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需要克服哪些人性弱點？你記得不可一世的張國燾嗎？_風聞

張國燾從巔峯跌到低谷，然後當了叛徒。這和他性格的弱點有很大關係。讀了他的歷史，讓我相信雞湯文裏那句話：“性格決定命運”。

1. 心胸狹窄，不能容人

在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大搞肅反，殺了兩千五百多人。其中很多是錯殺的，包括一些張國燾看不慣的人。

當然，也要看到，當時肅反擴大化還有其它原因，比如受到蘇聯指示的影響，還有，當時某些領導人敵情觀念太強，非常多疑。

當時紅軍將領許繼慎被錯殺。就連徐向前的夫人也沒有被放過，這也許是張國燾又打又拉的伎倆吧。

1932年底，張國燾帶着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多人，離開鄂豫皖蘇區。

四方面軍高層在陝西南部的小河口召開會議，曾中生，曠繼勳，餘篤三批評張國燾放棄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做了檢討，可他懷恨在心。

後來，他繼續搞肅反，找了藉口把這三個人都殺了。

張國燾搞的夾雜私貨的大肅反，極大削弱了紅四方面軍的實力。

更嚴重的後果是，這讓張國燾成為紅四方面軍的家長，他搞一言堂，很少有人敢提反對意見。

2. 片面的看待問題，誇大自己的成績，目中無人

紅四方面軍大約1萬多人到達陝西南部以後，隨後向四川北部巴中地區發展，建立了川陝根據地，把紅軍發展到8萬多人。

1935年6月和中央紅軍會師以後，張國燾知道中央紅軍的人數不到兩萬，就不可一世，目中無人，把自己看成正確路線的代表。

他片面的看待兩路紅軍的實力差距，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在川陝根據地這兩年，紅四方面軍打退了川軍的兩次圍剿，第一次六萬人，第二次20萬人。

可是在同一時期，中央紅軍樹大招風，遭到了國軍主力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國軍人數分別達到30萬和50萬。

更不用説，在中央紅軍轉移的路上，還要遭到幾十萬其它國軍的圍追堵截。

張國燾能在川陝根據地取得成功，重要原因是中央紅軍吸引了國軍主力。

他需要對付的只是川軍一部分部隊，川軍對於四川北部邊緣地區並不是特別重視，也沒有很強的戰鬥意志。

可是當時的張國燾根本看不到這一點。用今天的話説，他把平台誤以為是自己的才幹。

當時張國燾也沒有看到：經過長征的鍛鍊，經過遵義會議，當時的中央紅軍已經今非昔比。

當然，中央紅軍損失很大，還因為博古和李德在五次反圍剿時瞎指揮，在湘江戰役期間他們沒有命令部隊輕裝前進。

3. 貪婪

兩個方面軍會師以後，張國燾看到自己表面上的實力優勢，他想主宰紅軍主宰黨的野心就跳了出來。

張國燾提出一個九人名單，希望把名單上的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提拔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全國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11人，包括張國燾。

