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被強姦也得生下來，美國女人為什麼“墮胎難”？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您看美國的谷智軒。上週，美國得克薩斯州正式施行“全美最嚴墮胎法”，禁止懷孕約6周以上的女性墮胎，就連涉及強姦和亂倫的案例也不例外。任何美國公民，只要為婦女墮胎提供一點幫助都會被起訴，包括孕婦的家人朋友、做手術的醫生、幫孕婦付手術費的公益組織，甚至開車送孕婦做手術的司機。最驚悚的是，該法律還規定，每個美國老百姓都可以主動尋找、起訴“協助或教唆”女性墮胎的人，而且“起訴有獎”，可以拿至少1萬美元“賞金”，錢麼，由被告出。

前一陣子，我們節目剛剛聊過阿富汗的女權問題，這兩天塔利班又開始在學校裏搞“性別隔離”，我看到有的評論説，“都21世紀了，怎麼還會有這麼魔幻的事情？”現在，這句話可以原封不動地送給燈塔國。得州某些宗教原教旨主義者搞出的這部法令，不但瞄準美國社會共識最薄弱的地方，一刀捅了下去，還大搞“羣眾鬥羣眾”，恨不得把傷口越扯越大。美國的人權組織、民主黨、自由派也隨了他們的願，立刻羣起而攻之，在全世界面前又上演了一場魔幻“大亂鬥”。總是標榜自由、民主、人權的美國，為什麼會通過這樣一部“前現代”法案？“墮胎”這個議題，為什麼會在美國社會，造成如此巨大的對立與分歧？這種分歧真的是不可彌合的嗎？本期《消化一下》，我們就來聊聊為什麼在美國，“墮胎”會成為一個“二極管”議題。

“墮胎”歷來是美國最情緒化、最二元對立的政治議題之一。任何一個公眾人物，基本都要對“支不支持墮胎”表態，而且態度不可以模糊。得州墮胎禁令一通過，聯邦政府的司法、立法、行政三大機構的主要人物，都立刻跳出來站隊。

對“墮胎”議題最有發言權、也最應該表態的，是美國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也就是俗稱的“九人”。人權組織一邊着手一級級往上打官司，一邊請求“九人”在走完法律程序前，中止法令的執行。然而，“懂王”在位的時候，一連往裏“九人”裏多塞了三名“反墮胎”大法官，把雙方的戰力比改成了6:3，現在效果出來了：九人團以5:4的票數，等於給得州的法令開了綠燈。

面對“九人”的決定，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當天就懟了回去，稱這是“對女性權利和健康的、違背憲法的打擊”，她將通過眾議院立法，來保障所有女性的墮胎權。總統拜登更是放話，説得州這部“極端法律”，是對女性權利“前所未有的攻擊”，是縱容陌生人干預女性個人健康問題中最為隱私的部分，“公然違反了‘羅訴韋德案’建立的受憲法保障的權利”，他要讓白宮法律團隊尋找方案，通過聯邦機構和得州政府鬥一鬥，要保證得州女性可以“安全、合法”墮胎。當然，他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至少態度是非常堅定的。

除了政府之外，經濟界的巨頭也必須出來講話。

打車平台Uber和Lyft説，如果他們的司機因為載孕婦去診所做手術而被起訴，企業會支付所有的法律費用。提供域名註冊和互聯網主機服務的GoDaddy，宣佈將切斷得州墮胎舉報網站，要這些網站在24小時內尋找新家。特斯拉CEO馬斯克正在得州建“超級工廠”，不想兩邊得罪，於是選擇了“不説話”，結果遭到輿論炮轟，網民大呼“不表態就是支持”，準備發起抵制特斯拉的運動。

資本家都是逐利的，到一個新環境，不想站隊，想兩邊都撈錢，這很正常。然而，之所以網民不放過“沉默者”，是因為他們認為，“墮胎”本質上是個道德問題，不容許任何妥協。舉個例子，輝瑞從流產藥物上賺錢，就不能給反墮胎政客政治獻金。其實無論是資本家還是政壇老油條，都不希望看到這種非黑即白的態度——你一站隊，就註定要失去一大批員工、用户和選民。而“墮胎”問題，也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個不可妥協的“二極管”議題，它在最初，其實是個技術問題。

19世紀中期以前，美國並無聯邦法律禁止墮胎，部分州沿用了英國“爸爸”1803年的《婦女流產法》，認定在胎動前墮胎為重罪，但絕大部分州還是允許墮胎的。畢竟，當時高水平醫生極度稀缺，難產母親將面臨極大生命危險，墮胎屬於無奈之舉。

