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勝日下的警鐘：從勝利走向勝利？亦或相反！_風聞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等在南京簽署降書，128萬餘侵華日軍放下武器。

當日方將降書交呈何應欽，彎腰鞠躬時，本不應該起立答禮的何應欽竟然微笑起立答禮，雙手接過降書。

這一細節令觀禮席上出現一番騷動，盟軍代表們紛紛交頭接耳，憤憤不平。有一位美國軍官甚至輕聲噓了一聲口哨，以示不滿和抗議。

何應欽對日方投降代表的“禮遇”並不是心血來潮。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於情於理，國民政府應該立即解除日本軍隊的武裝，以消除最後潛在的威脅，發動侵略的軍國主義者也該得到審判。

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集團，從抗戰勝利開始就把對日處置問題與打敗中共的戰略結合起來決策。為了竭力排擠中共參加對日處置的權利，遏制共產黨對淪陷區的接收，蔣介石從一己私利出發，將殘忍屠殺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視作可以繼續合作的對象。

8月23日，何應欽向日本軍隊司令官岡村寧次下達訓令，要求日軍部隊就地擔當有效的防衞，保持交通線的暢通，等候國民黨軍隊抵達。同時還要負責收復被共產黨軍隊佔據的地盤。於是，首批到達汪精衞政府首都南京的新聞記者驚奇地發現，除了街頭零星的中國士兵和偶爾飛抵的美國運輸機外，“南京沒有絲毫光復的跡象……岡村依舊在外交部大樓裏高高在上……日本哨兵四處遍佈，奉命維持治安和保護他們的同胞……”

南京受降儀式結束後，何應欽與岡村寧次首次會見即表達出合作傾向。10月21日，何應欽邀請岡村秘密會面，談話在舊友重逢的友好氛圍內展開，何對岡村説：“我們應趁此培育中日合作趨勢，使子子孫孫繼續下去……我曾多次説過，中日開戰，兩敗俱傷，將使共產黨勢力坐大。此事不幸為我言中！” 

日軍侵華的頭號戰犯，原本以為自己必死無疑的岡村，花了近20天的時間，寫成了《從敵對立場看中共軍隊》的意見書，為蔣介石對付共產黨出謀劃策。蔣介石作為政黨首腦，一國領袖，毫無家國大義，為一己私利與戰犯狼狽為奸。在國民黨的積極運作下，岡村最終判決為“無罪”，日本侵略者逃脱了應有的懲罰，這也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沉渣泛起埋下了禍根。

除了與戰犯狼狽為奸，國民黨政府還縱容甚至重用漢奸。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即偽國民政府上海市市長周佛海。日本一投降，蔣介石就順勢將其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就這樣，臭名昭著的大漢奸，搖身一變成了抗戰的有功之臣，威風不減當年。當時一位記者這樣寫道：“目睹這幫往日常常欺壓他們的人依舊官運亨通，大權在握，老百姓只能發出怒吼。”

即便國民政府為了能夠最快速度搶奪勝利果實做出了種種妥協，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對淪陷區的接收，無論從政策上還是事實上，都呈現出失敗的結果。

彼時的國民黨政權是以蔣介石為軸心，包括不同派系的鬆散政治聯盟，接收直接關係着各派系在戰後的權力與利益的重新分配。各派系紛紛粉墨登場，採用各種手段，進行激烈爭奪，一時間“接收”成為了“劫搜”。 

在國民黨的接收工作開始前，原淪陷區的國民黨特務、漢奸，靠近淪陷區的部隊已對收復區完成了“兩輪接收”，劫奪了大量的現金、物資以及房產。 

待到國民黨正式接收開始，沒有紀律性的國民黨各級官員將接收工作變成了一場“爭奪戰”。有資料統計，當時接收機構多如牛毛，天津有26個，杭州有28個，北平有32個，相對“富庶”的上海僅“官方”接收機構就有89個之多。

不同系統重複接收，層層盤剝，有的敵偽資產甚至出現被國府、省府、市府三道封條並貼的可笑局面。光復區形成了“你搶我也搶”“文和武爭，官和民爭”“此封彼揭，封條重重”的局面。

混亂的接收局面伴隨的是貪污成風，更有甚者敲詐勒索，強佔民產，大批工廠、企業、商店在接收期間倒閉、停工、停業，給經濟帶來極大破壞，光復區民眾的生活甚至比日據時期還要艱難。以至於老百姓譏諷國民黨接收官員為“五子登科”，五子意為“金子、房子、車子、日本女子和麪子”。有人曾用“一洗再洗，如梳如篦”來形容國民黨接收過的地方。曾負責經濟接收的國民黨要員邵毓麟曾説：“政府因此而基礎動搖。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

1948年底金圓券改革失敗，民眾蜂擁衝擊銀行兑換黃金。

短短几年後，同樣的問題擺在了共產黨人面前。

1949年初，中共中央從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就在出發前不久，在西柏坡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報告中提醒全黨：“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為此，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號召。他還在會議上提議：不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毛澤東的這個提議不但得到了全黨一致擁護，而且成為全黨必須遵守的規定。

共產黨人是這麼説，也是這麼做的。

1952年2月10日，在保定市體育場，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公審大會，兩聲槍響如同驚雷，震驚了在場的2萬餘人，也震驚了世界。當時全國各大城市的報紙、電台以及港澳的一些新聞媒體，都對此案迅速作了報道。香港一家右派報紙驚呼：“共產黨殺了共產黨！”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日僑小川維熙説：“看到報紙發表天津的貪污案後，感到共產黨與其他政黨不同，共產黨偉大之處，是對不法分子不管他地位多高也要依法懲辦。” 

正是中國共產黨這種不徇私情、嚴懲腐敗的決心和行動，贏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擁戴和世人的無限欽佩，打消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疑慮，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威望。

“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複雜，應該説，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主席曾多次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歷史、告慰先輩，方可贏得民心、贏得時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無前”。

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世情、國情、黨情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共產黨人的“考試”仍在繼續，這就需要全體黨員時刻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歷史與實踐經驗告訴我們，黨的力量越壯大、黨的事業越發展，對黨本身的要求就越高，就越要不忘初心。正如在從西柏坡前往北平的“進京趕考”路上，毛澤東提起《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時説的那樣，“這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是要永遠讀下去的”。

共產黨人的答卷，還要繼續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