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濤 | 人類如何走出“大蕭條”——全球知識生產的視角_風聞

張濤 |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長期停滯：知識生產不平衡角度的解讀

近百年來，世界經濟主要經歷了兩次大危機，分別是1929—1933年的“大蕭條”， 2008年金融危機引起的“大衰退”。經濟學家們在討論，是什麼導致了大危機，又如何才能走出大危機。1929—1933年“大蕭條”，收入不平等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被認為是重要的原因，於是政府幹預經濟政策出台；2008年金融危機，則被很多人認為是長期奉行低利率的貨幣政策以及金融監管寬鬆導致的資產泡沫和金融過度膨脹、破滅後的衝擊。

雖然2008年的金融危機距今已經過去12年了，這次“大衰退”至今仍談不上徹底走出，世界仍處於相對緩慢的增長路徑上。薩默斯認為當前全球經濟陷入“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中。早在“大蕭條”期間，美國經濟學家漢森在討論“大蕭條”後經濟如何復甦時就首次提出了“長期停滯”一詞。他們的共同邏輯是，人口增速放緩引起投資下滑，是經濟遲緩復甦的重要原因（需求側）。而從技術角度討論長週期問題的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理論，則認為那些可以讓全行業都受益的通用技術進步，例如蒸汽機、內燃機等動力技術，對資本主義每隔50年左右經歷的繁榮到衰退的長週期具有決定性影響（供給側）。劉鶴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兩次大危機的共同特點進行了全面歸納，認為兩次危機都發生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在危機爆發前，都出現了經濟繁榮前所未有但收入差距逐漸擴大等問題；在繁榮的過程中，政府採取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貨幣政策較為寬鬆，助長了投機和資產泡沫。

本文的視角在於，從國家間在科學貢獻和產出份額上的不平衡出發，分析對世界危機產生和長期停滯的影響，借鑑“大蕭條”後解決好不平衡問題進而走出危機的經驗。世界上有些國家在科學體系上比較完善，基礎科學領先；有些雖然是科學上的後進國家，但也積極鼓勵技術採用。國家間基礎科學上的交流，以及移民推動技術傳播，使得科學落後國也能搭上科學先進國家技術外溢的便車。最終科學領先國、後進國都能利用這些知識來（陸續）推動新產業形成。基礎科學的生產就成為一種國際上的準公共品，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在既定科學知識基礎上的應用研發所能創造的新產品能力呈邊際遞減，於是隨着知識擴散，更多的國家加入生產，國際上出現了舊產業供給過剩、新產業形成緩慢並陷入長期停滯的情況。那麼，如何化解這一問題？筆者認為，當下需要經濟成長速度快、從先進國家知識受益的後進國家，逐步承擔更多的基礎研究支出的責任，使得基礎研究支出與產出份額更為匹配，從而促進世界加速恢復技術進步，提高新產品創造能力，儘快走出危機。

本文將在引入一個知識生產、知識資本化和製造基礎決定的全球製造分工決定框架的基礎上，分析知識生產、知識資本化的內在不平衡，以及知識不平衡對增長的影響，最後藉助國家間知識生產、知識資本化的不平衡來分析世界大危機的起因及走出路徑。

世界製造業的分工及地位

一個國家在全球製造分工中的地位可以看作一個廣義產業鏈的結果，上游是知識生產，中游是知識資本化，下游是製造基礎（見圖1）。

知識生產是與研發相關的活動，是由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所累積的知識存量。基礎研究生產一般知識，無須立即實際應用，是創新的基礎。應用研究是針對某一特定目的的知識創新、技術創造，尋求滿足特定需要的方法，是對產業未來技術方向進行創新的過程。基礎研究對於應用研究至關重要，應用研究依賴於基礎科學取得的研究成果。

