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定調“收入分配調節”，到底應該怎樣分配、怎樣調節？_風聞

近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研究紮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羣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基於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特徵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如何促進機會均等，保障和扶持低收入羣體？新興的數字經濟如何影響收入分配？

圍繞相關問題，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教授魏尚進，與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實和美國得克薩斯農工大學終身講席教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展開對話，要點如下：

在強調機會均等的同時，也要努力減少結果不均等對於機會均等造成的不利影響。政策應該雙管齊下，在堅持機會均等的同時改善低收入人羣的家庭環境、社區環境，推動區域平衡發展等。

要更好地實現機會均等，還需關注户籍制度改革和教育發展。特別地，要重視女孩的教育，這關乎機會均等本身，也關乎社會的長遠未來。

要通過公共服務去縮小不同人羣使用數字技術的機會差異。當前數字經濟的核心終端是智能手機，比起對修路等傳統基建的投入，更要重視智能手機的基礎建設，讓廣大民眾能真正享受數字經濟的紅利。

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的辦法是促使現在的一部分低收入人羣轉變為實際的中等收入羣體。國家要改良二次分配政策，推進實施轉移支付。

公共政策仍有很多探索空間，想要改善低收入人羣的儲蓄率，關鍵在於要消除公共服務不足帶來的未來不確定性的影響。

”

除了改革户籍制度教育發展也很重要

**魏尚進：**在考慮收入分配這一主題時，我們通常也會關注機會均等。在制定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的時候，應該怎樣更好地達成機會均等的目標？

**李實：**我們應該強調機會均等，機會不均等會進一步加劇結果不均等。但機會均等是與一定的現實條件相關的，我們在現實條件下推行促進機會均等的機制與政策，應該充分考慮現實條件的差異性。而且，我們不應該過度強調機會均等，因為結果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機會均等的實現。

比如，當下的高考制度被認為是機會均等的最好範例，考生們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擁有參加高考的同等權利，面對相同的考試題目和評分標準，最終的分數結果是有可比性的：誰的分數高，誰就可以上好大學。

圖源 / 新華社

可是我們也注意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孩子能夠上好大學的機會仍然較少。雖然高考看上去是一個機會均等的制度，但很多農村孩子在參加高考前實際上並沒有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教育資源，已經受到了機會不均等的影響，也就是説，在現有國情下很難讓所有人都獲得絕對均等的機會。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強調機會均等，另一方面要努力減少結果不均等對於機會均等造成的不利影響。我們的政策應該雙管齊下，在堅持機會均等的同時改善低收入人羣的家庭環境、社區環境，推動區域平衡發展等。

魏尚進：要更好地實現機會均等是否還有兩方面因素需要關注？一是關注户籍制度改革，這是促進農村與城市、小城市與大城市之間機會均等的一個可行的政策方向；

二是關注教育發展，很多研究表明，教育可以改善人們在收入與財富積累中的分配地位，所以要關注不發達地區低收入人羣教育機會的改善。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獲得者強調了（在收入分配政策方面的）有條件的補貼。他們的研究表明，進行有條件轉移支付的具體條件要結合當地的情況。

比如在南亞，提高學校老師的出勤率就是政策要努力的一個方向。而在中國，這相對來説不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此外，非洲、南亞的許多父母對教育不太重視，所以政府需要構思更多的政策來提升家長對孩子教育的重視程度。相比之下，中國的父母即使自身教育水平不高，也會讓孩子儘量多讀書，因為教育可以改變他們的生活。

所以，我們在地區之間進行轉移支付的時候是否也要考慮這些具體條件的差異？

**甘犁：**從2015年開始，我們在四川馬邊彝族自治縣做了一些干預實驗，我們當時認為問題在於貧困家庭的孩子缺乏學習的動力，他們去上學的主要原因是學校提供營養午餐。於是我們做了項干預實驗，看看給他們一些獎勵會產生什麼效果，比如，學生完成作業就會有獎勵。

通過這種干預，我們發現一個排名在後20%的學生，語文成績提升了0.14的標準差，這相當於在100名學生之中排名提高了3名。所以，條件如果設置得合理，確實會給教育結果帶來一些改變。

魏尚進：中國還有一個情況也需要政策干預，尤其是在中國農村的低收入家庭中，父母對男孩和女孩的教育重視程度有區別。如果一個家庭無法同時供養兩個孩子完成高中學業，就會選擇犧牲女兒受教育的權利。與二十年前相比，這種現象可能略有改善，但依然存在。所以在我們的政策干預裏，是不是也要特別關注提高父母重視女孩教育的激勵機制？

