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個個“短命”_風聞

菅義偉於2020年9月14日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

“感覺太好了，我無法平靜下來。”菅義偉在2020年9月14日説這話時，肯定沒想到自己又將是一位“短命”首相。

那一天，他贏得了自民黨總裁選舉，即將接替稱病辭職的安倍，出任日本新一任首相。約一年後的9月3日，菅義偉在自民黨內部會議上宣佈，他將不會參加本月下旬舉行的自民黨總裁換屆選舉。

他的這個決定也是在宣佈自己首相任期終結的時間，因為退出黨內角逐即意味着與下屆首相無緣。從2020年9月出任首相到2021年9月首相任期終結（菅義偉將在9月30日總裁任期結束時辭任首相），一年的任期，很符合日本政治中“短命首相“的標準。

不過，留意國際新聞的人可能都有這種感覺，儘管日本首相的“短命”能登上新聞頭條，但幾乎從來不會給人帶來“新鮮感”。因為在外界的印象中，日本首相突然宣佈辭職、留下半截或大半截任期，似乎是日本政治的常態。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常態之中是否孕育着“非常態”？這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日本週邊國家來説，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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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短命史

日本人動不動就換首相的做法，在國際政治歷史中，可以説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為什麼這麼説？因為從日本作為一個國家設立“內閣總理大臣”（即首相）這個職位以來，就開始了頻繁換首相的歷史，只是偶爾出現能長期執政的首相。

我們先從日本的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説起。這位曾在近代史上給東亞國家造成深重災難的政治人物，在1885年出任日本第一任首相，這一任幹了兩年半。伊藤博文總共四度出任首相，總共不到8年的執政期，被切成了四段。最長的幹了4年，最短的半年零半個月。

伊藤博文是日本歷史上首個內閣首相

伊藤博文也是日本歷史出任首相次數第二多的人，排名第一的是吉田茂和安倍，都是5次。但伊藤博文的每一首相任期，中間都有長則4年、短則一年半的間隔期。而吉田茂與安倍的第二任期至第五任期，都是連續的（分別是約6年和8年）。

截至目前，在首相位置上待得最久的，當屬安倍（近9年時間）。排在第二位的是桂太郎，但他的執政期被切成了三段。論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也是安倍，排在第二位的是佐藤榮作，連續三度出任首相長達近8年。

如果以二戰結束為節點，我們可以發現，頻繁更換首相、首相執政期短是日本政治的一個顯性特徵。從1885年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首相到1945年二戰結束，這60年裏日本共出現了29位首相，每位首相平均執政期約兩年。

1909年，安重根在哈爾濱火車站站台上擊斃伊藤博文（圖源：光明網）

論國際環境，那段歷史時期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論國內環境，卻是日本政治野心膨脹期。國內政治人物荷爾蒙分泌旺盛，誰也不服誰，搞定政治對手、平衡政治利益難度大，結果就是換首相如走馬燈。需要指出的是，那也是日本能完全“自主決定”首相的時期。

戰敗投降以後，美國這個“天皇之上”的存在，對日本的政治架構做了改造。自那以後，首相誰來當，美國的眼色很關鍵。即便不是一言九鼎，那絕對也是“重要參考”。但是，日本人頻繁換首相的脾氣，絲毫沒有改變。

二戰後日本政治週期的一個突出特點，基本可以歸結為頻繁的換首相與不那麼頻繁的換首相。如果從日本投降後首位首相東久邇稔彥算起，截至菅義偉任首相，日本在75年裏共出現了35位首相。平均下來，每位首相執政期也就兩年多一點點。與二戰前相比，幾乎沒有什麼“進化“。