知識資本化是將知識轉化為新產品、催生新行業的過程。知識生產是新產品開發的基礎，產品開發是在應用研究的基礎上，將想法進一步轉化為新產品品種的藍圖，進而實現商業化。這個過程依賴於一國知識產權、金融體系和商業服務業的發展完善程度。企業家在新產品的產生過程中發揮着樞紐核心作用（見圖1），企業家往往以自己的發明開始創業，早期工業革命時期就湧現出大量這類企業家。20世紀以來，隨着大企業現代管理制度和實驗室的出現，企業家發明和治理的雙重角色被削弱。但我們仍能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中，看到工程師（發明家）企業家發揮的重要作用。製造基礎是指製造能力，包括維繫產品質量所需的精準製造能力和要素成本優勢，貿易成本的降低進一步強化了一國製造業原先具備的相對優勢。知識生產、知識資本化和製造基礎三個維度，綜合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製造業中的競爭力及產出份額。

一般而言，在科學研究中，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係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布什報告》），也是自下而上的，應用研究也有助於基礎知識存量的擴張，兩者存在互相反饋的效應（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從產業鏈上來看，製造部門的累積經驗，也會反饋到知識的擴張中（見圖1）。為保證創新知識在整個生產鏈中傳播，應該在科學家和工程師之間，以及在理論家和生產製造一線之間進行深入和持續的交流，這樣製造環節產生的新數據更有助於研發階段改進產品質量設計。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識生產在國家間存在越來越強的溢出效應。知識溢出效應在基礎研究中尤其常見，學術論文推動基礎研究廣泛而迅速地傳播。應用和試驗發展研究中也存在知識溢出，企業可以通過逆向工程破解產品來實現知識獲取，但是知識產權着力於保護原創從而減少這種侵害權益的行為。

知識生產和資本化過程中的內在不平衡

（一）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不平衡

基礎研究拓展知識前沿邊界，促進未來的創新。基礎研究可以產生溢出效應，影響行業內和跨行業的後續創新。由於知識擴散具有公共產品特性，存在溢出效應，因此需要政府通過政策工具來補貼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儘管也有大企業從事基礎研究，大部分基礎研究是由政府支持的科研機構或高校承擔。基礎研究的拓展為應用研究提供了發揮的空間，如果基礎研究緩慢停滯，那麼行業內將很難出現劇烈創新，更多的是增量型創新，知識生產和技術進步速度降低。相反，如果只重視基礎研究，而忽略應用研究，將嚴重阻礙知識的應用以及相應的產業化進程，最終經濟會停滯下來，基礎研究也無法獲得持續的經費支撐。

（二）知識生產和知識資本化的不平衡

知識生產最終還是要通過商業化即知識資本化來實現落地並形成產業。特別是資本密集型技術更依賴金融市場進行商業化，因此技術更容易在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擴散。技術誕生時的商業化需要企業家進行廣泛的實驗，技術的使用方式往往都是未知的，充滿着風險，需要有經驗的風險資本家，或有足夠規模能承受個別風險並具有監督能力的銀行來進行融資，金融發展程度對發明之初的技術採用和擴散尤為重要。完善的知識產權保障創新者的利益，激勵研發，促進新產品生命週期形成。商業服務改善營商環境，良好的信息諮詢服務，降低新企業形成壁壘，都會促進新技術的商業化率。知識資本化如果滯後於知識生產，將會導致傳統產品主導，新產業很難出現，產品生產範圍比較狹窄；如果知識資本化的速度超過知識生產，例如短時間技術泡沫支撐許多新企業湧入，投資率高、經濟增速也比較快，但不能長期持續。由於過多企業湧入，行業最後將陷於產能過剩、行業蕭條的局面。

