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有座“夾縫”上的美術館：Museum on the Seam_風聞

每當我乘坐耶路撒冷輕軌經過Shivtei Yisrael這站附近，都能看見一座像被遺棄了的建築。這座建築有着希臘科林斯式的拱門，陽台被炸的破破爛爛、搖搖欲墜，甚至還裝上了狹窄的裝甲窗。這座建築在一片正統猶太社區中顯得格外突兀。其實，它非但沒有被遺棄，而且還是一座頗具盛名的博物館：Museum on the Seam，意為“夾縫上的博物館”。

這座博物館的官網將其稱為“關於社會政治的當代藝術博物館”，以“討論有爭議的社會問題”和展出與政治有關的話題而著稱，為一些由於身份不能進入官方展覽的藝術家提供了平台。這座博物館因其獨立和尖鋭與主流的美術館有所不同。Museum on the Seam被紐約時報稱為世界上二十九個“死前必去的文化類旅行目的地”之一。

一、建築物的名稱、地理和歷史

 “1949年的停戰線將耶路撒冷分為東西兩側。那一年，加沙地帶被劃歸埃及，西岸——包括東耶路撒冷——劃歸約旦（編輯者注：西耶路撒冷則由剛剛成立的以色列佔據）。這座三層樓的建築恰好坐落在這座城市的以色列和約旦統治兩側的邊界上——即東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之間的接縫處。由於其位於曼德爾鮑姆門(Mandelbaum Gate)以南，區位上具有戰略意義，所以它一度成為了以色列的軍事前哨。只有聯合國和外交人員……被允許穿過大門。這裏是曾經統一的巴勒斯坦城市不同部分之間的官方中轉站，它的一個重要功能是防止巴勒斯坦人通過新設計的邊界返回家園進入“西耶路撒冷”。後來，以色列於 1967 年發動六日戰爭並奪取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後，也吞併了東耶路撒冷。”（摘自Awatef Sheikh，Jerusalem’s Museum on the Seam: Artful Dodging）

官網上簡潔地介紹了這棟建築的歷史：“由 Baramki 家族於 1932 年建造的新古典主義建築。”但是，官網並沒有寫的是Baramki家族是一個巴勒斯坦基督徒家庭。Andoni Baramki是一個建築師，他從 Hasan Tourjeman 手中購買了一塊空地。Baramki 至今仍然保留着耶路撒冷土地註冊處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寫成的購買契約副本。在這塊空地上，他建起了一座三層樓的住宅。牆壁上的裝飾、門、窗户，都採用了直線條以及使用磚石架的跨拱形，融合了巴勒斯坦和希臘的風格。直到 1948 年，這家人一直住在這所房子裏。與許多其他巴勒斯坦家庭一樣，Baramki 一家在以色列建國的第一次中東戰爭（即巴勒斯坦人所説的大災難）期間被迫離開耶路撒冷。在Baramki一家1953 年搬到拉馬拉北部的 Birzeit 村之前，他們曾作為難民生活在加沙。

 1948年，這棟房子被哈加納佔領，並用作前沿軍事陣地，成為了以色列的軍事前哨，名叫Tourjeman Post (前哨)。雖然Tourjeman 這個名字的因為結尾的“-man”而聽起來像是歐洲猶太姓，然而這卻是一個不折不扣阿拉伯名字。(哈加納是1920年至1948年代表巴勒斯坦大多數猶太人的猶太復國主義軍事組織)

 1967 年六日戰爭後，整個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都被以色列佔領至今。當時，曼德爾鮑姆門被拆除，Tourjeman前哨也結束了使命，建築師想要回房子，根據以色列於 1950 年頒佈的缺席財產法，Baramki 的家庭住宅已被移交給以色列缺席財產託管人使用。他多次想要回自己的房產，但每次被以色列方面拒絕了。

 “在東、西耶路撒冷邊界開放的那一刻，即從 1967 年開始，他（Andobi Baramki）開始去看這座房子。直到他 1971 年去世，他每天都從拉馬拉到耶路撒冷，只是站在房子前面，看着它。甚至連帶他來的出租車司機都會來找我丈夫説‘Gabi，我們看到你父親來看這所房子，好像他失去了一個情人。’他心碎了。” Andoni Baramki的兒媳回憶道。（摘自Mary Pelletier，‘They tell lies’: Israel’s ‘museum of coexistence’ erases Palestinian history）

Baramki家族再也沒能要回自己的家。Andoni的兒子Gabi Baramki曾是巴勒斯坦Birzeit University的校長，而他和家人也不被允許進入自家老宅。和父親一樣，他也只能站在外面遠遠地望着這座建築。

