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禁槍太嚴？你是沒經歷過三十年前的槍林彈雨_風聞

　　烏鴉校尉作品

　　首發於微信號 烏鴉校尉

　　微信ID：CaptainWuya

　　最近中美前後腳發生了兩起引發熱烈討論的涉槍司法新聞。

　　北京時間8月30日，美國一名連環槍擊案兇手，21歲的羅伯特·朗第二次出庭，此前他已經就槍殺4名亞裔女性並認罪，卻僅被判處四項終身監禁外加35年監禁。

　　今年三月份，羅伯特·朗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三家韓裔按摩店先後開槍殺人，造成8人死亡，6人為韓裔，2人是白人。

　　負責該案的檢察官認為，這種判決無法彰顯正義，要求死刑，並且得到了家屬的支持。但她也承認，這個過程會很漫長。

　　大洋另一邊，同樣有一起圍繞槍支的漫長司法博弈。

　　8月31日，從2016年起就備受關注的“安徽阜陽通廁器涉槍案”，在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宣判。涉案通廁器握把研發者姜志平仍被認定構成非法制造、買賣、郵寄槍支罪，但刑期由此前的有期徒刑13年改為5年。

　　2016年3月，阜陽警方查獲一宗網絡售槍大案，共涉及來自天津、安徽、廣東等地的6名被告人，並順藤摸瓜，抓到了生產握把的姜志平，並查獲了3870件高壓通廁器握把。

　　後來，這些具有外觀設計專利文件和商標文書的通廁器握把全部被阜陽警方鑑定為槍支散件，引發社會輿論對於涉槍鑑定是否過於嚴苛的討論。

　　由於姜志平羈押時間已達五年，所以法院宣判後為其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與妻子離開了法院。

　　兩國兩起涉槍案件對比之下，很多人會認為，一個是放縱槍支氾濫導致無辜被屠，正義難彰，那麼另一個就是對槍支嚴防死守到了草木皆兵、動輒得咎的極限狀態。

　　一個結論似乎理所當然：

　　我們為什麼不在中間地帶取得一個平衡點？既允許一定程度的槍支自由，又能夠保證今天我們享受的安全環境。

　　理論上，這個邏輯存在，但如果回顧我國90年代初期那場**“全民軍備競賽”**，就知道，所謂平衡點，對於中國實際情況而言，也只是鍵盤俠的臆想而已。

　　1

　　1995年11月18日晚，黑龍江省肇東市發上了一起特大持槍殺人案件。

　　兩名歹徒，用一把雙筒獵槍與一把小口徑步槍，三小時內，在周邊村鎮一路瘋狂作案，殺死32人，打傷16人，災難波及37個彼此並無關聯的家庭。

　　兇手被趕來的警察擊斃後，動機被確定為仇殺。

　　起因是26歲的馮萬海此前打架致人重傷，因為出不了醫藥費被派出所扣車，心生怨恨；另一名歹徒，22歲的姜立明由於藥店進貨不正規被舉報破產而出現報仇心理，兩人一拍即合。

　　冤有頭、債有主，這是中國民間幾千年的樸素正義觀，但這兩人顯然遠遠超過了報復的範圍，成為了見人就殺的恐怖分子、殺人狂魔。

　　被害者既有結怨的派出所所長、衞生院院長，也有分手後的情人、情敵，路邊挑擔的農民、開車路過的司機和乘客……而且往往是一家一家滅門，老婆孩子都殺，如入無人之境。

　　那時，中國民間的槍械管理局面，可以説直追今天槍擊案件氾濫的美國。

　　姜立明本身擁有一支獵槍，又從地下渠道弄到了一隻小口徑步槍，還在室內試槍，此外兩人又在肇東市的漁具獵具店買到了300發16號獵槍子彈，全部沒有正規手續和記錄。

　　那家漁具獵具店本身也沒有任何審批程序，屬於公然非法經營。

　　肇東“11·18”特大持槍殺人案，是槍支氾濫程度已經超出地方治安力量，槍支暴力極端化發展的集中體現。

　　90年代初，中國涉槍暴力案件爆發式增長，成倍增加，槍支氾濫一夜之間的惡化程度超乎想象。

　　來源水印

　　首都北京，1990年涉槍案件只有一起，1992年五起，1993年數十起，到了1994年就躍升到上百起。

　　1987年，廣東涉槍案件才14起，1990年增長到284起，到了1993年已經高達1080起，足足增長了70倍，佔了全國涉槍案件的二分之一。

　　從基本沒有到氾濫成災，五年裏，中國累計持槍殺人與持槍搶劫案件近2000起，佔比90%，其他劫機、劫車、劫持人質、持槍拒捕、殺害公安幹警的惡性事件數量也水漲船高。

　　從全國範圍來看，據《人民公安報》1995年初披露的數據，1994年全國持槍犯罪比1993年又上升了35%。那一年的春節前後，北京、深圳、海口、大理、呼倫貝爾各地都出現了惡性涉槍案件，槍聲壓過了鞭炮聲。