（三）國家間知識生產與知識資本化的不平衡

國家間也存在着知識生產與知識資本化的平衡問題，有些國家在國家科學體系上比較完善，基礎科學領先；有些屬於科學上的後進國家，但是在金融上發展比較領先。由於國家間基礎科學的交流，以及移民推動技術傳播，那些金融有助於新技術採用的國家，就搭上了科學拓展國家的便車。這就產生了知識資本化的不平衡，基礎科學的生產就成為一種國際上的公共品。雖然生產實踐中的經驗可以反饋到知識生產，相對而言，搭便車的國家屬於便於利用知識的一方。國家間的知識生產和資本化的不平衡，進一步影響了世界範圍的增長週期。當突破性科技率先在一國被發現，出現了新行業，通過人員交往，知識傳播擴散到各國。隨着知識的傳播，那些風險融資較發達的國家更能推動新技術採用。對利潤的追求，吸引大量的資本湧入新行業，樂觀的預期、融資的便利最終將導致過度投資，進一步放大世界的潛在產能，也提高了債務率。一旦經濟週期轉向衰退，債務緊縮式經濟危機就會發生，過剩的產能也壓制了新投資的動力，使經濟陷入長期衰退。

知識內在不平衡的宏觀經濟效應

（一）內在不平衡的短期、長期增長效應

不僅研發總量，研發支出的構成也影響着經濟增長速度。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的不對稱擴張，影響着經濟增長路徑。

圖2展示了研發及構成帶來的短期、長期增長效應，B表示基礎研究支出佔GDP比重，A表示應用試驗支出佔GDP比重， A+B是總研發支出比重，A/B表示應用實驗與基礎研究支出比，g表示經濟增長速度。給定研發總量，研發結構對增長的影響呈現倒U型。研發支出中，如果基礎研究比例太高、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比例太低，那麼大量基礎知識的生產無法有效轉化為產品，這樣增長率就比較低；隨着應用試驗支出比例提高，知識資本化提高，新產品問世並商業化，增長速度也逐漸提高；超過某一水平之後，如果再進一步提高應用試驗支出比例，這意味着大量的研發支出將表現為過程改進、技術模仿，較低的基礎知識生產無法帶來突破性的技術創新，大量行業處於成熟階段，經濟增速逐漸回落。相反，如果研發支出比重提高，這會推動研發增長路徑上移，但長期的增長率可以高於也可以低於原來的增長率，關鍵取決於是什麼因素導致研發總量的提高及研發構成的變化。

例如，從全球增長的視角來看，全球化促使更多的新興經濟體加入國際貿易，他們主要通過應用試驗來獲取產品出口能力，全球研發總支出中，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費用比例上升。貿易分工的加深在最初促進了全球的經濟增長，均衡從原來的E*跳到新的研發增長路徑上的ES，但這不是一個長期均衡。長期上，增長率會不斷地沿着新路徑向右下方移動，直到EL，新的長期均衡增長率（gL）甚至比原來（g*）要低。但如果基礎研究和應用、試驗發展支出是同比例增加，那麼長期均衡就會保持在ES，對應的增速gS較之前g*更高。

圖3是圖2在時間維度上的體現。T1之前，經濟處於温和增長；考慮到T1之後全球化加深，一個新經濟體通過對外開放加入全球市場中，但從事基礎研究較少，更多從事試驗發展。全球貿易量擴大，總需求擴張，經濟增長速度提高，增速從g*提高到gS，全球一時呈現繁榮局面。但過了T2，試驗發展支出過多，即全球廠商進入過多導致的生產過剩問題逐漸暴露，行業領先者創新動力降低，經濟增速回落到gL，T3起開始步入長期停滯，經濟增長緩慢，發生通貨緊縮。T4時全球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攜手增加基礎研究投入，扭轉基礎研究比重下滑的局面，逐漸回到原來的比例水平。新產品種類逐漸湧現，經濟增速逐步回升（對應於圖2中從EL回到ES），日漸擺脱長期停滯，T5時進入到長期繁榮中。

