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個個“短命”_風聞
看世界杂志-看世界杂志官方账号-世界比想象更有趣2021-09-08 21:50
菅義偉於2020年9月14日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

“感覺太好了,我無法平靜下來。”菅義偉在2020年9月14日説這話時,肯定沒想到自己又將是一位“短命”首相。
那一天,他贏得了自民黨總裁選舉,即將接替稱病辭職的安倍,出任日本新一任首相。約一年後的9月3日,菅義偉在自民黨內部會議上宣佈,他將不會參加本月下旬舉行的自民黨總裁換屆選舉。
他的這個決定也是在宣佈自己首相任期終結的時間,因為退出黨內角逐即意味着與下屆首相無緣。從2020年9月出任首相到2021年9月首相任期終結(菅義偉將在9月30日總裁任期結束時辭任首相),一年的任期,很符合日本政治中“短命首相“的標準。
不過,留意國際新聞的人可能都有這種感覺,儘管日本首相的“短命”能登上新聞頭條,但幾乎從來不會給人帶來“新鮮感”。因為在外界的印象中,日本首相突然宣佈辭職、留下半截或大半截任期,似乎是日本政治的常態。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常態之中是否孕育着“非常態”?這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日本週邊國家來説,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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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短命史
日本人動不動就換首相的做法,在國際政治歷史中,可以説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為什麼這麼説?因為從日本作為一個國家設立“內閣總理大臣”(即首相)這個職位以來,就開始了頻繁換首相的歷史,只是偶爾出現能長期執政的首相。
我們先從日本的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説起。這位曾在近代史上給東亞國家造成深重災難的政治人物,在1885年出任日本第一任首相,這一任幹了兩年半。伊藤博文總共四度出任首相,總共不到8年的執政期,被切成了四段。最長的幹了4年,最短的半年零半個月。

伊藤博文是日本歷史上首個內閣首相
伊藤博文也是日本歷史出任首相次數第二多的人,排名第一的是吉田茂和安倍,都是5次。但伊藤博文的每一首相任期,中間都有長則4年、短則一年半的間隔期。而吉田茂與安倍的第二任期至第五任期,都是連續的(分別是約6年和8年)。
截至目前,在首相位置上待得最久的,當屬安倍(近9年時間)。排在第二位的是桂太郎,但他的執政期被切成了三段。論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也是安倍,排在第二位的是佐藤榮作,連續三度出任首相長達近8年。
如果以二戰結束為節點,我們可以發現,頻繁更換首相、首相執政期短是日本政治的一個顯性特徵。從1885年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首相到1945年二戰結束,這60年裏日本共出現了29位首相,每位首相平均執政期約兩年。

1909年,安重根在哈爾濱火車站站台上擊斃伊藤博文(圖源:光明網)
論國際環境,那段歷史時期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論國內環境,卻是日本政治野心膨脹期。國內政治人物荷爾蒙分泌旺盛,誰也不服誰,搞定政治對手、平衡政治利益難度大,結果就是換首相如走馬燈。需要指出的是,那也是日本能完全“自主決定”首相的時期。
戰敗投降以後,美國這個“天皇之上”的存在,對日本的政治架構做了改造。自那以後,首相誰來當,美國的眼色很關鍵。即便不是一言九鼎,那絕對也是“重要參考”。但是,日本人頻繁換首相的脾氣,絲毫沒有改變。
二戰後日本政治週期的一個突出特點,基本可以歸結為頻繁的換首相與不那麼頻繁的換首相。如果從日本投降後首位首相東久邇稔彥算起,截至菅義偉任首相,日本在75年裏共出現了35位首相。平均下來,每位首相執政期也就兩年多一點點。與二戰前相比,幾乎沒有什麼“進化“。
但對於日本來説,二戰後的國際環境,在美國的羽翼保護下,總體上是比較平和的。首相“短命”的原因,主要還得在日本國內找。