1845年，馬薩諸塞州開先河，立法將墮胎視同犯罪。到1910年，除肯塔基以外的45個州，都把墮胎定為重罪。這一時期的墮胎法律，純粹是一個醫療技術話題，不涉及宗教、道德。在背後推動的，是由外科醫生組成的專業團體。19世紀下半期，美國已經有“江湖郎中”販賣墮胎藥、大搞“地下手術”，一方面危險係數高，一方面動了“專業團隊”的蛋糕。於是在1859年，美國醫療協會呼籲，各州應禁止沒有執照的醫生墮胎，避免醫療事故。

當時，外來移民大量湧入美國，對剛剛在內戰中元氣大傷的白人清教徒構成“存亡威脅”，擔心“喪失國本”的政客和醫生們一拍即合。1873年，美國國會通過《康斯托克法》，全面禁止墮胎藥，連傳播墮胎和避孕信息，都被視作犯罪。隨後，絕大多數州禁止墮胎手術，僅允許為保護孕婦生命的墮胎，並把決定權交給外科醫生。沒有行醫執照的人，從事墮胎手術即是違法。

到了1960年代，平權運動在美國風起雲湧，開始衝擊各地施行了一個世紀的墮胎法律。更重要的是，支撐這些法律的技術邏輯，已經難以維持。隨着醫療水平進步，孕婦生產、墮胎的風險顯著降低，而正規人流手術的死亡率，更是隻有生育死亡率的幾十分之一；相反，非法墮胎極高的死亡率，引發了社會討論。據統計，1960年代，美國每年約有5萬名育齡婦女死亡，其中因非法墮胎或自行墮胎致死者約1萬人，佔比20％。

因此在這一時期，美國有14個州，在不同程度上給墮胎開了綠燈，其他州則保留了原來的墮胎法律。各州法律五花八門，自掃門前雪，談不上什麼共識。

墮胎問題真正形成全國共識，並步入美國大眾政治，要拜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羅訴韋德案”的判決所賜，也就是前面拜登提到的那個案子。這個判例不僅判當時得州的墮胎法違憲，還推翻了各州關於墮胎的法律限制，一舉成為此後50多年來，美國圍繞墮胎問題的爭論焦點，但也埋下了撕裂社會共識的種子。

1969年，化名為羅（Roe）的得州女孩意外懷孕，尋求墮胎。然而得州法律僅限保護母親生命而墮胎，羅只好將孩子生下來，又因為無力撫養，被迫把孩子交給寄養家庭。後來在律師幫助下，羅以隱私權被侵犯起訴當地政府，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1973年，最高法院以7比2判羅勝訴，理由是得州法律限制婦女墮胎權的規定，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不得未經正當法律手續，使任何人喪失其聲明、自由或財產。”最高法院認為，自由包括隱私權，而禁止女性墮胎的法律，在執法過程中，會暴露女性已經懷孕、想要墮胎的隱私，所以違憲。

這樣的結果，對於支持墮胎派，無疑是巨大的鼓舞。然而，判例在認可一種價值的同時，也無形中冒犯了其他價值，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墮胎有可能侵犯未出生胎兒的生命權。

從此，“墮胎”議題的重點，從保護孕婦，變成了保護胎兒。“羅訴韋德案”可以爭論的地方，在於兩點：第一，孕婦肚子裏的孩子，算不算“人”，是否受憲法保護；第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是否可以為了保護胎兒權利，而犧牲孕婦選擇是否生育的自由。最高法院的判例給出一個答案：以每14周為間隔，將孕期分為3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胎兒不能脱離母體獨立生存，母親的選擇權高於胎兒的權利，而在第二階段，也就是懷孕三個月後，政府只能出於保護孕婦健康的考慮，來限制墮胎；第三階段，懷孕六個月後，胎兒具有了母體外存活性，政府要保護潛在生命利益，除非母親的生命或健康遭遇危險，否則政府可以禁止墮胎。同時，聯邦和各州都可以自行立法，規範墮胎行為。比如從1976年至今，聯邦政府衞生部門的預算案中都規定，公共醫療支出不能用於支持墮胎相關的項目，許多州一級的醫保、甚至商業保險，也都不允許覆蓋墮胎費用。

嚴格意義上來説，“羅訴韋德案”的判決，實際上還是給這個問題做了個折中，迴避了“胎兒算不算人、什麼時候算人”這個哲學命題，想把焦點帶回“胎兒能否獨立生存”這個醫學問題上。然而，這樣的“三段論”，“自由派”或許能接受，但對於部分宗教保守人士來説，根本就是“異端邪説”。他們認為，胎兒從受精卵開始就享有生命權，因為所有生命都是上帝授予的，不能隨意剝奪。有些極端人士，甚至反對避孕，畢竟，上帝要讓你生孩子，你怎麼能阻攔呢？最高法院作為世俗權威，挑戰不了上帝的權威。所以，最高法院的這個判例，從此就成了他們眼中的罪惡，要想盡一切辦法來推翻。

