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管理】大陸的學術管理問題來自基本的邏輯謬誤_風聞

最近一連串金融開放和改革措施，只有兩個可能的用意和後續：1）因為外加因素而稍作嘗試，隨時準備收緊；2）全心推進，以做為美國崩潰/衰退後直接接手部分金融霸權的準備。我的猜測是第二項；雖然這不是我個人的頭號選擇，但那是因為我是外人，只能用公開歷史來做分析，沒有足夠的內部資訊來信任金融管理單位在能力、品德和智慧等方面的改進；如果高層把這件事當成重點政策來做，賦予頭等的關注、資源、人才、權限和監督，那麼其實是一個Reasonable理性的決定。

中共是全世界執行力遠遠最高的政府，在這屆10年整頓之後，更加是紀律嚴明，中央決定的重點政策似乎沒有失敗的道理，但也有一個致命的軟肋，才讓我建議不要冒進；這個軟肋並不是什麼秘密，我的嘴皮都已經快説爛了，亦即學術管理。

我一直是努力從淺顯、直接的角度出發，來討論中共學術管理上的困難，不過我必須提醒大家，這個問題極深、極廣，並不只是假、大充斥的逆淘汰，或幾個利益山頭詐騙公款、虛耗國力而已。這些現象固然限制了自主研發的效率，大幅增加了產業升級、超越先進國家的難度，從而壓低了無數從業人員的生活水準，但它們在邏輯上其實是另一個更基本的矛盾的體現，亦即當前中共學術管理哲學與理性治國理念之間的絕對牴觸。

大陸自鄧小平開始的理性治國方案，最根本的原則之一是權力必須尊重科學和理性，而後者在實踐上往往來自專業意見。這個原則本身並沒有錯，但也同樣起自鄧小平，它被逐步誤解扭曲成為權力必須尊重專業大佬，然後進一步演化成為權力必須被賦予學閥。這樣的結論當然只有先假設科學成就等同人格智慧才能成立，但事實往往是徹底違反那個假設的：例如20世紀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的創始人之一Lila Gleitman的丈夫也曾有感而發：“Great scientists are often not great men.”（Lila的回答是：“Yes，for example, I’m not a great man.“ Henry Gleitman和老婆一樣，同是U Penn心理系的教授，雖然在學術成就上比不過Lila，幽默的程度卻差不多，例如他曾説過”God must have loved the C students, because he made so many of them.“）這還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所謂一流科學家（”院士“），在國際上可能二流都算不上。

這些大佬原本就霸佔了專業議題上的發言權，大陸又多給了官員的地位和管理職能，原本中國式龐大而強力官僚體系的良性制衡就只能來自科學和理性（包括反腐，這是為什麼這屆的紀委對於採證的要求極為嚴格），但這些學閥卻兼有官員的權力和專業權威，不但在相關政策上擁有絕對、完全不受節制的決策權，而且可以利用政治能量來進一步提升專業聲望（例如通過宣傳渠道來壓制批評論點和吹噓自己的成就，以及壟斷科研預算來做外國團隊負擔不起、卻無啥重要科學意義的實驗），再反過來用專業聲望來騙取更多的行政上的能量，如此無限循環；過程中還可以順便開些公司，藉著官媒的吹噓在股市收割韭菜，這是政治官僚想都不敢想的大筆外快來源。

我一再地説，政治的目標是公益的最大化，而其實踐的基礎則是理性和專業的態度。中共雖然是當前人類社會理性程度最高的政府，但這個把科學事實和專業權威混為一談的邏輯謬誤，卻是一個極大的隱憂；如果不儘快修正，將政治上和科學上的話語權分開，那麼自私自利、竊國自肥的學閥必然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離譜。我長期批評的幾個假未來科技，都已經成為十四五的重點投資對象，但這其實只是上述謬誤的必然結果，如果不從根治起，只會隨著中國科研層次的推進，而對國家人民造成越來越大的失血。正本清源，刻不容緩。

【後注】這篇正文的內容，其實已經在我腦海中醖釀五六年了，但是因為我在中美貿易戰、中歐宣傳戰、以及其他國內國外政策上，還有重要的意見必須表達，不能冒著被封殺的危險直指大陸學術界腐敗的核心，就一直壓著不談。而這屆最近的一波改革，才讓我放心：除了學術管理之外，中共的行政都已經步上正軌，那麼我終於有了模仿“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的底氣。原本想要上史東的節目來廣為傳播，後來覺得他經營收費管道，不像我這樣為了有博浪一擊的自由而始終不追求流量，所以決定不要連累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