（二）知識生產再平衡與走出通貨緊縮

當經濟陷入蕭條停滯帶來的通貨緊縮，如何走出呢？圖4從總需求、總供給角度給出了圖3中從T4到T5增長的恢復過程中物價回升、擺脱通貨緊縮的機制——增加基礎研究支出，解決好知識生產再平衡問題，通過新舊產業間再配置走出通縮停滯的局面。原來的均衡位於E0，對應的一般物價水平是P=nPn+（1-n） P0，其中n是新產業產值份額，（1-n）是傳統產業產值份額，Pn是新產業價格水平， P0是傳統產業價格水平（新產業和傳統產業不是單個產業，都是一組產業，所以價格水平實際上對應於一組相應產業的平均價格水平）。通過提高基礎研究投入，新產業研發成功率提高，推動研發資金向新產業轉移，產業資本向新產業轉移，傳統產業供給曲線從S0向左移動到S'0，新產業供給曲線從Sn向右移動到S’n。新產業的研發和生產需要更多的勞動力投入，帶動要素需求和要素收入創造，總收入提高。對傳統產業的需求原來就趨近飽和，收入提高不會給傳統產業增加太多需求，因此傳統行業需求曲線D0基本保持原狀。而人們會將新增加的收入更多花費在新產品上，收入增加會推動新產業需求曲線向右邊移動，從Dn到 D’n，這樣兩類產業價格也發生變化。由於供給大幅度減少，傳統產業價格從 P0恢復到P'0，新產業價格可能上升（需求增加效應），也可能下降（技術進步的供給效應），在圖4中考慮的主要是新產業價格輕微下降的情形。傳統產業生產過剩的局面趨於緩解，新的一般物價水平P’=n’P’n+（1-n’）P’o，要高於原來的P=nPn+（1-n） Po，經濟在新產業擴張的帶領下，逐漸走出通貨緊縮的局面。

第一次知識生產、知識資本化的不平衡及應對

（一）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德國的知識擴張和產業化

1.知識生產

19世紀德國大學制度的改革對德國成為世界科學的中心起到重要的作用，這種影響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初，德國一直是基礎研究的冠軍。從圖5中各國獲得諾貝爾獎的比例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在科學類諾獎得主數量上居於主導地位。

2.知識資本化

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由於沒有舊產業包袱，德國人對新科技應用的敏感度非常高，德國科學技術運用到生產環節高效迅速，湧現出大量的工程師企業家（entrepreneur-engineers），即大量技術發明者成為企業家，並形成有影響力的大企業。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認為，德國的銀行在工業發展中起着主導作用。德國資本主義模式的一個主要特徵是金融機構之間以及金融機構與主要工業企業之間的關係體系。該系統支持並主導了德國的工業化，有助於創造和保持穩定的工業基礎。德國銀行利用其規模和範圍與工業企業建立了異常密切的聯繫。通過這些聯繫，德國銀行能夠以其他國家銀行無法獲得的條件為企業提供融資。銀行可以充當工業化的“催化劑”，全能銀行有助於降低協調成本並從中獲利。大銀行制度更有利於工業部門的集中，而交叉持股制度保證了企業穩定的所有權和管理的連續性。

3.製造基礎

德國製造在質量上有着優良的口碑，德國在機械製造業、精密儀器等領域保持世界領先。但德國製造的口碑不是一開始就有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在相當長時間裏，德國甚至存在一些行業 “山寨”英國產品的情況。俾斯麥統一德國後，修建鐵路，統一國內市場。藉助第二次工業革命，德國在鋼鐵和機械等行業開始取得技術優勢。德國質量優勢的最終樹立，得益於德國企業在經營理念上對質量執着追求並持續創新；得益於工匠精神，對質量精益求精的責任心；得益於學校和企業聯合培養的“雙軌制職業教育”體制，為“德國製造”提供了大量、穩定的高技能人才；得益於行業體系標準化，促進標準化零部件供應網絡的建立。這些保證了在大機器時代，德國企業能夠在生產工藝流程複雜度提升的同時保持低誤差。

（二）美國的知識學習和產業化

1.知識生產

這段時期，和德國是世界的科學中心相比，美國在基礎科學上比較薄弱，主要從事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大量歐洲來的技術移民傳播新科技知識，許多美國人到德國留學，並且美國借鑑德國洪堡大學體系培養工程師及研究人員。美國大公司也紛紛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從事研發，1900年，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建立了第一個企業實驗室。到1913年，貝爾電話公司、杜邦公司、通用電氣、柯達公司以及其他50家公司每年撥出成千上萬美元的預算，用於本公司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所開展的研究。總體看來，這個階段美國的創新活動，大量是圍繞將歐洲科學新成果在美國進行廣泛工業規模化應用而展開的研究。