桂太郎
撇開政治文化這類形而上的東西不談,關鍵的原因還在於日本首相的產生機制。比如,日本首相由眾議院佔多數席位的政黨黨首出任(有時候通過政黨聯盟實現“多數”),這就意味着,一旦執政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失去多數席位,那麼首相必須辭職;如果黨首在黨內換屆選舉中落選,那麼首相也得換人。這種黨首與首相“綁定”的制度安排,客觀上增加了換首相的幾率。
還有一點,眾議院每屆任期是四年,但日本政黨黨首的任期規定另有一套規則。比如,自民黨總裁任期是3年,連任不得超過3屆(以前任期是2年,連任不得超過2屆)。從規則上來説,這些因素就造成了這樣結果:首相執政期被切得很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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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與國運
“就算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只要努力也能立志當首相”,這是菅義偉在去年自民黨總裁競選時説過的話。當時,他的草根出身背景還被媒體塑造成勵志故事。但他能奮鬥成日本首相,卻對自己執政時間的長短無能為力,這就是日本政治的現實。

路透社將菅義偉稱為“掙扎的首相”
接下來的問題是,日本是否又將進入換首相如走馬燈的政治“動盪期”?在菅義偉之前,有二度執政長達近8年的安倍,就任時即被認為是過渡性人物的菅義偉“謝幕”,很容易讓外界產生這樣的疑問。因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有意角逐首相大位的幾位政治人物,無論哪一位都沒有顯示出有能長期執政的絕對政治優勢。
二戰後的歷史中,如果以任期3年作為長期執政的標準,沒有達到這個標準的首相有28位,佔比為80%。所以從概率上看,菅義偉之後日本再次頻繁換首相,或許是個大概率事件。
但僅從政治週期的角度看日本,是有一定迷惑性的。更值得關注的是,日本政治週期表象下的經濟表現。因為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大國的經濟實力向來都是檢驗國運的一個關鍵指標。
儘管政治上有“短命首相”的特點,但日本卻在二戰的廢墟中迅速崛起,並在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待了40多年(1967年至2009年)。進入21世紀後,小泉(5年多)和安倍(兩度執政共計近9年)都實現了長期執政,但穩定的政局與經濟表現呈現的卻是“倒掛”。

2020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為了避免因舊病惡化等導致影響國政的事態,決定辭去首相一職
2001年小泉執政到2006年卸任,日本的GDP從4.3萬億美元增加到4.5萬億美元,增幅僅為4.7%。2007年至2011年,日本5年內出現了4位首相,但GDP從4.52萬億美元增加到6.16萬億美元,增幅是36%。2012年安倍二度執政到2020年辭職,日本的GDP從6.2萬億美元下降到4.9萬億美元,萎縮了1.3萬億美元。
由此可見,進入21世紀後,日本政治“穩定”與否,與經濟表現之間並不呈正相關性。那麼問題來了,可能出現的“政治動盪期”,是否意味着日本的經濟運勢能止跌回升,就像2007年至2011年期間那樣呢?這樣看就把政經邏輯簡單化了。
小幅增長有可能,但向下走的大趨勢基本不會變。那段時期日本經濟增速表現尚可,很重要的原因在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世界主要經濟體齊心參與救市、挽救世界經濟,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日本從中受益。

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
2012年二度執政後的安倍,之所以主打“安倍經濟學”,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外部紅利”效力遞減的背景下,急需提升日本經濟的內驅力。效果如何呢,安倍執政近8年的時間,足夠檢驗。
還有一點尤為關鍵,2020年9月安倍離任時,日本的外部環境出現了冷戰結束後未曾有過的變化。在外部環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日本的政治人物也難以治癒經濟增長乏力的頑疾,大變局下能表現得更好、逆勢拉抬國運?日本政治中鮮有這樣的先例。
外部的大變局與內部的“動盪期”疊加,對日本政治意味着什麼,值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警惕。
作者 | 雷墨
編輯 | 風雲
排版 | 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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