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同富裕真正的“卡脖子問題”：微觀社會組織層面如何改善和優化初次分配_風聞

任爾東西南北風，風華百年正當時。

過去的20年間，我國已經從數千年之久的農業社會，正式邁入了工業社會，從農耕文明邁向了工業文明，並在最近的10年間開始迅速地、史無前例地走向了知識經濟時代。

“知識經濟時代，人們創造財富的方式和致富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國並不缺乏科技致富的種子，而是尚缺乏使種子生長的土壤。這種土壤就是創新機制。……我們國家和企業正在培育和發展這種土壤”。—— 早期 華為公司人力資源委員會文件 文摘

知識或者説知識勞動，現在已經成為或正在成為整個國家社會創富、致富的第一要素，即首要的財富之源。

最近一段時期，“共同富裕”的話題成為了媒體關注的一個熱點，這自然有其存在的某些依據。

【一是針對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趨勢的一些顯性因素國家已經頻頻出手，但短時間內尚很難得到有效的遏制。二是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降低之後，勞動人口之前水平的收入預期在相當一部分的人羣當中仍居高不下，有些勞動者不只與他人橫向比較後的收入水平下降了，而且與自身縱向以往的收入水平相比也減少了不少，在付出與回報方面的獲得感降低了（勞動者的生命週期是客觀的，只此也不能説這完全不正常），在後面一個顯性因素刺激甚至挑撥下，心理很是不平衡。那就是單純的資本食利者，或過度投機，或過度虛假包裝私慾膨脹形成經濟泡沫而發財的人，在過去的10年裏增加了不少，早期創業的老一代企業家的企業家精神有所減退，“創二代“們的企業家精神並沒能與時俱進地跟上來。四是一些地方媒體及自媒體輿論導向錯誤，好壞不分，善惡不明，甘於“三俗”，自以為是，自娛自樂，為虎作倀】。

事實上，大家也都已經明確，共同富裕並非是要退回到計劃經濟年代後期的某種分配上的絕對平均主義，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漫長時期，有貧有富將長期存在，要努力避免的是貧富懸殊，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發展到惡化、惡搞的程度，引發社會和整個國家政治動盪，這是其一。

其二，共同富裕同時並不意味着要“劫富濟貧”，甚至“殺富濟貧”。我國業已展開並已取得了階段性巨大勝利的扶貧脱貧事業，確也已經再次證明：有效的脱貧只能是“扶貧”，扶是輔助，是幫助，是雪中送炭；而由“濟貧”到脱貧，往往事與願違，既難達到使勞動者主體真正脱貧的目的，更容易導致其再次返貧，甚至陷入越“濟”越喪失努力脱貧內在動力。

這可以説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偉大發展歷程的兩點最基本的實踐經驗。如果尋常百姓茶餘飯後業餘的閒聊、攀談，涉及到一些具體的事實或個人經歷，模模糊糊地議論一番，或發發個人的牢騷不足為奇，我想也沒有刻意發揮，非要上綱上線爭論一番的必要。

但倘若一些專家學者，或已經有了一些社會知名度的所謂經濟學家還在此類問題上語焉不詳，或模模糊糊，或異想天開，就顯得過於天真了。再倘若一些專家學者不明就裏，橫是趕上來湊熱鬧，儼然以行業專家的架勢，既不老老實實地開展社會調查研究，也疏於認真讀書，多多瞭解一些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已經有了的一些管理實踐探索，治理經驗，或信口雌黃，或標新立異，則無助於正題。

“共同富裕”是鄧小平等老一輩政治家早已提出並加以闡述明確了的一個概念。儘管，何謂共同富裕並不能精確地加以量化，基本屬於一個定性的概念，但也並不妨礙這方面的學術專業人士通過一套嚴格的觀察、識別和試驗方法，發現和評估社會的某些方面是否已經量變到質變。定性方法屬於科學方法，顯然它既不是“臆測”，也不是“預感”。

共同富裕的概念搞明白了。接下來的重要問題便是如何才能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這裏需要再次説明和強調的是，共同富裕不是一個可以絕對量化、標準永遠固定的指標性的東西。

共同富裕更好的一種理解是：貧富分化趨勢是否已經導致大量社會矛盾沉澱、累積，且倘若任由一種趨勢繼續下去，多個領域社會矛盾循環惡化，人人自危，又各自無奈，積重難返，將來社會救贖，社會復元需要付出犧牲的代價將無比地高昂的時候；倘若如此，則預示着整個國家社會已經到了需要自覺反思，道義迴歸和價值再造的歷史時刻。

經濟是基礎。奢望一個不需要經濟發展進步的自由社會，是法西斯納粹主義的一個妄想，“二戰”時期的德國和日本，皆由政治極權主義發展到軍國主義，引發世界戰爭，舉世災難。

工商企業是市場經濟微觀的組織基礎，也當然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的組織基礎。

市場經濟國家進入工業社會之後，長期政治穩定的一個實踐經驗是，持續穩定地擴大、造就出社會的中產階層；然後，通過國家税收等法治或政策手段，即通過二次分配扶助、幫助或保障社會最基層的民眾也可以安居樂業。

最後，是藉由且主要是處於社會最頂端的富豪階層，出於道德約束，信仰激勵，自覺自願的慈善行動，或發展社會公共服務事業（教育、醫療等）、福利事業（面向老、弱、病、殘障人羣的慈善事業等），或扶貧濟困。

持續穩定地擴大、造就社會的中產階層，根本上無法通過中央政府的強制力量，即難以或不宜通過税收法制或政府權宜政策指引的方式去實現。因為這很容易導向極權主義，遏制市場法則，並嚴重抑制市場經濟活力，陷入教條、機械、僵化社會病態。

持續穩定地擴大、造就社會的中產階層，根本上有賴於持續不斷地改善優化初次分配，有賴於微觀經濟主體通過充分發揮和弘揚創新與企業家精神，真正走向“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要素分配為輔助”的發展格局。

換句話説，工商界的企業家階層、經濟學界和專家智庫，重在探討新形勢下符合新時代發展要求的“按勞分配為主體”有哪些可以嘗試、實踐檢驗的具體的實現形式、實現方式。

換句話説，走向共同富裕的希望之地首先在企業，在企業家階層，企業家羣體（包括教育、醫療等微觀社會組織的領導層、管理者）。希望既非是在企業家、企業主個人，根本上也不在中央政府。

換句話説，“劫富濟貧”或“殺富濟貧”，走向共同富裕無論如何當然是行不通的。試圖或者期望能夠通過國家税制改革後加大二次分配的範圍和力度，由此走向共同富裕的設想很可能註定將是無效的；除了徒然增大中央政府的政治和輿論壓力外，對整個國家社會的長期發展進步而言，卻無益處。

共同富裕絕對難以“實現”—— 一蹴而就，因為共同富裕在可預見的未來，仍長期具有其歷史侷限性，即只能是相對的。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整個國家社會走在走向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