2.知識資本化

專利制度保護發明者創新收益，金融資本推動技術發明商業化，這些制度因素提高創新價值，為創新發明提供充足動力。美國工業的崛起可以説是企業家、風險資本、技術移民的共同結果。從1790年到1853年，美國發明率很低，但在19世紀中葉開始的工業革命中爆發，一直持續到大蕭條，學者們把這段美國曆史稱為發明的“黃金時代”。發明專利的急劇上升，得益於金融和專利制度促進商業化應用並轉化為工業產出增加。和德國一樣，美國也有大量工程師企業家，並促進大企業的建立。體現美國企業家和工業發明的經典案例之一是愛迪生和通用電氣，美國發明率劇增的19世紀中葉，也對應着圖6中美國工業產出高速成長的起始階段。美國不僅有技術創新，還有企業管理和組織結構創新，有利於大公司運作下的效率提高。

專利和金融制度可以視為影響知識資本化的供給因素，美國逐漸形成的龐大的國內市場規模效應，則是影響知識資本化的需求層面因素。美國作為超大規模經濟體，充分利用本國的市場規模優勢，在生產上利用規模經濟降低製造成本，從而形成工業化大眾消費時代。國內市場規模對商品的足夠需求，刺激了對相應行業的投資，促進了技術落地，加快了產業化形成。這是其他工業化國家所不具備的條件，特別是美國利用這種生產能力形成了國際出口優勢，在國內繁榮的同時也製造了潛在的全球過剩危機。

3.製造基礎

美國不斷地將歐洲新技術應用到生產領域，並利用生產和需求市場的規模優勢保持競爭力。利用行業間相互關聯的網絡效應，多種門類重工產業協力發展，美國逐漸取得世界製造業龍頭地位。19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鐵路修建帶動鐵產量急速上升。新的鍊鋼技術、平爐鍊鋼法，使鋼能夠成批量、大規模地生產，從而滿足了製造火車頭、鋼軌、建造高樓棟樑的需求。而鍊鋼工業潤滑機械的需求推動了另一個重要的新興工業——石油產業的誕生。1893年，美國製造出了第一輛汽油驅動的汽車，而到1910年，汽車工業已經成為美國經濟的主力軍。同期發展的還有船舶運輸、航空製造產業，這些都奠定了美國雄厚的製造基礎。

（三）大蕭條

得益於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表現，德國逐漸縮小了和英國的差距（見圖6），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德國工業產出趕超了英國。但是，美國的工業產出則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到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工業產出已經佔全球工業產出的近四成，是德國的三倍多。在繁榮的過程中，一個矛盾逐漸顯現——德國的科學領先（見圖5a）和美國的工業產出領先（見圖6），這種知識生產和知識資本化的背離孕育着世界潛在的危機。規模化生產使現有產品的勞動投入更少，但新產品技術的短缺嚴重地制約了產品種類的拓展，生產更多是過程而非產品創新。在大蕭條之前，美國經濟就已經呈現出低通脹（甚至是物價緊縮）式增長，消費品生產過剩，但總投資仍為繁榮的預期所驅動，支撐着經濟增長。1929年，當經濟週期繁榮過後，衰退的壓力和恐慌刺穿了泡沫，股市崩潰，消費低迷，大量還來不及獲利的企業破產，引發整個經濟的債務緊縮危機，連那些行業中最先進入最優秀的企業都發現自己面臨着過剩的行業產能下的價格向下的財務壓力，紛紛減少投資。危機後國與國之間設置更多壁壘障礙，全球經濟更是進一步萎縮，陷入長期蕭條停滯。