　　隨着槍支氾濫與涉槍案件的頻發，犯罪分子手段殘暴程度也不斷刷新底線，這遠不是一槍致命的殺傷力能夠解釋的。

　　比如這被眾多up主玩壞了的劉華強名場面。

　　由於有小弟持槍控制場面，劉華強才跟用槍頂着自己腦門羞辱同樣心狠手辣的對手，賭的就是對方不敢忤逆槍，哪怕是土製火槍的威懾力。

　　因為比起一般能夠致人傷亡的刀、汽車、爆燃物品，**槍械不但具有致命性，還具有令人無法反抗、束手待宰的威懾力，**犯罪分子在不敢有任何反抗能力的老百姓面前，極其容易進入捨我其誰、逆我者亡的狂暴狀態。

　　哈爾濱南崗區，一位市民被六人團伙狂捅六刀之後又被殘忍槍殺。

　　武漢馮漢元集團搶劫案件，5名歹徒闖入個體户羅某家中，將其全家捆綁，一路挾持羅某去本市其他地點取保險櫃鑰匙，前後五個小時，被害人不敢有絲毫反抗。

　　鶴崗市一犯罪集團四人持槍闖入煤礦經濟警察保衞科值班室，打死保衞科幹部、經濟警察9人，小孩一人，搶走“五四”手槍三支，最後在搶劫財物未成的情況下，點燃炸藥包，放火滅跡逃跑。

　　河北陳福真、楊路民劫車、殺人犯罪集團案中，被害人頭部往往被連擊數槍而死，或是在槍威脅下被亂石砸得頭骨迸裂，或被刀捅成蜂窩甚至開膛破肚。在被殺害的4名女司機中，有3名慘遭強暴或者姦屍，但有反抗者，還被剁掉了手腳。

　　正是因為槍械威懾力賦予的“權力”，使得那些經驗風俗犯罪分子往往會跟隨頭目組織的團伙行動，所以總是伴隨着各種人身財產傷害案件，販毒販槍也信手拈來，成為了無惡不作的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

　　其中，當時最令人震撼的是雲南迎祥街的私人武裝案件。

　　當地歹徒利用邊境地區便利條件，一邊販毒一邊武裝，荷槍實彈就敢在街上大搖大擺，手中的步槍、衝鋒槍足以裝備一個加強營，連火箭筒與大口徑高射機槍都有，揚言縣裏武警都不怕，最後終於被武警公安聯合清剿才端掉。

　　1994年，具有黑社會性質的持槍犯罪案件就佔了全部涉槍的案件的39.1%，中國社會治安在短短几年內就被推入了崩壞的邊緣。

　　隨之而來的是槍支在社會衝突中的角色越來越重，比如1994年中國發生的較大規模械鬥事件中，動用槍支彈藥、土槍土炮的有82起，佔了總數的11%。

　　2月17日，海南三亞，存在歷史積怨的回輝村與羊欄村因為村裏青年人駕車滋事爆發械鬥。

　　雙方8000多村民相互發射土槍、土炮，設置路障、抓扣人質，當地交通癱瘓、停工停課。械鬥平息後，警方繳獲各類槍支119支、土炮36門、炸藥500公斤、軍用手榴彈7枚、土製手榴彈603枚、軍用子彈489發，還搗毀兩家土槍土炮地下加工廠。

　　一個月後，廣西北海朱、彭兩姓因掃墓糾紛又爆發械鬥，一死兩傷，隨後雙方武力升級，開始是獵槍、火槍，而後雙方居然構建起工事，緊急加工出130多門土炮對轟，炸死5人、炸傷30多人，摧毀90多間房舍，最終演化成綁架、殺害人質。

　　今天的廣西械鬥比起當年只能説是過家家。

　　槍支暴力氾濫激發老百姓持槍自保需求，拉開了一場民間的軍備競賽，因為中國擁有無處不在的槍支潛在產能。

　　2

　　1996年，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登記在冊的民用槍支達280萬支，而且還在以每年十萬只的速度增長。

