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胡適引開的思考_風聞

      胡適是安徽徽州人。徽州在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既產生了新安理學的代表大師朱熹，也產生了反理學的考據派大師戴震。徽州以江永，戴震為代表的禮學研究和考據學是清代乾嘉學派的重鎮，章太炎則是戴震的傳人，徽州在地理上與杭州東西毗鄰，兩地歷來交往密切，人文相親，徽州人也屬江浙民系。應該説作為徽州人的胡適和浙江考據學派是有深厚的歷史淵源的。胡適在學術以及思想上確實無獨特性，但他代表了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一種完備的文化面貌，一種文人德性。

     從宋代開始，中華民族的生命力由盛轉衰，到晚清跌落至極點。從而面臨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理學的出現，是中國人尤其是士人意識到自身德性轉衰，也即是對缺乏行動能力產生焦慮的產物。因為德性是生命力的濃縮，是行動的源泉。理學提倡靜思默想，即是意識到士人文過於質，實踐力缺乏，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之法，以圖保存殘存的生命元氣，防止因無能為力而絕望而自暴自棄、放縱墮落的徹底沉淪。民族整體德性的衰退，也導致作為民族中堅的士人內心虛弱，外在無力。這是內部屢次變革如王安石、張居正變法失敗，外部軍事失敗被征服，以至後世走依附買辦道路的根源之一。

      隨着晚清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衝擊，士的一部分沿着歷史的慣性繼續跌落下去，士人德性退化為文人德性。文人德性以理學的思維方式為基礎，它追求一個靜謐，缺失熱力的“理”的世界，因而錯把 情感淡漠、麻木不仁當作理性。它躲避在象牙塔之中，毫無生氣,  身心斷裂，知行分離。面對逆境，它抱持的是消極無為順應的哲學，而不是積極能動的去創造條件，挽狂瀾於既倒。它把折中主義當最高境界，自以為高明，實則遊移投機，屢失先機，一事無成。已經沒落的士大夫階層文過於質，言過於行，保守無為而不能積極進取開創新局面。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它的四平八穩、華而不實、不敏於事的文士德性已使它失去充當民族中堅的資格。

      國共之爭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這兩種德性之爭，是戰士德性與文士德性之爭。瞿秋白《多餘的話》正表現了這兩類德性之爭的，艱難的心路歷程。 雖然，國民黨作為一個特定的政黨也許已經無關大局，但它象徵着這樣一種文人德性，一種精神氣質，與共產黨所代表的另一種精神仍然處在拉鋸戰中，某種意義上，這種對立是我們每個人人性內部兩種對立傾向的外化形式。一種仍以純自然性的“仁”為主，帶有直接性的特點，它不能感知一個更為遙遠廣大的世界，因而它的激情也是有限的，不能採取決絕的行動，它同時很大程度侷限在血緣性的社會關係上，表現為私人情感，哥們義氣，小集團利益。另一種則要超越這種純自然性，要邁向更為形而上的境界，它要昇華為一種更為普遍，甚至感知到更為抽象性事物的愛，它要形成超越血緣的廣泛的社會關係，表現為同志愛，階級情，因而它的行動範圍也更廣泛，更有力。這在社會層面，是老的，卻為人們更習慣的私人主義與新的人們尚不適應的集體主義的對立。在情感上表現為內向、慵懶、淡漠、陷於狹小世俗空間的不無自怨自憐，與外向，積極進取、熱情、超脱高遠，悲壯激越的對立。實際上， 對於胡適的批判，正是為了批判以胡適為代表的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及其相應的理學的思維方式，也是為了自我批判，以塑造中華民族的新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