但對於日本來説，二戰後的國際環境，在美國的羽翼保護下，總體上是比較平和的。首相“短命”的原因，主要還得在日本國內找。

桂太郎

撇開政治文化這類形而上的東西不談，關鍵的原因還在於日本首相的產生機制。比如，日本首相由眾議院佔多數席位的政黨黨首出任（有時候通過政黨聯盟實現“多數”），這就意味着，一旦執政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失去多數席位，那麼首相必須辭職；如果黨首在黨內換屆選舉中落選，那麼首相也得換人。這種黨首與首相“綁定”的制度安排，客觀上增加了換首相的幾率。

還有一點，眾議院每屆任期是四年，但日本政黨黨首的任期規定另有一套規則。比如，自民黨總裁任期是3年，連任不得超過3屆（以前任期是2年，連任不得超過2屆）。從規則上來説，這些因素就造成了這樣結果：首相執政期被切得很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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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與國運

“就算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只要努力也能立志當首相”，這是菅義偉在去年自民黨總裁競選時説過的話。當時，他的草根出身背景還被媒體塑造成勵志故事。但他能奮鬥成日本首相，卻對自己執政時間的長短無能為力，這就是日本政治的現實。

路透社將菅義偉稱為“掙扎的首相”

接下來的問題是，日本是否又將進入換首相如走馬燈的政治“動盪期”？在菅義偉之前，有二度執政長達近8年的安倍，就任時即被認為是過渡性人物的菅義偉“謝幕”，很容易讓外界產生這樣的疑問。因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有意角逐首相大位的幾位政治人物，無論哪一位都沒有顯示出有能長期執政的絕對政治優勢。

二戰後的歷史中，如果以任期3年作為長期執政的標準，沒有達到這個標準的首相有28位，佔比為80%。所以從概率上看，菅義偉之後日本再次頻繁換首相，或許是個大概率事件。

但僅從政治週期的角度看日本，是有一定迷惑性的。更值得關注的是，日本政治週期表象下的經濟表現。因為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大國的經濟實力向來都是檢驗國運的一個關鍵指標。

儘管政治上有“短命首相”的特點，但日本卻在二戰的廢墟中迅速崛起，並在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待了40多年（1967年至2009年）。進入21世紀後，小泉（5年多）和安倍（兩度執政共計近9年）都實現了長期執政，但穩定的政局與經濟表現呈現的卻是“倒掛”。

2020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為了避免因舊病惡化等導致影響國政的事態，決定辭去首相一職

2001年小泉執政到2006年卸任，日本的GDP從4.3萬億美元增加到4.5萬億美元，增幅僅為4.7%。2007年至2011年，日本5年內出現了4位首相，但GDP從4.52萬億美元增加到6.16萬億美元，增幅是36%。2012年安倍二度執政到2020年辭職，日本的GDP從6.2萬億美元下降到4.9萬億美元，萎縮了1.3萬億美元。

由此可見，進入21世紀後，日本政治“穩定”與否，與經濟表現之間並不呈正相關性。那麼問題來了，可能出現的“政治動盪期”，是否意味着日本的經濟運勢能止跌回升，就像2007年至2011年期間那樣呢？這樣看就把政經邏輯簡單化了。

小幅增長有可能，但向下走的大趨勢基本不會變。那段時期日本經濟增速表現尚可，很重要的原因在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世界主要經濟體齊心參與救市、挽救世界經濟，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日本從中受益。

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

2012年二度執政後的安倍，之所以主打“安倍經濟學”，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外部紅利”效力遞減的背景下，急需提升日本經濟的內驅力。效果如何呢，安倍執政近8年的時間，足夠檢驗。

還有一點尤為關鍵，2020年9月安倍離任時，日本的外部環境出現了冷戰結束後未曾有過的變化。在外部環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日本的政治人物也難以治癒經濟增長乏力的頑疾，大變局下能表現得更好、逆勢拉抬國運？日本政治中鮮有這樣的先例。

外部的大變局與內部的“動盪期”疊加，對日本政治意味着什麼，值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警惕。

作者 | 雷墨

編輯 | 風雲 

排版 | 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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