1999 年，Baramki家的這棟房子變成了Museum on the Seam。這座博物館一直得到德國Georg von Holtzbrinck家族和耶路撒冷基金會的資助，策展人Raphie Etgar立志將該博物館發展成為致力於對話、理解和共存（Co-Existence）的著名當代藝術畫廊，為在關於以色列和中東的話語中的新聲音提供一個平台。“他們在一位德國支持者的資助下建立了博物館。”

六日戰爭期間，這座建築遭受了猛烈的炮擊，至今仍可見其痕跡。Gabi Baramki 回憶道：“牆上的彈孔仍然存在。狹窄的裝甲窗，見證了約旦狙擊手向以色列房屋開火的情景。被轟炸過的正面和被炸燬的拱門，兩個陽台，以及用水泥堵住的窗户，這些損壞並沒有修復：它被以色列方面決定作為見證保留……然而，見證什麼？” （摘自Suad Amiry，Gabi Baramki Visits the Museum of Coexistence）

**博物館內象徵共存的圖像。（也被做成了貼紙、明信片等周邊產品）**Source：Museum on the Seam

二、我的獨家遊覽路線

每次去這家博物館，我都習慣從屋頂開始參觀。站在樓頂，看到城市的全景。無論生活在這裏多久，在內心裏我始終是一個遊客，可以認出地方很少。周圍是正統猶太人社區，而我熟悉的只有在北部的Mt. Scopus（瞭望山）和我們希伯來大學那個火炬狀的標誌。在屋頂上俯瞰，有時候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士兵在巡視——可能是因為這裏原來是軍事哨所吧。我爸爸當兵的時候軍事地形學幾乎滿分。根據我發給他的照片，他告訴我：從室內的裝甲窗望去，面向的正是東耶路撒冷。

今天要選擇性記述的，是一場名為“Life/ Still Life/ Land”的展覽。這是策展人Raphie Etgar在這裏工作了二十多年後的最後一次策展。他用37位本地藝術家的新舊作品，以冷靜的視角呈現出這個社會中的一些尖刻的問題。

政治海報: David Tartakover：United colors of Netanyahu, 1998

David Tartakover被稱為以色列圖形設計界的“教父”。他也是一位政治活動家。他喜歡對海報進行重組或編輯，藉以呈現出在政治上具有挑釁性的視角。這幅作品模仿了Benetton（貝納通）公司一份名為“United Colors”的海報。Benetton公司喜歡通過運用種族、民族、宗教相關的刻板印象來製作一些帶有爭議性和挑釁性的廣告海報。在這裏，藝術家使用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擔任以色列總理期間與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在紐約度假的照片。在照片中，一家人坐在外面，身邊簇擁着眾多保鏢。這幅海報將作為居家男人的總理形象與當時以色列社會中的安全要求進行了對比。

在樓梯牆上，還有一件他的海報，題為Truth Springeth Out of the Earth（真理從地裏湧出）,1985.

“Truth shall spring out of the earth; and righteousness shall look down from heaven."

刺梨也叫仙人果，是仙人掌的果實，外面長刺，內部甜蜜，是一種可口的水果，而仙人掌叢也是一種自然圍欄，標誌着家庭土地的界限，保護着一個個家庭。此外，仙人掌既象徵着在以色列出生和長大的以色列猶太人，又象徵着像灌木叢一樣在複雜的現實中倖存下來的巴勒斯坦人。多年來，這兩種對立的身份在當地藝術中得到了表達，而帶刺的灌木也成為了出生在這個國家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象徵。在巴勒斯坦口語中，“Sabar”的意思是“耐心”，而在希伯來語中，這個詞描述了灌木在乾旱氣候下吸水的質量。因此，這個圖像代表着共享這片土地的兩個人，至少指出了他們的共同特徵。

Dana Levy: Last Supper，2011

Micha Ullman：Sand Table，2020

這種前雕塑後圖像的布展方式並也出現在上圖的作品中。在Dana Levy的影像面前是Micha Ullman的雕塑。Dana Levy的視頻反思消費對環境的影響。視頻裏的殘羹剩飯，歪歪倒倒的餐具，都反射在Ullman雕塑的玻璃櫃面上。她的影像作品向來以富有詩意著稱，自然、環境和人類歷史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兩件作品放在一起來看，以一種敏感而富有詩意的方式，讓我們意識到地球上所有領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演進。同一種全球現象在不同地理環境中被衍射，並融入身體、生命和景觀中。