　　但這僅僅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龐大的“黑槍黑彈”已經無法統計，因為作為輕重工業部門齊備的國家，中國的槍支產能即便在當年也沒有幾個國家能夠相提並論。

　　當時流入社會的黑槍主要是民用獵槍和體育運動專用小口徑槍，即前文肇東特大持槍殺人案的主要武器。

　　按照當時的制度，這些民用槍支彈藥屬於特控產品，生產銷售有嚴格規定，按計劃生產銷售。

　　問題是，中國當時獵槍生產企業作為軍工備胎，產能往往留有很大餘量。比如產能是十萬支，但國家每年批准銷售的只有三萬只，這些定點企業隨即發現了社會用槍需求的膨脹，開始擅自超產自銷。

　　當時的中國市場上，每次有槍出售幾乎都是一搶而空，激發了無數企業的生產慾望。

　　山東一家生產子彈的軍工企業，1993年開始大膽走向市場，3年未經任何部門許可，陸續生產了120萬發獵槍子彈，流向市場88萬發。

　　四川某獵槍廠，原本只生產出口獵槍，卻擅自出口轉內銷，不斷滲透國內市場，憑藉各省30多個銷售點年銷獵槍1.8萬支。四川當時另外一家機牀廠，原本並不造槍，卻也在短短三四年擅自製造出售了13萬隻高壓氣槍，吃上了槍支氾濫的市場蛋糕。

　　隨着銷售火熱，獵槍的威力與性能也連連迭代，由單筒進化為雙筒，從單發變連發，從五連發到七連發，鋼珠槍、電擊槍、催淚槍，各類國家明令禁止的非制式槍支紛紛出現在市面上。

　　在中國漫長的邊境地區，瘋狂的走私則助長了內地的非法軍用槍支氾濫。

　　1993年前三個季度，僅僅雲南麻粟坡縣一地，就截獲18起槍支走私案件，抓了走私犯50人，繳獲32支軍用槍、5225枚手榴彈、近40萬發子彈、10具火箭筒以及373枚地雷。

　　1994年，廣西抓獲的兩百多名走私槍販中，對外勾結的中國籍走私犯佔了40%，幫助武器彈藥流入各大城市。在當時的沿海某地區，甚至形成了地下軍用槍支黑市，“五四式”手槍、“六四式手槍”、“四六式”衝鋒槍應有盡有，連火箭筒、爆破筒、反坦克火箭彈也有。

　　而在遠離邊境的內地，大量地下造槍**“黑作坊”**是槍支氾濫的主要源頭。

　　起初，一些犯罪分子在正常途徑無法購買槍支的情況下，大量自制土槍、火槍，改造發令槍、運動氣槍。

　　比如，瀋陽市查獲的以楊國才為首的犯罪集團，租房僱人給自己搞了一個“兵工廠”，僅用3個月就為犯罪集團內22名成員全部配備小口徑手槍，專門用來與警方對抗。

　　這些槍支看似簡陋，卻在簡單改造後具有發生小口徑子彈甚至軍用子彈的能力。北京公安英雄崔大慶便是一次查處流氓混混打架鬥毆事件時，犧牲在用發令槍改造的小口徑手槍下。

　　隨着犯罪分子與民間老百姓“軍備競賽”的拉開，為販賣“黑槍”牟取暴利而開辦的地下作坊如雨後春筍，一些地方還出現了“造槍專業户”、“造槍專業村”。

　　1994年8月，雲南省玉溪地區查處一起非法制販火槍黑窩點，繳獲84只各型火槍，而其對外打出的幌子，僅僅是賣鐵桶、打菜刀之類的日用鐵器，可見門檻之低、隱蔽性之高。

　　在浙江省蒼南縣，警方還發現一個犯罪團伙偽造企業名稱，向全國各地發送了150多萬封廣告函，銷售鋼珠槍2000多隻，流向各省30多個地區。

　　四川樂山一地，在1996年嚴打槍患的半年中，查處的造槍制刀黑窩點高達82個。

　　造槍作坊越多，黑槍交易越頻繁，也就形成了一個個集散市場，比如河北省白溝，在1993年就一次性被查出14個非法獵槍銷售點，來源包括遼寧、河南、四川、廣東、北京等等11個槍支生產企業與作坊，同時又向全國出售。