**李實：**現在這種情況有很大改善。在大部分的農村地區，無論男孩女孩基本上都能夠接受教育，父母還是希望孩子能上更好的學校。從這個角度看，女孩的家庭地位大幅度提高了，今天和十年、二十年前相比有很大的改善。這種情況也反映在大學生的性別比中，現在大學生中女生佔比不斷提高，大有超過男生的趨勢。

**魏尚進：**恰恰是因為過去重男輕女造成男多女少，女孩相對稀缺，使得農村父母也增加了對女兒的重視，這種情況才逐漸得到了改善，但這種改善似乎並不完全。農村女孩初中畢業比較普及，但還是會有一些父母不會讓女孩讀到高中畢業，而男孩的高中畢業相對更加普及。而且在人口普查中，雖然新生兒的性別失衡情況得到了改善，但依然沒有完全糾正。

跨國研究表明，女孩的教育水平和母親的教育水平高度相關，母親重視教育會給孩子帶來積極的長期影響。現在的女孩都是未來的母親，重視未來母親的教育對於提升整體社會教育水平、促進機會均等來説大有裨益**。所以在雙重意義上重視女孩的教育非常重要，這關乎機會均等本身，也關乎社會的長遠未來。**

數字經濟有利有弊應用公共服務縮小差異

**魏尚進：**新冠肺炎疫情中，數字經濟在世界範圍內發揮着雙重作用。一方面，數字經濟的出現是導致收入分配、財富分配更加不均衡的一個重要因素。比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一些貧窮的家庭無法開展線上教育，而相對富裕的家庭受疫情的影響很小，他們可以通過網絡獲得高質量的課程。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縮小財富分配差距，為教育平等創造機會。比如，農村的孩子通過在線教學可以接受北京最好的教育，農村的老師可以觀摩北京最好的教學方式。所以，我們應該如何定義數字經濟的雙重性？我們怎樣才能更好地發揮數字經濟的特性並與分配政策結合？

**甘犁：**一方面，確實有一些優秀的教育資源通過網絡被引進到貧困地區，讓貧困地區的教育得到了更好的改善；另一方面，數字經濟也確實有可能會加大收入差距。

當前數字經濟的核心終端是智能手機。目前，智能手機在全國範圍內的滲透率達到74%，尚未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在農村是39%，在城市只有15%。低收入羣體之中，有59%的人沒有智能手機，他們很多是老年人和低收入、低學歷人羣。

圖源 / 新華社

**所以比起對修路等傳統基建的投入，我們更要重視智能手機的基礎建設，讓廣大民眾能真正享受數字經濟的紅利。**這項舉措不需要鉅額的花費，也可以通過開展相關教育來實施。

當前，全球化浪潮遇到了很多反彈，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全球化缺乏包容性，把蛋糕做大了，卻沒有做好蛋糕的分配。我們應該充分重視下一輪的數字經濟革命，提倡包容性，涵蓋社會整體，協調全局增長速度，避免因部分不均衡造成的反彈。

**李實：**數字技術本身是中性的，但使用數字技術的方式則因人而異，帶來不同的結果。城市人之於農村人，富裕人羣之於貧困人羣，前者總是更容易接觸到先進科技。不同人羣獲得數字技術機會差異性的決定機制是什麼呢？一方面是家庭環境，另一方面是個人能享受公共服務的程度。也就是説，不同家庭條件的孩子在數字技術的使用上有明顯差距，這是機會不均等的表現。這將會進一步導致個體之間在認知能力、人力資本等方面的差異。

所以通過公共服務去縮小不同人羣使用數字技術的機會差異是很重要的。我們不能只着眼於技術本身，還要去分析它的影響以及背後的相關因素。

改良二次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羣體********

**魏尚進：**我國的中等收入羣體能夠擴大到什麼程度？假如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能呈現出一個橄欖型的格局，這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什麼意義？

**李實：**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社會的重點在於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這同時也取決於對中等收入羣體的定義。

國家統計局的標準是：一個標準家庭的年收入在10萬～50萬元之間則為中等收入羣體。按照這種標準，全國14億人口中大概有5億人左右的中等和高收入人羣，其中高收入人羣不足1億人，中等收入羣體規模大約4億，佔整體人口比例不足40%。

在這種情況下，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的一個辦法就是促進潛在的中等收入人羣——即現在的一部分低收入人羣轉變為實際的中等收入羣體。

我們有9億低收入者，他們中每年約有一定比例的人羣進入到中等收入羣體。經過10年左右的時間，有2億低收入者轉變為中等收入羣體，會形成6億人的中等收入羣體。只要我國能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來支撐低收入人羣的收入增長（超過社會平均增長速度），到2035年，中等收入羣體的規模可以達到50%左右。

