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新中國，他付出了什麼？_風聞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要犧牲的。

只要走進那扇門，就意味着，你不能再從容地做一個學者，一個職員，一個教書先生，一個世俗意義上的兒子、父親、丈夫，你的全部生命，甚至你的家人和家庭，都將獻給那個最偉大的事業。

如果熟讀他的傳記，你就會知道，他作為一代學術大師楊昌濟的弟子，章士釗看好的青年才俊，湖南長沙師範附小的校長，《湘江評論》的主筆，國民黨一大中央候補委員，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即使不上井岡山，他也前途無量，他靠才華、文筆、人脈，就能讓自己和家人過得很好。

但是他沒有，他離開了普通人羨慕的那個”上流社會“，他打着雨傘、穿着草鞋走進了山谷、叢林、礦坑、走遍了那個在20世紀初被主流輿論遺忘的那個世界，和那羣面色黧黑、手腳生着繭子的人們站在一起，他用寬大而温暖的雙手，握住那些生滿老繭的手，聽他們的聲音，教他們道理，為他們服務。

他冒着被殺頭的危險，趟出了一條血路。

為了這條路，他失去了很多很多。

他要犧牲個人的幸福，他要失去令人羨慕的前途，他甚至不能像一個正常的兒子、父親、丈夫那樣享受世俗的平安喜樂；他甚至要失去自己的親人、朋友、同志和愛人。

他的妻子、兒子、侄子、堂妹、弟弟……他的六位親人，都倒在了這條路上。

他的大弟，經濟天才，追隨他參加革命，擔任過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經理、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閩粵贛軍區經理部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部長等職，是紅色財經工作的開拓者，前途無量……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殘忍謀殺。

他二弟，紅三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吉安縣委書記、中共永吉泰特委書記兼紅軍獨立五師政治委員等職，曾因為反對王明左傾，被扣上“羅明路線”的帽子，中央紅軍長征後，奉命留在蘇區，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央蘇區分局委員、紅軍獨立師師長。1935年，在艱苦的轉戰中，被叛徒出賣，為掩護同志撤離而中彈犧牲，時年29歲。

他的堂妹，從小出身貧苦，被他從封建婚姻中解救出來，追隨他參加革命，性格剛烈，意志堅定，曾擔任婦運委員，參加湘南起義，她帶領游擊隊員，襲擊挨户團，打擊土豪劣紳，炸燬縣衙，破壞鐵路和敵人通訊設備，使敵人聞風喪膽，是著名的“女游擊隊長”。她在給親友寫信時，總要在落款處畫一柄利劍。她説：“劍與建同音，“澤建”就是“澤劍”。我喜歡利劍，它所向披靡。我們革命者就要象利劍一樣，對敵人毫不留情。”

1928年，她在游擊戰爭中因寡不敵眾被俘，獄中飽受酷刑折磨，怒斥敵人：“要我投降，除非太陽從西山出，湘江水倒流。1929年，她犧牲在刑場，年僅24歲。

她在獄中寫過一封家信：“我將斃命，不足為奇。……現在各處均在反共，這是我早就預料到了的。革命輕易的成功，千萬不要做這樣的奢望。但是，人民總歸要做主人，共產主義事業終究要勝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萬死也無恨。到那天，我們還會在九泉之下開歡慶會的。”

他的侄子，也是二弟的孩子，在家庭的影響下，從小就心向革命，要繼父之志，報父之仇，他在《試述各人的志願》一文中寫道：“青年想要達到成功的目標，非要吃苦不行……我也想做一個改革社會的人物，為國效力，推翻侵略者，使世界變為和平的世界”。

1945年9月，他在湖南參軍，入王震率領的359旅，後任中原軍區幹部；1946年6月29日，參加中原突圍，隨359旅自湖北大悟縣宣化店出發，經湖北、河南等地到達陝南；次年秋，護送張文津、吳祖貽等赴西安參加和平談判的途中，在陝西省寧陝縣東江口鎮被國民黨部隊截留，蔣介石授意胡宗南“就地秘密處決” ，一行四人慘遭殺害，被活埋在城隍廟背後，時年19歲。

