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最早的現代罷工之一-西曆1844年香港反人口登記法罷工_風聞

反人口登記法罷工

梁寶龍

　　1841年1月，英軍在上環水坑口街（Possession Street，意譯為佔領街）登陸，佔領香港，激化了香港的政治、文化、經濟生態，產生了現代工人階級，衍生工人運動，直接或間接影響中國的政治氣候。

　　當時，港英只是管轄港島一地，英國將香港改稱為維多利亞城（Victoria City）。是年5月，港英公佈的人口總數為7450人，其中有村落居民4350人，水上居民2000人，商販800人，工人300人。工人中有130人是洋務工人，其餘為苦力和工匠，聚居在上環至金鐘[1]。

　　1844年10月19日，第二任港督德庇時（Sir John Francis Davis，戴維斯，1795-1890），為了整頓治安，遏止三合會活動，同時也為增加財政收入，公佈《人口登記法例》，設置總登記官署，首長為總登記官（Registrar General），規定所有香港居民不論華洋，每年必須登記1次，同時徵收人頭税，每年歐美人士5元，華人1元，同時進行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記，錄得全島人口共23,988人。英商自命高人一等，認為法例把歐美人士與低下階層、重犯一樣看等，兩者的差別只是1元至5元之間，視為奇恥大辱。107名歐美商人聯署上書港督強烈反對。另一方面，法例的中文本把華人每年繳税1 元誤譯為每月1 元。當時，苦力每月只能賺取2-3元，繳税將會佔收入近半數，反應強烈。英商除向倫敦告狀外，亦通過買辦煽動華人起來反對[2]。

　　10月下旬，市中心街頭出現《華民公啓》揭帖，號召華人團結一致，踴躍參加罷工、罷市，如果港英實施《人口登記法例》，離港回鄉，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又稱渣甸洋行）通過買辦，鼓動市民罷工、罷市反對《人口登記法例》[3]。

　　10月31日，港英和各大商行僱員罷工，抗議《人口登記法例》[4]。

　　11月1日，罷工蔓延到港口落貨工人和艇户[5]，還有建築工人和各類工匠，甚至連華人商店和市場也關門休業。德庇時態度強硬，拒絶妥協。3000餘人市民離港回鄉[6]，全港經濟活動幾乎停頓。

　　11月2日，德庇時被迫讓步平息民怨，暫緩執行《人口登記法例》，並於11月13日修改《人口登記法例》，取消人頭税，豁免歐美人士及高收入人士登記，低下階層華人仍需登記，成年男性每年向總登記官登記，經證明是良民，發給登記證，新來港人士必須在1天內向總登記官辦理登記。

　　德庇時是向華人屈服還是向英商讓步呢？戴維斯屈服於中外人士團結力量之下。華人採用離港回鄉的鬥爭方式，對港英的打擊是嚴重的，這種鬥爭方式一直沿用至1925年省港大罷工，中國的政治起了巨大的變化，香港本土主義日漸抬頭，省港走向疏離，離港的鬥爭方式再沒有出現。

　　當時香港工人沒有獨立的組織與活動，組織上依附手工業行會和三合會，同時亦是華人蔘與社會活動的基本方式與主要途徑。香港最早的手工業行會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出現的洗衣、製鞋業行會[7]，它以業務為紐帶，以保障本行業和行業成員的利益為目的，組織範不超越本行業的界限，會員只限於同業，行會大多是勞資共同體，資方壟斷領導權，實行家長制、等級制，將工人、學徒置於被保護人的地位，強化行幫意識，模糊勞資關係，同業者大多為同鄉，業緣關係與地緣關係緊密結合，使行幫帶有濃厚的鄉誼色彩。手工業行會有強烈的排它性，在對待港英統治方面有積極自衞的一面[8]。

　　港英對職工團體實行嚴格的監督與控制。1825年英國的社團組合法規定，工人為工資、物價和工時而進行集體談判是合法的，但使用暴力、恐嚇、威脅、騷擾和設置障礙者將受到懲處。香港既是英國殖民地，這項法令及其判例當然會在香港執行[9]。

　　 1857年7月，港英宣佈：根據英國法律，所有工匠均可隨意按其樂於接受的報酬做工，限制此類自由的所有聯合組織均屬非法。據此，凡干涉上述自由者，不論何人，一經發現，將由政府起訴[10]。上述法例針對行會束縛，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掃清道路，影響所及，香港一些裁縫、鞋匠和製衣工人的集會，被宣告有罪，香港工人的任何聯合從此都可被指控為“共謀限制貿易”、約束自由競爭而被檢控[11]。

　　事實上，港英限制華人職工的結社自由，並非出於純粹的經濟原因，誠如後來勞工處長畢特所説，主要是為了控制其政治活動[12]。

20.12.2010

[1]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第2頁。

[2]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制的建立與演變》，載 ：王賡武主編：《新編香港史》，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第112頁。

[3]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制的建立與演變》，載 ：王賡武主編：《新編香港史》，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第112頁。

[4]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第4頁。

[5]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階級狀況》，載：《暨南學報》哲社版1993.4，引：（英）梅輝立等：《中日商埠志》（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Open Ports of those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Peking, Yedo, Hongkong and Macao.），第62頁。

[6]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第4頁。

[7]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階級狀況》，載：《暨南學報》哲社版1993.4，引：英國外交部檔案，F．O．233／187，1847年中文文件，第20號文件。

[8]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階級狀況》，載：《暨南學報》哲社版1993.4。

[9] 〔英〕喬•英格蘭（Joe England）、約翰•里爾（John Rear）合着，劉進文、唐振彬譯：《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社，1984，第130-131頁。

[10]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階級狀況》，載：《暨南學報》哲社版1993.4，引：《香港政府憲報》，1857年7月11日，第3卷第106號。

[11]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階級狀況》，載：《暨南學報》哲社版1993.4。

[12]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階級狀況》，載：《暨南學報》哲社版1993.4，引：《勞工處長畢特關於香港勞工和勞動狀況的報告》，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131，1939年，第116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hinalabor18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