Dana Levy以不乏詩意的方式拍攝垃圾，讓我想到中國當代藝術家姚璐創作的垃圾山。這幅作品也是用具有美感的古典形式表現一個缺乏自然美感的意象。他借用了宋代繪畫的風格。乍一看以為是青綠山水，實際上是用綠色防塵布、建築垃圾為素材，加上若干亭台樓閣與小舟，拼湊成一個個精心構思的青綠山水圖，而裏面的人物是戴着安全帽的建築工人。這副作品也似乎對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Reuven Hasak：Gall and Wormwood, 2019

在美術館陽台上，人們不僅僅能俯瞰城市全景，還能看到一個雕塑羣。黃銅雕刻的面孔充滿了怪誕、畸形的頭顱和大大張開的嘴吧。有些人物形象被生鏽的鐵絲網覆蓋，頭骨重嵌入了釘子。面具的殘酷,反映了創作者對巴以政治僵局的理解。據説，這組雕塑與1984年被稱為“300路公交車事件”有關。在這起事件中，四個巴勒斯坦人劫持了一輛以色列公交車，最終導致了人質或若干以色列軍警的死傷。

（篇幅有限，僅選取幾件作品）

三、觀後感

通Museum on the Seam超越了自身所處的現實，把自己放在一個全球大環境中去觀察、思考和反思政治和社會問題。2005年，Museum on the Seam成為以色列第一家反映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當代藝術博物館，以促進平等、人權和多樣性為己任。這座博物館時常舉辦各種展覽，涉及巴以問題、環境問題、資本主義的影響、公眾良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等話題。有些展覽也着力抒發個人在技術時代的孤獨。這些多元的主題和思考似乎想向世人證明，博物館地處的耶路撒冷是一個包含不同元素的集合體。

然而，“強調城市的多元文化本質也是一種忽視問題的方法。”（摘自Hudson, Kenneth，How Misleading Does an Ethnographical Museum Have to Be? ）我們需要注意，Museum on the Seam背後是業已成形的以色列身份。這裏已經屬於以色列，其敍事的多元性也只能存在於以色列社會、以色列文化和藝術精英對歷史和現實認知所能允許的範圍內。很多作品所呈現的反抗與反思以及它們所關注的社會問題，如個人與社會間的矛盾、對環境問題的反思，仍然有明顯的“西方”屬性。

在理想的狀態下，一家定位為反思社會問題的耶路撒冷博物館應該給不同的聲音提供一個平等辯論的場所，訴説不同的故事。不過，我留意了一下，雖然展品的標籤使用了希伯來語、英語和阿拉伯語三種語言，但全場沒有一處出現過“巴勒斯坦”這個詞，甚至沒有提及過這棟建築曾經的阿拉伯基督徒主人。因此，雖然這座博物館地處東、西耶路撒冷的地理交界處（on the seam），雖然展品也偶有巴勒斯坦元素，但巴勒斯坦社會本身最多仍然只是被動地等待以色列精英藝術家（包括左派人士）擇取的藝術元素和靈感來源。在這個平台上，他們仍然缺乏主動發聲的機會。

看完展覽後，我看到一個觀眾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向前台工作人員抒發自己無處安放的感受。我聽見她説：“Love your neighbor，but don’t pull down your hedge。”如果説展覽中對阿拉伯人的偶爾呈現以及對阿拉伯藝術家作品的選取體現了某種對鄰居的愛或至少是包容的話，在思想、感情、話題選擇、東西方意識和基本的話語權上，布展者其實仍然沒有越過巴以之間的藩籬（hedge）。

作者按：我的專業領域是美術史和考古。以色列當代藝術只是我作為一個外行的業餘興趣。因此，我的觀察只代表我個人觀點，不是專家意見。此外，想要看懂以色列的這類展覽頗有難度，這是因為他們的創作很大程度上與政治、社會、文化、宗教緊密結合，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語言。在這個充滿緊張的衝突和矛盾的地方，藝術真的有力量帶你離開它們，可謂一種短暫的療愈。我能做的就是寫下來我看到的，我想到的。有些作品，我無法解釋，但提出了問題，而這非常重要。至於作品的意義，是需要通過文本與讀者之間、以及圖像與觀看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來構建的。作品的次要情節，有時候可以很輕易地被推斷出來，有時候則需要觀眾一點點地挖掘，到第二眼或第三眼才能有所發現。也有一些令人不寒而慄的創作讓你有一種強烈的不適感。總之，只要願意去看，總會有感受到屬於你自己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