許多保守勢力主導的州政府開始立法反擊，尤其是針對判例中“三段論”的理由，玩起了哲學和文字遊戲，比如許多州強推的“心跳法案”。你最高法院不是想回避“胎兒是不是人”這個問題嗎？我就偏要跟你把“生命起源”給掰扯清楚。他們聲稱“可檢測到心跳，是生命存在的最清晰標誌，因此有心跳、未出生嬰兒，應得到保護”。胎心出現在六週左右，所以懷孕六週就不能墮胎。先不説這個“心跳生命説”是不是靠譜，“胎心”只是通過超聲技術檢測到一組基本細胞中的電活動，跟我們胸膛裏“啪啪”的“心臟跳動”，根本就是兩碼事。

“羅訴韋德”案以來，“墮胎”問題在美國一直處於“衝擊—回應”模式。美國人鬥爭的，不是墮胎是不是合法，而是政府禁止墮胎是不是合法。某些保守團體先發起各種像“心跳法案”這樣的限制墮胎立法，人權組織再通過各種訴訟，把這些法案打回去。懷孕六週，許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懷孕了。所謂的“心跳法案”，其實就是隨便找個理由，變相讓婦女無法墮胎，只要懷上，必須生，無論要付出何種代價。保守力量推動的立法，根本不講科學，不講邏輯，只講觀念，而且只講他們自己的觀念，你必須接受。只要他們抬出上帝，你就沒辦法跟他們講道理。墮胎這個問題，之所以變成非黑即白的站隊，不是因為雙方不肯妥協，而是單方面的“我全都要”，不斷擠壓另一方生存的空間。“羅訴韋德”案，並沒有給予女性無限制墮胎的權力，而只是在有限條件下，給女性保留了選擇空間，但正是這個有限的空間，還在不斷受到宗教保守勢力的衝擊。

“懂王”上台後，共和黨主政的州像打了雞血一樣，一個接一個出台“心跳法案”，一個比一個極端，終於在得州達到巔峯。其實，現在美國支持墮胎合法，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合法的人，要佔到六成以上。哪怕在得州本州，根據得州大學的調研，反對墮胎與支持墮胎者的比例，也達到了40:41，雙方勢均力敵。近幾年，得州也在進行產業升級，城鎮化和東西海岸技術移民的湧入，讓州內人口結構逐漸產生變化。2020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在得州只贏了6個百分點，得州差點就變成了“藍州”。上一屆得州眾議院中，共和黨的席位優勢降到了10年來最低，民調一路下滑，他們擔心，反墮胎法案會危及2020年大選，所以放棄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太多，但在保住席位後，這些人立刻就重操舊業、挑起民眾矛盾、衝擊憲法權威，原因只有一個：現在不幹，未來更沒機會。特朗普一手締造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優勢，可遇不可求，而得州極端保守派的式微，卻是必然的。要經濟發展、產業升級，就必須依賴外來人才和高學歷人口。你不可能既要人家幹活，又和人家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對着幹。但這些保守分子仍然要“垂死掙扎”一下，通過立法，要把自己的思路，強加給新來者。

最後説一下我們自己的觀點。為什麼墮胎是個“二極管”問題，道理很簡單：那些被宗教打上思想鋼印的人，你是沒法跟他們講道理的。無論再怎麼規範、限制墮胎，他們都沒不會讓步。和他們爭辯“胎兒什麼時候算人”，沒有什麼意義，也不會有結果。另外，“墮胎”其實是一種“道德悖論”，類似於我們熟悉的“電車難題”，在特定的情境下，不論做出任何選擇、站隊任何一方，都會同時產生既道德、又不道德的結果，而且從來沒有標準答案。這個情況下，從道德意義上，爭論“選擇權”與“生命權”孰高孰低，就永遠不會有共識。

我們不如換個思路，從法律的社會效果上來考慮問題。實行“墮胎禁令”，本質是為了確保胎兒生存，那麼用法律來禁止墮胎，真的能保障胎兒健康出生嗎？就像當年“禁酒令”一樣，作為一種“剛需”，如果禁止正規的人工流產渠道，女性就不得不去尋找不合法的途徑墮胎，甚至自行解決，不但保護不了胎兒，更會對婦女的身心造成更大損害。而且你可以逼迫婦女把孩子生下來，卻不能逼迫她成為一個好母親，強行“保胎”的結果，很可能造成更大的倫理悲劇，以及“棄嬰”、“虐童”等更嚴重的社會問題。解決“道德悖論”的辦法，不是剝奪其中一方的選項，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而是想辦法避免“悖論”的出現。許多人避談墮胎這個問題，這是因為，當女性是在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懷孕，任何一種選擇，都會帶來難以撫平的傷痛。所以，與其想方設法封死墮胎這個選項，不如用同樣的資源，去加強性教育、性保護，減少“意外懷孕”的情況發生，避免讓女性陷入“怎麼選都痛苦”這種道德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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