君、屠岸賈三者之間的政治博弈。在這場政治遊戲中，趙氏功高震主且一步步控制軍權、政權和輿論，不斷強化自己的勢力，國君下決心清洗趙氏家族，屠岸賈不過是國君手中的刀，他與《大明王朝1566》中的陳洪是一樣的。

可以説，《趙氏孤兒案》的悲劇故事中有着中國古代權謀鬥爭的精髓，也有着人性未泯的反派屠岸賈和不完美的正派趙氏家族，這都令《趙氏孤兒案》的英雄悲劇更具辯證哲思。

對比《趙氏孤兒案》，《周生如故》只是單純套皮西方英雄悲劇，劇中的正派與反派都單薄的、刻板化的，因此，《周生如故》所講述的英雄悲劇也是浮於表面的。

或許，比起《周生如故》，《紅樓夢》《大明宮詞》《趙氏孤兒案》等經典作品，更配得上稱一聲“BE美學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