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户承包地退出，該退回集體，還是該轉為國有？_風聞

最近，農業部關於“農户承包地退出機制”的答覆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與討論。

在此，咱們就此話題展開一下，聊聊關於“農民退出，與中國三農未來發展方向，與當下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一些個人看法。

一、農民的身份制度，已經成為了當下和未來，中國三農和整體經濟發展的阻礙，該是進行改革的時候了。

在中國，農民不僅是一種職業，還是一種身份。

農民的身份，除了和工人等其他身份在社會保障體系上不一樣外，還關聯着承包地、宅基地等一系列“實物”權益。

中國的這種身份管理制度，其產生是事出有因的，並且在過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但，任何事物都是有利也有弊的，並且其利弊是隨着客觀條件與需求的改變而改變的，是動態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講實事求是，要講與時俱進，要講改革永遠在路上。

中國發展到今天，農民的身份制度已經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了。這一點應該是大部分人的共識，問題只是，到底該怎麼改？

二、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同樣已經成為了當下和未來，中國三農和整體經濟發展的阻礙，也該是進行改革的時候了。

新中國成立後，土地是分給各家各户的，是私有制。

後來，由於種種客觀和主觀原因，一步步改成了集體所有制。

再後來，隨着情況的變化，在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我們又搞了土地承包制，一直延續到今天。

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在過去，對中國發展的貢獻是巨大的，這是事實，是不能被否定的。

但，在當下，在未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否仍有利於中國的三農與整體經濟的發展，是值得探討的。

在筆者看來，集體所有制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選擇，在其基礎上的承包制更多的是一種“補丁”式的權宜之計。到現在，中國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該是需要改革的時候了。而且，改革的方向應是國有制。

三、中國三農的未來應該是，土地國有制下的農民職業制。

不管是從理論推導上，還是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上，亦或是從中國農村當下的現實狀況上，我們都可以得出同一個結論：

未來的中國，不需要現在這麼多的農民。

所以，如何合理安排農民的退出方向與機制，已經是一個雖不緊急但卻無比重要的事情。這不僅事關中國三農的未來，更關乎中國整體之未來。

農民的退出，無外乎私有制、集體制、國有制三個方向。在筆者看來，國有制是最好的選擇。

1、如果，退向私有制。

事實和理論均證明，土地私有制，既不利於保障糧食安全，也不利於保持社會穩定，更不利於國家的經濟建設，對國家發展與全民富裕而言是弊大於利的。

所以，筆者認為，退向私有制是不可取的，是堅決不能搞的。

2、如果，退回集體制。

退回集體，幾乎不具備可操作性，也不符合三農的未來發展方向。

首先，沒補償沒人願意退，給補償誰來出？讓農民或集體出，對於絕大多數村來説，都不太可能實現。讓國家出，不僅是給國家憑空增加財政負擔，更於理不通——憑什麼國家出錢，東西給集體？

其次，退回來的怎麼處理？承包地是留作公用，還是大家分了？如果大家分，該怎麼分？宅基地怎麼辦，是撤銷了，還是再分配？如果再分配，該如何分配（缺宅基地的村該怎麼分，不缺宅基地的怎麼處理）？

再次，農民的承包地與宅基地等可以退回集體，但是其在集體經濟中應該享有的其他資產該怎麼處理？是無償放棄，還是集體給其現金補償？如果給補償，該怎麼折算、怎麼給？

再再次，集體所有制是一種基於身份的“固化”管理模式，根本不利於資源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動（進不來，出去難），這與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注：不管是理論分析，還是事實證明，集體經濟都是不符合常態經濟規律的，只適用於特殊情況下的短期施行。

統觀全國，這麼多村子，有幾個村子的集體經濟搞好了？有幾個是村民滿意的？有幾個是經得起查的？少數的成功案例，是因為優秀帶頭人的偶然，還是制度合理的普遍規律？

如果，尊重農民自己的意願，讓他們自己選擇，他們會選擇集體經濟，還是會選擇分家單幹？

3、如果，退為國有制。

如果將承包地和宅基地退為國有，但將其他集體經濟部分的權益保留不變——放長時間，擇機解決。

那麼，通過一定時間的退出，我們就有機會和條件將全部土地統一轉為國有。

土地一旦成為國有制，那麼就能以此為基礎，建立起國家調控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進出自由的職業農民制度。從而，真正讓中國的三農“活”起來，為實現農業現代化創造出有利條件，讓農村發展可以做到科學規劃，使農民進城與市民下鄉暢通無阻。

土地一旦成為國有制，國家就可以通過土地的用途規劃，更好的實現糧食安全保障，更好的實現農產品的合理生產佈局與平穩供應調節。

土地一旦成為國有制，我們的共同富裕與社會穩定就有了更有力的保障，我們經濟發展的彈性就更加可控——既可以通過土地出租來調節農民數量，又可以通過國家投資的“改造自然”來調節經濟增長與就業崗位。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在未來，最適合中國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應該是國家所有制。並且，這種改革，應該納入國家整體經濟結構調整的宏觀統籌中，從當下就開始逐步實施。

四、立足當下，面向未來，將農民退出與房地產問題統籌考慮，通過合理設計，用一個方案解決兩個問題，並實現“三方共贏”。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才能從房地產經濟中平穩改出。

如何改出，改向哪裏，與本文無關，所以我們這裏不做討論。

但，一個基本的共識應該是，短期內，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整個社會的城市化進程發展，都離不開房地產行業。

同時，中國當前的房地產問題，又不僅僅是房住不炒的經濟風險問題，還有如何才能在穩定當前房價的前提下，在城市化進程中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共同富裕問題。

這筆者看來，中國的居者有其屋問題，主要在農民和農民子弟的城市有其屋問題，而不在原有的城市居民——絕大部分城市居民家庭都有城市房，這一點是確定的，問題只是夠不夠、好不好而已。

所以，如果我們將中國的房地產問題，與中國的三農問題結合一下，就可以設計出一個雖不完美，但卻真正可行的解決方案：

1、農民自願退出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統一收歸國有。但在一定時間內和一定條件下，農民可以繼續免租耕種和居住——放長時間，確保穩定。

2、國家按照農民退出的承包地與宅基地的面積等條件，給予其相應的在城市購房的資金補貼——在不同城市購房，補貼金額不同，具體由各地的地方政府確定。

3、購房補貼由賣房的地方財政出，國家給予其相應的建設用地指標。

如此一來，三方皆“贏”——農民，可以將自己的承包地與宅基地變現，解決一部分在城市買房的資金問題，相信絕大部有城市購房需求的農民家庭都會願意；地方政府，不僅實現了賣房賺錢（如果不想賺錢，也可以倒貼，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定），還得到了建設用地指標與人口，實現良性循環；國家，不用財政花一分錢，不僅穩住了房地產，還降低了高房價對實現居者有其屋目標的障礙。

當然，這一政策的實施，最好是房子由各地的地方政府統一蓋，而不是買開發商的房子。如果怕蓋了賣不出去，可以先預售——私人開發商不可以預售是應該的，但政府開發的項目完全可以不用作此限制。

注：也許有人會説，這種解決辦法，會不會對農民之外的其他人造成不公。

在筆者看來，公平永遠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一切都在於宣傳上的正確引導。

過去，搞“工農剪刀差”，農民補貼市民，農民沒喊過不公；現在，農民進城打工，税收給了城市，卻享受不到城市的社會保障與公共福利，這在實質上還是農民補貼市民，農民同樣沒喊過不公。

今天，農村佔地給補貼，尤其是城中村的各種一拆暴富，各地市民也未見誰喊不公。

所以，只要政策的出發點是為公，一切都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