當時的中央當然不可能同意，但是作了些讓步，提拔陳昌浩和周純全當中央政治局委員，提拔上述兩人以及徐向前當中央委員，提拔李先念，傅鍾，何畏為中央侯補委員。

還讓張國燾當紅軍總政委，讓陳昌浩當軍委常委，讓徐向前當中央軍委委員。

對於張國燾的野心，當時中央非常清楚。中央滿足了張國燾的部分要求，也避免了張國燾等人在高層佔據多數。

4. 不會團結大多數

紅軍會師之後，張國燾仗着四方面軍人多勢眾，他意氣風發，反對中央多數高層。

他不但反對遵義會議的決定，還反對中央的政治路線，他要追究中央的責任。 他覺得當時中央執行的是錯誤路線，而他執行的是正確路線，所以他張國燾必須主宰黨和紅軍。

這就引起了中央高層其他人的反對，就連在遵義會議受到批評的博古和凱豐等人，也強烈反對張國燾。

雖然當時四方面軍的人數遠遠超過一方面軍，可是張國燾在中央高層佔少數，即使提拔了幾個人以後，他們依然佔少數。

5. 猶豫不決

在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前，雙方對於下一步的動向就有分歧。

張國燾主張向南、向西，也就是向四川南部以及西康方向發展。

民國時期的四川，大致相當於今天四川的東半部，西康大致相當於今天四川的西半部加上西藏東部的一小塊。

當時中央主張向北向東。主要原因是：在當時的形勢下，日本侵華、國軍潰敗幾乎是必然的。在日佔區開展紅軍擅長的游擊戰，開闢根據地，既是義不容辭的抗日使命，也是發展革命力量的機會。

1935年6月，紅軍會師以後，張國燾並沒有果斷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動，而是聽從中央的建議，和紅軍一起北上，後來又分為左、右路軍，分兩路北上。

左路軍到了阿壩以後，又按照中央的建議，向東邊的毛兒蓋方向轉移，打算跟着右路軍共同北上。

1935年九月初，左路軍先頭部隊到了噶曲河，這時張國燾才下定決心要南下，命令部隊返回阿壩，他藉口河水太深，部隊不好通過。

其實是可以過的。有先頭部隊已經過了河，並且騎馬向東跑了一段路，發現草地比較堅硬。朱老總的警衞員也騎着馬過了河。

咱們先不管他的決策是對是錯。他做決策的時間太長了，猶豫不決，用了兩個多月。

6. 面對問題想當然，過度樂觀

張國燾率領部隊南下以後，他打算去佔領成都平原，想打下成都。

他按照自己在川陝根據地發展的經驗，覺得川軍好打。

可是，成都平原是川軍統治的核心地帶，那裏的川軍實力強，並且戰鬥意志也強。

張國燾一開始打得還比較順，可是後來在百丈戰役中吃了大虧，只好西撤。

張國燾對待蘇聯援助的態度也是想當然。

張國燾二次北上以後，中央計劃打寧夏戰役。

中央打算先在銀川以南、黃河西岸的一部分地區開闢根據地。 等蘇聯援助到達日期確定了，再派一部分部隊去定遠營拿援助。

可是張國燾卻不這麼想，他卻主張先派人去拿援助，再用蘇聯裝備打國軍。

可是他就沒想到，蘇聯援助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有可能不能按時抵達。

如果部隊去了定遠營，援助又沒來，那該怎麼辦呢？ 只能在那兒讓馬鴻逵欺負了。

對待蘇聯援助的想當然的態度，也是他決定在甘肅北部開闢根據地的原因之一。他以為，有了這塊根據地，就可以從蘇聯拿到援助。

他沒有看到，在國共、蘇中統一戰線必成定局的形勢下，蘇聯不大可能給紅軍大量援助。 

當時蘇聯把寶押在蔣介石身上，把多數援助都給了國軍，從1937年8月21日到1941年，國軍得到大量援助，包括40個師的裝備。

另一方面，蔣介石也會向蘇聯施加壓力，不允許蘇聯把大量援助給紅軍。

抗戰期間，蘇聯確實悄悄通過駐烏魯木齊辦事處給了紅軍一部分援助。但是給紅軍的援助數量遠遠少於給國軍的。

張國燾對蘇聯援助想當然的態度，也影響了西路軍高層。

國內有研究者認為，西路軍之所以戰敗的兩個主要原因之一是：

希望先拿到蘇聯援助，然後利用先進裝備打敗馬家軍。 在進軍過程中，沒有主動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沒有主動開闢根據地，而是消極防禦，打陣地戰消耗戰。結果，最壞的可能出現了：西路軍幾乎打光了，蘇聯援助還是沒有到位。