（四）“二戰”後再平衡

羅斯福新政短期內幫助美國和西方走出經濟泥潭，但從根本上解決大蕭條問題的，一方面，還在於“二戰”以後美國科學取得絕對領導地位（圖5b），化解了知識生產和經濟總量不對稱的問題；另一方面，“二戰”期間歐洲戰場也起到一個暴力去產能的作用，結束了大蕭條的總供給過剩問題。美國發揮着技術前沿開拓作用，其他西方國家與美國技術水平和生產率差距較大，西方世界呈現一極（美國）多寡頭（西方夥伴）的局面，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呈現為領先者和模仿者的穩定格局。在這個階段，美國對其他國家知識溢出、促進全球總體市場和需求擴張的作用，蓋過了這些國家對美國挑戰的負向影響。

第二次知識生產、知識資本化的不平衡及應對

大衰退和大蕭條的產生和延續具有類似的邏輯，也是全球化過程中知識生產的內部失衡，知識生產和知識資本化的不平衡導致產能過剩以及由此帶來的通貨緊縮壓力。在危機之前，低通脹、低利率也催生了非實體部門流入大量資金，並帶來泡沫經濟及其破滅後的金融危機。大衰退雖然通過全球央行大量注入流動性，避免了類似大蕭條時期的銀行連鎖倒閉衝擊，但是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引起大衰退的經濟基本面，由此帶來脆弱的經濟復甦及長期停滯。

（一）國際基礎知識生產相對稀缺

以科學領頭羊美國為例，美國聯邦政府研發支出中基礎研究比重在下降，從2000年的57.8%下降到2017年的42.3%；應用研究支出佔比從27.3%提高到34.6%，基礎研究供給不足。美國大企業也曾大量投入基礎研究，但受短期績效和商業相關性的激勵，美國公司已經削減了推動代際技術進步所必需的基礎研究，而專注於與季度收益相關的短期戰略。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公司的研究人員甚至由於基礎研究成果獲得諾貝爾獎。當今美國最大的科技公司卻更多地專注於優化其當前的產品和服務，而不是投資於後續的基礎研究。

正如20世紀初美國受益於歐洲的科學突破，展開蓬勃的工業化一樣，當前新興經濟體利用工資成本優勢，獲得跨國公司投資所帶來的產業轉移，受益於國際間知識溢出、技術轉讓、本國企業模仿等，製造業在全球份額持續上升；與之相反，傳統發達國家製造業在全球的份額降低。（見圖7）雖然新興經濟體研發費用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很快，但是試驗發展費用支出比率高，基礎科學研究支出相對滯後，反映出新興經濟體依然處於模仿和技術消化吸收階段。

這種開放經濟下的不對稱研發行為（發達國家大量從事基礎研究，後發國家主要從事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具有發展階段上的一定合理性。研發在三種類型活動上的支出，主要取決於對基礎研究節約效應和貿易條件效應的權衡。基礎研究節約效應是指，某國採取跟隨前沿策略，集中應用研發和試驗發展，讓領先國從事基礎研究，自身則模仿領先國生產新產品；貿易條件效應是指，基礎研究拓展新的產品種類空間，提高新產品種類研發的成功概率，避免長期模仿導致某一行業產能過剩帶來的價格下降效應。對於小國來説，節約效應始終發揮主導作用，這就是北歐模式。對於大國來説，追趕過程中最初節約效應發揮主導作用，發展到一定階段，貿易條件效應發揮主導作用。因此，研發政策是階段性的策略。2018年，中國的科研經費總開支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上升到3184億美元，達到了美國的55%。但我國長期以來基礎研究在研發總支出的比重偏低（見表1），2017年基礎研究只佔研發支出總量的5.5%，而美國為16.7%。我國研發支出大量集中用於試驗發展，按照OECD公佈的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數據，我國的試驗發展費用甚至自2014年就超過美國。企業重複技術引進，導致長期以來產能過剩，甚至出口商競相削價的情況，不利於貿易條件的提升，也產生長期通縮壓力。

