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文化中國人”只是另一種拒統的“獨台”包裝_風聞
郭茂辰海峡传真-公众号:郭茂辰海峡传真,会讲故事的两岸记录者!2021-09-07 13:56
中國國民黨主席江啓臣近日接受台灣《中國時報》專訪時強調,“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在連任黨主席後,他會具體推動兩岸和平交流,他有信心,讓人民重新信任國民黨,放心讓國民黨處理兩岸問題。
追本溯源,最早講出此話的是蔣經國,1987年7月27日,他在與台灣民間12位友人會談時説,“我在台灣居住、工作40年,我是台灣人,我也是中國人”。
其實,那時他已知越來越多人開始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他“希望大家超越一切地域、派系、小我利益之上,開闊心胸,把眼光放到大陸。”
可是,當“中國人”被擺在“台灣人”之後時,也就不那麼“天堂正正”、“天經地義”,因此,李登輝後來才敢説,“一箇中國是未來式”,隨後便開始製造分裂。
所以,“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並非小蔣的精神感召,而是代表國民黨大陸政策的立場後退,相較追求統一,只圖割據求存,無異於向“台獨”豎起白旗。
十三年後,再講出類似話的是蔡英文,2000年5月29日,在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備詢時回答立委朱鳳芝追問,蔡英文答:“我並沒有説我是中國人有什麼不好,只是怕因此而產生了政治風險;我是台灣人並沒有錯,我是中國人,是因為我是念中國書長大的,受的是中國式教育……”
但這個“中國人”,卻是“兩國論”真正的推手。1998年8月,她成為置於“總統府”國安會中的“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的實際操盤人,1999年5月,該小組完成研究報告,建議以“國家與國家”來重新定位關係,作為兩岸政策談判的基礎,也作為台當局分階段“修憲”、修法和廢除“國統綱領”的理論基礎,7月,李登輝便據此迫不及待地拋出“兩國論”的分裂主張。
二十一年後,再因“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引起討論的是江啓臣,去年他與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對談時曾表示,“我在台灣出生長大,我是台灣人,而從血緣、文化、歷史來看,我也是中國人”,當時並未引起太關注,這次若非國民黨主席選舉在即,牽扯未來的兩岸路線,恐怕同樣是船過無痕。
然而,相對“文化中國”的認同,江啓臣更強調自己是所謂“中華民國人”,強調這是台灣最大公約數,但除了招牌之外,這個最大公約數早已成為“台獨”的遮羞布。三年前,江在美活動期間還在大談,國、民兩黨在“統”“獨”議題上講歸講,“但在實際落實上,坦白講都一樣”。
2020年9月,《中國國民黨現階段兩岸政策報告》中提出,“兩岸官方協商必須正視中華/民國憲政秩序,兩岸官方互動必須尊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表述中華/民國的空間,是兩岸官方協商互動的核心要素”;“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應用以延續兩岸互動,並以此尋求互動方式與時俱進”。
但這種片面要求兩岸相互承認的訴求,本身已經違背了 “九二共識”,尤其當多數台灣民眾將“中華民國”等同台灣,國民黨混淆主權與治權的主張,形同李登輝“兩國論”的翻版,在配合民進黨加速了民意的獨化同時,也讓自己的兩岸立場不可能為祖國大陸接受。縱使説出“我也是中國人”,對兩岸關係突破而言,也不禁要讓人打上問號。
有台灣輿論認為,三次“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説法,三次不同的時空環境,不同的兩岸關係定位,三次台灣民眾面對自己族羣的不同認知,蔣經國、蔡英文與江啓臣各自不同的兩岸詮釋,映照出台灣不同時期的兩岸面向。
然而,這種不排除“文化中國”或“血緣中國”的論述,除了在兩岸經貿交流中發揮某種工具意義,根本無礙一方面貫徹反/共路線,一方面幻想以“對等政治實體”落實永久分治;無礙一方面無力且無意用和平手段制止分離,另一方面又繼續要求大陸徹底放棄武備反獨。而三十年來台灣內部政治情勢的變化已經證明,在對待民族和解與國家統一問題上,藍綠已經走向合流。
相較蔡英文、江啓臣的兩岸主張早已為人熟知,在台灣,還有一部分以“文化中國人”認同自居者,大體看他們基本屬於民國遺老的徒子徒孫,他們自認為堅持“民國”法統,便是最正統的中華歷史文化傳人,但他們卻又無視台灣社會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化摧折以及70年來反共教育的荼毒當,四維八德不及“台獨”道德,年輕世代已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理性觀察,這些人既沒有抗陸到底的決心,又缺乏迷途知返的徹悟。當所謂“反攻大陸”已無可能、跟拜台獨又心有不甘。為了拒統苟存,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搖身一變,又以“統派”身份,開始以雄辯家面目耍得一張嘴皮,遊走兩岸誇誇其談。比如無力反獨卻又主張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再如提出堅持心靈契合才能統一,妄想兵不血刃便能實現顏色革命。
他們在台灣往往失去了可及的舞台,同時又希望在大陸利用兩岸關係提振自己影響力,但面對大陸民眾,他們時常居高臨下頤指氣使,好似只要祭出“反獨”口號,縱使蘋果兩個皆爛,大陸也只能擇其一,只得接受“對等政治實體”,只得默許兩岸三席。

這些人心底的“中國”存於過去,卻不見諸現實,他們把“中國”懸在天上,寄予某種精神烏托邦的想象,他們也把“中國”忘在腳下,一灣海峽的心靈跨越卻是咫尺天涯。偶爾説起抗戰歷史,他們或許還能談盧溝曉月的哀愁,但面對台獨步步緊逼,他們卻又葉公好龍,將反獨正言視為洪水猛獸。
如早前在大陸某家媒體的年會上,解放軍某將領和台灣某專家曾有過一場激辯,後者揶揄大陸對“台獨”強硬會使蔡英文民調上漲,卻不思慮兩岸能否心靈契合早已不是統一“方法論”的差異,當一方認同希冀結束對立,而另一方無所不用其極妄圖分離,縱使不提武備反獨,任何卑躬屈膝、仁至義盡的善意都會被解讀為“併吞侵略”的惡意,而失去共謀統一的和平協議不啻為坐實分離。
這些人常以兩岸統一急不得來偽飾他們真正的“拒統”底色,但另一方面他們面對大陸又要保持某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諸如接種疫苗還幻想拒絕隔離,面對島內分離主義日盛還指望大陸繼續給惠讓利,如果不是因為現階段兩岸之間的制度差異,恐怕這些主張早就被14億民意嗤之以鼻,而這種好為人師、顧盼自雄的言行,論兩岸心靈契合,是否更該反求諸己?
其實,“歷史文化血統”的中國認同只是他們寄望在鬆散的一箇中國框架下,希望落實永久維持分治的現狀的另類包裝,這像極了1949年的“劃江而治”,而如果實現他們心中設定的“統一”,恐怕是要大陸放棄14億人艱苦奮鬥走出的發展道理,放棄目前的政治經濟制度,其蠱惑性與危害性並不遜於“台獨”分離主義,無疑成為兩岸關係中的又一潛在性的挑戰,值得兩岸有識之士給予高度防範與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