有研究者認為，蘇聯援助沒有及時到位的主要原因是，西安事變以後斯大林對形勢做出誤判，他誤以為西安事變破壞了統一戰線，就暫停了援助。

有的研究者寫道：蘇聯還不允許已經到達邊境的代表團成員進入新疆。大約一個多月之後，才進入新疆，到星星峽接應西路軍突圍出來的400多人。

7. 在困難面前做出錯誤的、悲觀的判斷

張國燾對於避實擊虛這個原則領會很深。面對國軍的威脅，1932年底，他帶領鄂豫皖蘇區主力撤離，讓沈澤民率領小部分部隊留下打游擊。

1935年5月，又因為同樣的原因，帶領八萬多紅軍和大約2萬非軍事人員撤離川陝根據地。六月，和中央紅軍會師。

一、四方面軍會師以後，面對北部胡宗南中央軍的堵截，他覺得應該先南下再向西，在四川、西康發展實力。

二次北上的路上，他又想過黃河向西。可是因為不具備過河條件，加上朱老總等人做工作，他才放棄。

二次北上以後，為了完成寧夏戰役，中央決定先殲滅南面來的胡宗南一部，然後再打寧夏戰役。

為了保存實力，張大帥把四軍和31軍調離指定位置，導致海打戰役計劃落空。

沒有經過中央同意，他就讓九軍以及五軍西渡黃河。

張國燾認為，紅軍在黃河以東的根據地沒有生存的機會，因為國軍實力太強大。這是他命令西路軍開闢甘北根據地的主要原因。

還有一個因素，張國燾擔心，如果和中央呆在一起，他會受到中央的嚴肅處理。

張國燾這麼做的意圖很可能是為了實現他一統全軍、一統全黨的妄想。

他的如意算盤很可能是：在甘肅北部建立一塊可以接通新疆、拿到蘇聯援助的根據地。很快紅軍在東岸就會站不住腳，恐怕只能投靠他張大帥的部隊。到那時，他就可以如願以償。

當時中央卻把重點放在經營河東根據地上。 紅軍到達陝北以後，1936年二到五月，去山西東征，1936年五到七月，彭老總帶領西方野戰軍向西發展，擴大了根據地的版圖。

三個方面軍會師的時候，河東根據地面積大約有13萬平方公里，比今天的江蘇省還要大。這就是後來的陝甘寧邊區。

西路軍向西進軍以後，11月21日，東岸紅軍在山城堡打了一場殲滅戰，殲滅了胡宗南兩個旅。

一戰定乾坤，震懾了國軍部隊，讓他們不敢前進，穩固了河東根據地。

從那一次戰役起，到1937年8月國共雙方達成統一戰線協議，在東岸國軍不敢再次侵犯紅軍。

山城堡戰役其實是海打戰役的翻版。這一次，三個方面軍互相配合，打成了。

張國燾對東岸形勢的悲觀估計，也影響了西路軍高層。在進軍過程中，他們要求東岸紅軍西渡黃河，和他們一起開闢甘北根據地。

在中央不同意的情況下，他們還要求四軍和31軍歸建，也就是歸還建制。

有研究者認為：受到張國燾的影響，西路軍高層對東岸紅軍發展前景悲觀，希望東岸紅軍渡河支援西路軍，這個因素也導致西路軍實行消極防禦。這是西路軍戰敗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

8. 沒有正確認識自我

認識自我和認識世界一樣困難。張國燾沒有正確估計自己的能力，做了不可行的事情，給四方面軍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離開四川時，四方面軍人數只剩下大約四萬人。