（二）走出長期停滯：全球知識生產的再平衡

如上所述，知識生產內部失衡，以及知識生產與知識資本化的不平衡，是當今世界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再平衡是走出通縮壓力、走向新的經濟快車道的關鍵。筆者認為，全球經濟單純依賴貨幣是走不出通貨緊縮的，主要還是要靠結構性改革實現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的改變。西方政府應扭轉“自由放任”經濟政策，轉為“有為”政府，財政支出更積極地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提高。要避免單純為扭轉收入不平等而擴大再分配型財政支出，赤字引起債務總額的上升，不僅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反而會限制政府生產性支出的空間。全球為走出當前的長期停滯，可以採取的積極措施主要體現在：

1.知識生產上需要全球更加重視基礎科學。全球需要加大基礎研究投入，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都要承擔更多的基礎研究支出，確保基礎研究支出與產出份額相匹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科學中心轉移到美國，知識生產和知識資本化的恢復一致，是西方20世紀五六十年代處於黃金髮展時期的重要基礎。他們通過擴大基礎研究支出，利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互補性，提高了新產品種類研發的成功率，促進了新產業在經濟中比重的提高，創造了增長的新動力。

2.知識資本化需要提供良好的市場制度以促進新產業形成。在這方面美國具備一定優勢，自19世紀美國就通過完善專利制度和金融制度，積極利用歐洲科技成果推動產業化。活躍的風險資本，富有創意、執着的企業家，共同將知識存量盤活，探索技術前沿，拓展新產品空間。當今，新興經濟體也要為知識資本化、新產業創造提供良好的法律和金融市場制度環境，積極保障創新的利益，化解融資瓶頸，促進新產業落地。

3.積極為面向未來的新產業做好準備。對於製造業來説，工藝創新至關重要。特別是面對下一代的智能製造革新，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實現製造業數字化轉型中的工藝創新，提高製造精度和產品性能，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個性化需求。不僅終端生產環節，在新材料等製造業上游環節、能源利用方式等領域也要進行革新，以適應新生產方式的需要。

4.生產結構轉變的同時也在創造新的市場需求。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進程擴大了總體福利，但也帶來了各經濟體內收入不平等及其對消費需求的不利影響。跨國公司利用技術優勢進行全球佈局，收穫了高額利潤；發達國家的工人面臨製造業轉移後再就業雖然有崗位、但工資很難上漲的境況；新興經濟體一般享受出口的補貼和金融優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發展過程中的要素收入。全球知識生產和資本化的再平衡，將使得超大規模新興經濟體更依賴於本國市場進行發展，在技術研發和生產製造過程中利用本國要素，為本國勞動要素創造更多的收入，有效支撐對新產品的需求。全球提高基礎研究支出，拓展產品生產空間，創造更多製造業就業機會，也有助於發達國家勞動者地位的回升。國與國之間不簡單是製造業的轉移，而是充分發揮本國優勢，在產業鏈上形成更多的互補性，攜手共享全球增長中的福利。

概言之，研發活動創造知識，企業家在法律、金融等制度體系支持下將知識資本化，於是新產業出現，產品逐漸為大眾市場所消費。工業革命以來，這種從知識生產到最終產品消費的循環支撐着經濟增長。隨着全球化日益加深，人員往來促進知識在國家之間傳播，國與國之間通過貿易進行分工，專利制度、金融制度領先的國家，更容易將現存知識存量轉化為新產業，出現了產出份額大幅上升、但是對基礎科學貢獻相對滯後的情況。於是，知識的生產、知識的資本化和最終的產出就可能出現不平衡的問題，這種不平衡導致了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全球性危機。當今世界正處於被經濟學家稱為“長期停滯”的低增長低通脹時期，要走出低迷經濟，使世界經濟重新步入增長快車道，就需要解決好知識的生產和知識資本化不平衡的矛盾，加大基礎研究支出，其中特別是需要新興經濟體承擔起更多知識生產的重任。

時下，中國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製造大國的背景下，也面臨着從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轉變的契機。尤其是在越來越依賴於自主創新來實現產業升級的情況下，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就顯得更為突出，像華為這樣的世界級企業就意識到，基礎研究對企業研發和新技術突破的關鍵作用。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重視加強基礎研究，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的重大突破。這既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根本保障，也為化解當下經濟停滯、實現世界下一步增長創造積極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