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雙標批判雙標？看印學者如何反擊西方媒體抹黑…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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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以布拉馬·切拉尼為例，印許多專家慣用惡意視角觀察中國——“債務陷阱”“水炸彈”等流行反華敍事均出自他手。然而，面對西方媒體對印疫情海嘯的“不公”報道，切拉尼又擺出一副義憤填膺的正義姿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印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壓迫時，其實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但如同切拉尼，一大批印度學者被眼前的地緣政治利益矇蔽，對中國遭受的不公視而不見。因此，當他們試圖反擊西方攻訐時，就因“雙重標準”而顯得蒼白無力，反而透出“輪迴報應”的黑色幽默。**值得注意的是，印學者敢於吶喊發聲、善於胡攪纏鬥，尤其是利用日本媒體等第三方平台反擊美西方言論，這點值得中國媒體和學者參考借鑑。南亞研究小組特此編譯本文，供讀者批判參考。

報道大型悲劇性事件的最基本原則是對受害羣體保持應有的同情和尊重。然而，以“國際媒體”面貌出現的西方媒體卻常常“奉行雙標”——儘管他們在報道國內事件時恪守這一原則，但卻在報道非西方社會的災難事件時對此置若罔聞。

對印度第二波疫情“海嘯”的報道就是很好的例證。西方媒體用充斥着大量死者照片和駭人場景圖片的新聞大肆宣揚疫情下印度的不堪，但在此前深受疫情衝擊的美西方對自己國家總體上並未出現此類報道。值得一提的是，歐洲和美國因疫情死亡人數佔全球一半之多，但西方媒體在報道時卻懷着“悲天憫人”的態度，避免這些令人恐懼的照片出現在公眾視野內。

 即便是在疫情最為嚴峻的時期，歐美電視台的工作人員也不會闖入急診室，揭示醫護人員有多疲憊不堪。然而，這些西方媒體卻通過高清影像肆無忌憚地向全球展示印度醫院狀況，完全不在乎冒然闖入是否影響事關生死的急救活動。更有甚者，歐美電視記者瘋狂湧至因疫情而痛失親人的印度家庭中，將他們的私人悲痛暴露於公共視野中，供西方世界消費。

 相比之下，西方媒體在報道本國悲劇性事件時，就顯得小心謹慎得多。例如，在報道紐約市為早期疫情死難者所挖掘的巨型墓地時，媒體配以煙霧繚繞、樹木成蔭的圖片來緩和死亡的壓抑氣氛。相反，在報道印度疫情時，西方媒體總是配以諸如在火堆上燃燒着的屍體等令人心痛的照片，簡直唯恐天下不亂。

 喪葬之火在西方小説、遊記和有關印度的繪畫中是非常經典的比喻載體。西方媒體通過將鏡頭對準燃燒的火堆，來滿足西方觀眾對印度教火葬死者傳統的病態迷戀——儘管火葬這種環保做法在西方國家也越來越流行。然而，他們卻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擅自展示印度火葬駭人場景是極其荒誕的，且是對印度這種私密傳統的極度不尊重和嚴重冒犯。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媒體在報道國外災難時的“文化遲鈍”早有先例。在報道2011年福島核事故時，西方主流報道大肆渲染駭人聽聞的核輻射泄露，卻不重視報道事故受害者。同時，報道中充斥着針對文化和種族的刻板印象：留下來處理事故核反應堆的工人被稱為“核武士”“人祭”“核忍者敢死隊”。

 事實上，由於對該地區10萬居民的預防性疏散，福島並沒有因核輻射發生傷亡。但這並沒有阻止西方媒體為博眼球，將福島事件對比切爾諾貝利事件進行虛假和煽動性報道。結果，國際貨船開始拒絕停靠日本港口，即使這些港口離福島很遠，一些國家甚至從東京和日本其它地區撤離本國國民。

 對於非洲，西方媒體也是如此。在他們的偏見下，非洲被描繪成一個充斥異教徒部落、無盡災難、人們臉上鮮有笑臉的絕望大陸。其實，2014至2016年席捲幾內亞、利比里亞、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最終導致了11325人死亡，這個數字與三個月前美國因新冠肺炎疫情兩天內死亡的人數並無二至。

 儘管如此，西方媒體報道埃博拉疫情時卻始終圍繞裹屍袋、奇葩喪葬習俗、西非落後的葬禮。例如，2015年普利策專題攝影獎授予了一位自由攝影師，他跟蹤西非收屍人，為《紐約時報》拍攝並記錄西非人民的苦難、死亡以及絕望。

 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在2020年的普利策獲獎及提名作品中沒有一個相關新冠肺炎疫情——這場21世紀全球最嚴重的公共衞生災難。2021年6月頒發的普利策獎也沒有授予任何一個記錄西方慘淡疫情的記者。

 由此可見，西方媒體只有當災難發生在遠離本土之地時，才會肆無忌憚地報道苦難、悲傷、絕望、無助。畢竟，他們鏡頭下很少見到美軍士兵的屍體，但同時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區戰爭死難者的照片卻隨處可見。

 儘管英美媒體佔全球傳媒的主導地位，但也並非鐵板一塊。一些西方媒體也不排斥如實報道本國惡性事件。但西方媒體的總體行為模式是明確的——即報道異鄉悲劇性事件時傾向於灌輸文化成見、侵犯隱私和尊嚴，儘管這些行為在報道本國時完全不被接受。

 西方媒體的“雙標行為”造成的國際負面影響尤為強烈，因為很大程度上，他們報道新聞的方式塑造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知。正如埃博拉疫情期間，聳人聽聞的報道使大眾感到疫情比預期更加嚴重，病毒傳播規模更廣。事實上，埃博拉病毒的感染和死亡病例侷限在三個西非國家，但公眾視野中似乎整個非洲都深陷埃博拉疫情之中。

 新聞工作者的職責是傳達事實，而並非是通過入侵、偷窺、販賣非本土地區民眾的隱私和痛苦為自己博得名利。卓越的新聞報道能夠超越陳詞濫調和對駭人聽聞爆炸性效果的過度依賴。隨着新冠病毒迅速變異，我們急需更負責任、更顧及他人感受的新聞報道。

本文編譯自The Japantimes雜誌2021年05月30日文章

原標題為The Western news media’s lurid  Orientalism

作者Brahma Chellaney為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戰略研究教授

編譯：葉維傑 | 審校：陳安瀾 杜文睿

本期編輯：杜文睿 陳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