張國燾本來命令31軍也西渡黃河，31軍直屬部隊過了河。由於朱老總和彭老總的爭取，才讓31軍的過河部隊又重新回到東岸，參加海打戰役。

後來由於國軍南北對進，封鎖了黃河東岸，東岸紅軍，包括四軍和31軍，只好向東轉移。

如果條件允許，張國燾一定會命令四軍和31軍也西渡黃河。如果那樣的話，這兩個軍也很可能面臨災難性後果。

一個人不能清楚的認識自己，後果是多麼嚴重。後來這兩個軍保住了。一方面要感謝朱老總、彭老總、張浩的爭取。另一方面，恐怕也要“感謝”國軍吧。

我在想，為了把這兩個軍攔在黃河以東，當時有沒有潛伏在國軍總部的紅色情報人員命令國軍趕緊封鎖黃河呢？

國內有的研究者認為，西路軍之所以戰敗，張國燾和西路軍高層指揮員應該負主要責任：由於上面提到的兩個誤判，他們採取消極防禦的打法，在馬家軍的瘋狂圍攻下，損失越來越大，最後徹底戰敗。

歷史沒有假設。我還是假設一下吧。如果張國燾能克服人性的弱點，他就會向徐海東學習，把部隊交給中央指揮。然後他可以幹一份適合他乾的工作。

除了上面介紹的傳統派觀點，國內還存在現代派觀點。有人認為，西路軍失敗，中央要負主要責任。

我不能有把握的説哪一種觀點是對的。可是，現代派研究者的觀點確實造成了負面影響。

有的研究者在香港出書，宣揚自己的觀點，還接受了英國女作家張戎的採訪。

在現代派研究者觀點的影響下，張戎寫了她那本書裏有關西路軍的內容。張戎聲稱，主席用“陰謀”消滅了西路軍。

張戎的那本英文書在西方影響很大，她把主席塑造成反派形象。她和那個所謂的私人醫生差不多。

這個女作家的説法和歷史事實完全不一樣。當時主席年富力強，非常包容。

面對張國燾和部分四方面軍高層的錯誤行為，面對當時中央和一方面軍少數支持張國燾的人，主席採取的策略是黨內“統戰”。

就是希望通過耐心做工作，讓多數人改正錯誤，支持中央的正確路線，絕對不是為了消滅西路軍。

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咱們面臨種種挑戰，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講好中國故事，打贏輿論戰。其中包括塑造真實的主席形象。

現在有必要召開研討會，讓兩派在一起討論一下。

關於這個問題，到現在為止，有效的決議還是1937年3月做出的。

80年代並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決議。高層一位領導作出批示，説同意這個説明，建議存檔。然後其他高層領導劃圈。

“存檔”這兩個字似有深意。

西路軍問題在黨的歷史上恐怕僅次於1966到1976年那段歷史。那十年的歷史早已經有決議了。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今天咱們既肯定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指戰員的英勇無畏精神，也看到當時博古和李德等人在指揮上犯的錯誤。

在看待西路軍問題時，也應該用同樣的態度。既要肯定紅軍指戰員英勇無畏的精神，也要認識到指揮上存在的錯誤。（如果確實存在錯誤的話）

從80年代到現在，關於這個問題，兩派爭論不休。

在80年代，現代派研究者寫的文章發表在某刊物上。被某高層人士發現以後，這位領導就要求這期刊物全部收回，並且重新出一期。

其實早在1937年，西路軍高層在電報裏就要求中央為西路軍的損失負責。

3月4日，張國燾給西路軍發了一份電報，他説：

“你們上次來電談到你們所受的損失，應有（由）軍委負責，那是錯誤的。”

“談和平不可靠，紅軍主力應當西移，這是對於統一戰線的成就有不正確之估計。”

當時的張國燾應該是聽從了中央的意見，可能中央做了張國燾的思想工作吧。

後來，陳昌浩回到延安，代表西路軍做了一份長達六七萬字的檢討。 我沒有看到全文，但我記得兩個要點：沒有集中兵力殲滅敵人，沒有充分重視開闢根據地。

1937年3月，西路軍徹底戰敗。很快就到2037年了。

到2037年，這個問題應該有定論吧。

畢竟，100年的時間，應該可以解決大多數爭端。

當然，不管怎麼爭，咱們都應該記住八十多年前那些在河西走廊為新中國流血的勇敢的生命。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部分資料是以前看的。由於記憶問題，有的細節可能會有小的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