圖源 / 新華社

**魏尚進：**怎樣使中國的中等收入羣體更快地增長？

**甘犁：**我認為政府沒有必要干預市場，政府真正應該做的事是改良二次分配的政策。

2018年、2019年的減税政策對於擴大中等收入人羣的作用不顯著，因為它對中低收入人羣的關注度還不夠，他們未能充分享受到減税紅利。

另外，想要真正推進收入分配變革，一個不得不關注的概念就是**“負所得税”**。這在全球並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美國將近一半的人所得税為負，即從政府獲得的轉移支付補貼超過了上繳的税收。國家要改良二次分配政策，實施繼續減税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補貼低收入人羣等措施。這同時也有益於推動中國的消費增長，擺脱對投資、基建和外貿的依賴，真正實現內部的大循環。

低收入人羣保障需要靈活且及時

**魏尚進：**中國和其他國家相比具有較高的儲蓄率，這主要是中、高收入家庭的貢獻。數據表明，許多低收入家庭其實並沒有多少銀行儲蓄，收入基本只涵蓋基礎消費需求。一旦家庭面臨疾病和各類天災人禍的衝擊，沒有儲蓄抵禦的話，其抗風險能力就非常弱。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低儲蓄率的家庭和人羣也需要政策特別關注。如何去幫助這些低收入家庭提高抗風險能力，這方面是否也有可以探索的空間？

**李實：**一方面要增加低收入人羣的儲蓄率；另一方面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們的收入，這樣他們才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只依靠低收入人羣自身的努力來增加儲蓄率效果甚微，一部分低收入人羣不是不願意儲蓄，而是沒錢儲蓄，還有一些低收入人羣為了防範未來風險，還是不得不進行儲蓄。

在這個意義上，公共政策仍有很多探索空間，**如果我們的養老公共服務能夠提供更高的待遇或者更好的保障，很多低收入人羣就不需要自己存錢養老了。**還有一部分低收入人羣儲蓄的目的在於對未來的醫療需求。如果想要降低他們儲蓄率，關鍵在於要消除公共服務不足帶來的未來不確定的影響。

圖源 / 新華社

**甘犁：**我同意李實教授的觀點，預防未來風險是儲蓄的重要因素，但是就目前而言，這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過去的十年、十五年中，中國的公共服務體系（養老、醫保等）大幅改善，現在幾乎是應保盡保。可是在保障程度提升以後，我們的儲蓄率並沒有降低，在過去十年實際上不降反升。這其中可能有包括男女比例失衡等很多原因。

我這裏所説的消費不足與收入差距有關，也和轉移支付不足有關。所以我們要把對低收入人羣和中等收入人羣的幫扶與經濟增長放在一起考慮。我國政府要堅持對中低收入羣體實施大規模轉移支付，通過補貼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這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降低收入差距、刺激消費、減少儲蓄都有良好的作用。

**魏尚進：**我們在構思怎樣更好地幫助低收入家庭時有各種政策選項可以考慮。例如，可以直接給一些家庭無條件的收入補貼；也有一些城市推出了消費券的形式，由政府來補貼消費。在各種嘗試裏，哪種做法是最貼閤中國國情的？有沒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值得在全國推廣？

**甘犁：杭州是最先推出消費券的城市，一些評估認為其發行的消費券可以使消費有好幾倍的增長。我認為在短期內消費券也許作用會較大，在長期則不太可能。**但在中國，“消費券”這一概念的普及更具有意義。此前只有杭州在2008年做過消費券的嘗試，之後鮮有其他城市接續而上。現在地方政府願意拿出來一些真金白銀和商家聯合起來發行消費券代表着一個巨大的觀念轉變。

**李實：**我們首先要認識到這次疫情對於中國的影響是短期的。應對短期外部衝擊的最好辦法還是社會救濟制度。要讓低保更具靈活性，包括失業保險等其他保障制度。

當前，一些地方實施的依然是常規的社會保障措施，沒有考慮到突發事件所帶來的影響。如果我們的低保制度能夠做到每個月甚至是每週對困難羣眾進行評估和識別，然後把這種制度向全社會推廣，就能及時有效地應對外部衝擊；在人們收入低於救濟標準時，可以馬上去民政系統申報，那麼困難人羣就能很快得到及時的救助。因此，只要能夠使制度更好地與現實融合和對接，那麼它將比發放消費券更有效果。

從這個意義上説，這次疫情給了我們一個啓示：社會治理究竟應該是什麼樣的？能不能適應類似的突發事件？有了這次的教訓，我們應當對社會治理作出相應的調整，使其更加靈活有效，增強應對突發事件衝擊的防禦能力。

轉自復旦金融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