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文化中國人”只是另一種拒統的“獨台”包裝_風聞

中國國民黨主席江啓臣近日接受台灣《中國時報》專訪時強調，“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在連任黨主席後，他會具體推動兩岸和平交流，他有信心，讓人民重新信任國民黨，放心讓國民黨處理兩岸問題。

追本溯源，最早講出此話的是蔣經國，1987年7月27日，他在與台灣民間12位友人會談時説，“我在台灣居住、工作40年，我是台灣人，我也是中國人”。

其實，那時他已知越來越多人開始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他“希望大家超越一切地域、派系、小我利益之上，開闊心胸，把眼光放到大陸。”

可是，當“中國人”被擺在“台灣人”之後時，也就不那麼“天堂正正”、“天經地義”，因此，李登輝後來才敢説，“一箇中國是未來式”，隨後便開始製造分裂。

所以，“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並非小蔣的精神感召，而是代表國民黨大陸政策的立場後退，相較追求統一，只圖割據求存，無異於向“台獨”豎起白旗。

十三年後，再講出類似話的是蔡英文，2000年5月29日，在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備詢時回答立委朱鳳芝追問，蔡英文答：“我並沒有説我是中國人有什麼不好，只是怕因此而產生了政治風險；我是台灣人並沒有錯，我是中國人，是因為我是念中國書長大的，受的是中國式教育……”

但這個“中國人”，卻是“兩國論”真正的推手。1998年8月，她成為置於“總統府”國安會中的“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的實際操盤人，1999年5月，該小組完成研究報告，建議以“國家與國家”來重新定位關係，作為兩岸政策談判的基礎，也作為台當局分階段“修憲”、修法和廢除“國統綱領”的理論基礎，7月，李登輝便據此迫不及待地拋出“兩國論”的分裂主張。

二十一年後，再因“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引起討論的是江啓臣，去年他與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對談時曾表示，“我在台灣出生長大，我是台灣人，而從血緣、文化、歷史來看，我也是中國人”，當時並未引起太關注，這次若非國民黨主席選舉在即，牽扯未來的兩岸路線，恐怕同樣是船過無痕。

然而，相對“文化中國”的認同，江啓臣更強調自己是所謂“中華民國人”，強調這是台灣最大公約數，但除了招牌之外，這個最大公約數早已成為“台獨”的遮羞布。三年前，江在美活動期間還在大談，國、民兩黨在“統”“獨”議題上講歸講，“但在實際落實上，坦白講都一樣”。

2020年9月，《中國國民黨現階段兩岸政策報告》中提出，“兩岸官方協商必須正視中華/民國憲政秩序，兩岸官方互動必須尊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表述中華/民國的空間，是兩岸官方協商互動的核心要素”；“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應用以延續兩岸互動，並以此尋求互動方式與時俱進”。

但這種片面要求兩岸相互承認的訴求，本身已經違背了 “九二共識”，尤其當多數台灣民眾將“中華民國”等同台灣，國民黨混淆主權與治權的主張，形同李登輝“兩國論”的翻版，在配合民進黨加速了民意的獨化同時，也讓自己的兩岸立場不可能為祖國大陸接受。縱使説出“我也是中國人”，對兩岸關係突破而言，也不禁要讓人打上問號。

有台灣輿論認為，三次“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説法，三次不同的時空環境，不同的兩岸關係定位，三次台灣民眾面對自己族羣的不同認知，蔣經國、蔡英文與江啓臣各自不同的兩岸詮釋，映照出台灣不同時期的兩岸面向。

然而，這種不排除“文化中國”或“血緣中國”的論述，除了在兩岸經貿交流中發揮某種工具意義，根本無礙一方面貫徹反/共路線，一方面幻想以“對等政治實體”落實永久分治；無礙一方面無力且無意用和平手段制止分離，另一方面又繼續要求大陸徹底放棄武備反獨。而三十年來台灣內部政治情勢的變化已經證明，在對待民族和解與國家統一問題上，藍綠已經走向合流。

相較蔡英文、江啓臣的兩岸主張早已為人熟知，在台灣，還有一部分以“文化中國人”認同自居者，大體看他們基本屬於民國遺老的徒子徒孫，他們自認為堅持“民國”法統，便是最正統的中華歷史文化傳人，但他們卻又無視台灣社會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化摧折以及70年來反共教育的荼毒當，四維八德不及“台獨”道德，年輕世代已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理性觀察，這些人既沒有抗陸到底的決心，又缺乏迷途知返的徹悟。當所謂“反攻大陸”已無可能、跟拜台獨又心有不甘。為了拒統苟存，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搖身一變，又以“統派”身份，開始以雄辯家面目耍得一張嘴皮，遊走兩岸誇誇其談。比如無力反獨卻又主張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再如提出堅持心靈契合才能統一，妄想兵不血刃便能實現顏色革命。

他們在台灣往往失去了可及的舞台，同時又希望在大陸利用兩岸關係提振自己影響力，但面對大陸民眾，他們時常居高臨下頤指氣使，好似只要祭出“反獨”口號，縱使蘋果兩個皆爛，大陸也只能擇其一，只得接受“對等政治實體”，只得默許兩岸三席。

這些人心底的“中國”存於過去，卻不見諸現實，他們把“中國”懸在天上，寄予某種精神烏托邦的想象，他們也把“中國”忘在腳下，一灣海峽的心靈跨越卻是咫尺天涯。偶爾説起抗戰歷史，他們或許還能談盧溝曉月的哀愁，但面對台獨步步緊逼，他們卻又葉公好龍，將反獨正言視為洪水猛獸。

如早前在大陸某家媒體的年會上，解放軍某將領和台灣某專家曾有過一場激辯，後者揶揄大陸對“台獨”強硬會使蔡英文民調上漲，卻不思慮兩岸能否心靈契合早已不是統一“方法論”的差異，當一方認同希冀結束對立，而另一方無所不用其極妄圖分離，縱使不提武備反獨，任何卑躬屈膝、仁至義盡的善意都會被解讀為“併吞侵略”的惡意，而失去共謀統一的和平協議不啻為坐實分離。

這些人常以兩岸統一急不得來偽飾他們真正的“拒統”底色，但另一方面他們面對大陸又要保持某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諸如接種疫苗還幻想拒絕隔離，面對島內分離主義日盛還指望大陸繼續給惠讓利，如果不是因為現階段兩岸之間的制度差異，恐怕這些主張早就被14億民意嗤之以鼻，而這種好為人師、顧盼自雄的言行，論兩岸心靈契合，是否更該反求諸己？

其實，“歷史文化血統”的中國認同只是他們寄望在鬆散的一箇中國框架下，希望落實永久維持分治的現狀的另類包裝，這像極了1949年的“劃江而治”，而如果實現他們心中設定的“統一”，恐怕是要大陸放棄14億人艱苦奮鬥走出的發展道理，放棄目前的政治經濟制度，其蠱惑性與危害性並不遜於“台獨”分離主義，無疑成為兩岸關係中的又一潛在性的挑戰，值得兩岸有識之士給予高度防範與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