　　儘管槍支犯罪不斷加劇，但隨着槍支的泛濫，很多人對槍支管理的警惕、認知反而弱化了，不但老百姓私下玩起了槍，國家部門中的槍支管理也越來越鬆懈，違規違紀使用亂象頻發，給犯罪分子可乘之機槍。

　　姜文也演過槍支亂象題材

　　一些國營工廠的保衞科幹部，隨身帶着軍用手槍上下班，隨意放置，路上被人盜走才反應過來，全國非軍事系統配發的槍支丟失、被盜案件頻發。

　　一些悍匪，比如白寶山，甚至瘋狂到敢襲殺軍警系統缺陷衞兵奪取威力更大的軍用步槍。

　　河北某地體委就長期聘請外部人員管理槍械庫，多人多把鑰匙，導致10支小口徑步槍、氣槍被盜。

　　很多政府基層領導幹部即便沒有職權需求，也**“以配槍為榮”**，那些發了跡的大款，更是為自己和保鏢配置精良的槍械，作為炫富的工具，也為了防範財物被歹徒們盯上。

　　槍支犯罪越來越氾濫，控槍的意識越來越弱，配槍變成了**“潮流文化”**，這背後是“你有槍，我也有必須有槍”的邏輯在不斷循環，最終所有人都陷入了誰也不敢先放下槍的“死亡平衡”。

　　恰似今日美國控槍遭遇的困境。

　　幸運的是，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管理法》出台，中國史上最嚴的羣眾性禁槍運動拉開了序幕，不但進行大規模緝槍，嚴格收緊槍支管理，還對合法、非法槍支產能進行了封禁，一舉從源頭剎住了中國槍支氾濫、滑向美國式“槍患”的惡性趨勢。

　　以河南省為例，在開始禁槍前一年，全省涉槍重大案件200餘起，死傷500多人。

　　為了杜絕槍患，河南全省出動四分之一的警力開展“緝槍行動”普法工作，從各縣市領導幹部上交手槍開始，再到鄉鎮社區，最後深入各家各户，不但動員個人上繳，還徵集了大量非法槍支製造販賣線索，破獲一批造槍販槍窩點案件。

　　根據河南省公安廳的統計，這次共收繳槍支160萬支，意味着收繳前河南民間的實際槍支數量就超過全國登記合法槍支的二分之一。

　　與收繳槍支同時，河南關停了全省全部10個正規售槍點，封存了所有庫存獵槍和子彈，關閉全省各槍支生產廠家的數十條生產線，轉向了射釘槍等等其他領域。

　　今天很多人在討論中國禁槍的時候，往往會冒出一句，乾脆把射釘槍也禁掉之類的賭氣言論。

　　殊不知，射釘槍的產能原本就與槍械製造密不可分，改造潛力巨大，一直就是監管部門緊盯的對象。

　　控槍不控產能，一切等於白搭，一夜之間遍地開花的黑色作坊與非法生產線正是90年代初期中國槍患爆炸式增長的根源。

　　如何控制槍械潛在產能，成為了中國禁槍最關鍵，最難處理，最容易被誤解的地方。

　　同樣，也是美國控槍失敗的根源所在。

　　3

　　2021年2月14日，剛剛上台不久的美國總統拜登就發表講話，呼籲國會推進槍支立法改革，包括要求對所有槍支銷售進行背景調查、禁止售賣攻擊性武器等等老生常談的問題。

　　但這一次拜登提了一個很久沒人談的東西——呼籲國會取消對槍支製造商的豁免權。

　　1983年，加州曾頒佈一項法律，規定槍支製造商不必在產品責任訴訟中承擔法律責任，意味着槍支製造商可以想方設法造武器，只要法無禁止，就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到了1993年7月1日，舊金山的一幢辦公大樓內發生惡性殺人案，一個男子走進某法律事務所，掏出懷揣的2把TEC-DC9型半自動手槍瘋狂掃射，造成8人喪生，6人受傷，後飲彈自殺。

　　由於TEC-DC9半自動手槍的製造商、邁阿密的Navegar公司大肆做廣告宣傳這種價格低廉、射擊速度快的手槍，鋪天蓋地的廣告成為誘惑罪犯使用TEC-DC9半自動手槍犯罪的因素。

　　當時在美國，TEC-DC9半自動手槍可以説是臭名昭著。加州於1989年頒佈禁令，禁止銷售這種手槍。美國國會也於1994年禁止繼續生產，但允許已流入市場的該型手槍繼續存在。