他的妻子、知己、愛人，在大革命失敗後，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堅持地下革命工作，她被捕後，父親生前摯友章士釗、蔡元培等名流開始營救她。南京政府屈於外界壓力，致電國民黨軍閥何鍵，囑其緩刑。何鍵答應：只要她自首，宣佈與他脱離夫妻關係，就可以獲得自由。楊開慧拒絕了。面對敵人的種種威脅，楊開慧毫不畏懼地回答：“我****死不足惜，惟願潤之革命早日成功，犧牲我小，成功我大，我死後，希望家裏人不作俗人之舉！”

1930年11月14日，她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英勇就義，時年29歲。

他的孩子，8歲時隨母親入獄，從小飽經磨難。

在監牢裏，他時常看見有叔叔阿姨唱着《國際歌》走出牢房，走向刑場。他問媽媽：“什麼叫飢寒交迫的奴隸？”媽媽説：是那些被富人、軍閥欺負的老百姓，是那些敵人殺死的烈士……

他年幼時和弟弟流浪街頭，從未享受過家庭的温馨，長大後只是成為了一名普通的工人和戰士，為抗美援朝、保家衞國，他主動請纓奔赴朝鮮戰場，後被美軍轟炸機向志願軍總部投下的大批凝固汽油彈引發的熊熊烈火吞沒，犧牲時年僅28歲。

他們一家人，為了革命，為了新中國流盡了血。

他説：“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他和他的同志們，在那個時代不但要遭受敵人的追捕、屠殺、污衊；他們甚至還要遭到自己人的誤解；哪怕在今天，他依然會遭到許多人的誤解、乃至於污衊。

今天的我們，即便愛戴他、崇敬他，都無法想象他是如何面對這一切的。

如果生在一個太平世界，普通人追求的不就是讓自己和家人過得更好嗎？

王安石有詩云：“願為長安輕薄兒，生於開元天寶時，鬥雞走馬過一世，天地興亡兩不知”……你要承認，這個世界大多數人都是普通人，雖然我們有着一些善良、勇敢、堅韌的品質，但我們同時也是庸俗、功利、怯懦的普通人，我們所追求的，只是讓我們自己和家人過得更好。

我們得感謝，我們不是生於一個和平的時代，而是一個和平的國家，我們頭頂上沒有炸彈，我們江河裏沒有敵國的軍艦，我們身邊沒有侵略者的駐軍。

但他沒有那樣的福氣，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不是一個太平世界，它甚至都不是一個正常、完整的國家，帝國主義侵略，封建地主壓榨，軍閥土匪盤踞，買辦政府買國，人民在苦難中掙扎，1840年以來，洋務派試過，維新派試過，太平天國試過，義和團試過，同盟會也試過……但都失敗了，黑暗不是越來越淡，而是越來越濃烈…..

在一個混亂、腐朽、黑暗的舊中國，他沒有選擇避世，沒有選擇隨波逐流，而是選擇——為了中國，為了中國人民，拼盡全力去試一次。他得找到一條路，讓中國能夠擺脱三座大山的剝削和壓迫，讓中國人民能夠活得像個人。他追求一個天下大同、人人平等的新世界。

他為了這個目標，奮鬥了一生。

他出生的時候，中國是一個貧窮、弱小、列強環伺、四分五裂、半封建半殖民地、90%的人都是文盲、大多數人不知道為什麼而活的中國。

他去世的時候，中國是一個完成工業化，完成掃盲，擁有兩彈一星，“遍地英雄下夕煙”，“六億神州皆舜堯”，冉冉如紅日東昇的中國。

不求每個人都記住他的功業和犧牲，只求有人能夠記得他走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