　　於是乎，TEC-DC9半自動手槍製造的殺戮卻沒有因此而停止。1993年的悲劇發生後，1999年又有兩名十多歲的科羅拉多少年用這種手槍製造了震驚全球的哥倫拜恩高中槍殺案……

　　一場曠日持久的司法博弈在受害者與製造商之間拉開。

　　1999年，加州一家上訴法院裁決認為Navegar公司要為槍支暴力案件負責，開創了美國出現對槍支製造商的訴訟案以來，第一個認為製造商應為槍支暴力案的損失負責的上訴判決。

　　然而，一年之後，加州最高法院又判定，槍支製造商不應為罪犯濫用槍支所造成的後果負責，因而受害人不能起訴槍支製造商。

　　也就是加州最高法院推翻了這家上訴法院的判決。

　　美國槍械行業組織——全國射擊運動基金會（NSSF），時任基金會副主席基恩站出來表示，自己非常歡迎加州最高法院關於槍支製造商不應為罪犯濫用槍支而受到起訴的判決。

　　有了這個豁免權，美國槍械製造商們就可以放心大膽地生產各種槍械，用各種技術手段繞過槍支管理的限制，不必擔心任何追責。

　　比如，美國法律禁止全自動突擊步槍賣給民眾，只准有半自動，後來就出現了撞火槍托這個不需要內部連續擊發裝置就可以瘋狂突突突的配件。

　　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拉斯維加斯槍擊案中，兇手使用的就是用撞火槍托改裝的步槍，殺死59人，打傷851人，抵得上一次小規模戰鬥了。

　　比如，美國法律規定，沒有槍托只有一個握把的就是手槍，於是下面這幾款全部變成了手槍。

　　只要有不受控制的槍支製造設計產能在，一切皆有可能。

　　軍火商哪管你們爭論什麼在槍支消費端的背景調查，個人自由，安保需求，反正一把槍賣出去就有激發一羣人購槍自保的需求，實現裂變反應。

　　所謂“好人拿槍制止壞人”，不過是更好的槍支廣告而已。

　　至於美國為什麼不去管控子彈、槍管、現代槍藥這些看似簡單實際對生產工藝、品質穩定要求極高，絕不可能小作坊製造的大規模消耗品的供應源頭，就更沒有人去關注了。

　　軍火商具有豁免權，這正是美國槍患看似環環相扣無解，實際禍根在於“不想解決”的真相。

　　畢竟，擁有比他人更強大的武器，是人性天然，也正是美國槍支產業文化發展三百年也沒能走出的陷阱。

　　如果回顧當年中國的槍患如何在短短几年內爆發，又在短時間內被壓制，再聯繫美國槍患困境的根源，就會明白：

　　今天中國人之所以在爭論所謂通廁器涉槍問題，爭論1.8焦耳的技術標準是不是扯淡的問題，是因為中國把槍患死死扼制在了“供給側”，而不是在**“需求端”**進行復雜漫長的無謂爭論。

　　要論純粹的機械製造業規模，今天的中國民間在槍支生產潛能上超過了美國好幾倍，比90年代更是發達N個級別。

　　比如下面福建某男子生產的這把看似鑰匙扣，實則是一把有國外原型的真槍，妥妥的軍工產品。

　　如果哪天我們不再爭論通廁器算不算槍支散件，不需要調侃1.8焦耳的極限，而是為七連發獵槍該不該禁止未成年人購買、網購撞火槍托該不該備案制登記、多長的槍支不能隨身攜帶、攻擊性武器和自衞性武器如何區別而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一切都遲了。

　　當然，發展至今不過三十年的中國的槍支管理在細節上仍舊有太多亟待完善，有太多執法力度可以商量，甚至像90年代一樣面臨黑色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但烏鴉始終堅信，我們選擇了一條對抗人性弱點最艱難的道路，才能一步步遠離“槍患”的深淵。

　　參考資料：

　　通廁器握把被定槍支散件案重審：研發者被改判五年，獲取保澎湃新聞

　　沈曉錚;孔萍.中原大緝槍[J].公安月刊,1997,(01):22-27.

　　阿計.中國,向“黑槍”開戰[J].警察天地,1996,(10):16-21.

　　陳壽安;張衞平.涉槍犯罪增多及遏制[J].人民公安,1996,(14):.

　　任克勤.論市場經濟進程中廣東的涉槍犯罪及其對策[J].政法學刊,1995,(01):.

　　槍支製造商是否應為犯罪負責？美司法界分歧嚴重 中國日報 2001年8月7日 席雪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