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招待所的故事（一）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09-10 15:05
01
50年代的雅寶路招待所老照片
我們外交部子女最早印象的外交部招待所是設在雅寶路腫瘤醫院北面的灰色三層的樓房，離日壇公園西側不遠。這個招待所是50年代初期就在此開張使用的。那時，剛剛從全國各地調入外交部的幹部都在此落腳。很多駐外使館的幹部回國後家裏沒地方住，也住進外交部招待所。
原外交部東門
五十年代初期，外交部的規模還不大，建交的國家也就一二十個，幹部也不多。這個招待所雖然不算大，倒也夠用了。50年代外交部還沒有建成片兒的集中居住的宿舍樓，幹部家屬都分散居住在北京市大街小巷中的院落裏。
北京那時鮮有居民樓，都是住衚衕裏的平房。好在這些院子都是外交部的，居民一致，家屬及子女也都互相認識，多集中在東城區一帶。有家的幹部一般都是住一兩間房子的，多數全家擠一間住。
拿我家來説吧，50年代初我爸媽到國外任職，就把兩個哥哥放在外交部西郊幼兒園，由公家照看，頂多有父母的戰友故舊領他們去自己家住幾天。那時在北京沒有一個具體的地點可以稱為“家”。
1962年外交部幼兒園第三屆大班畢業證
（單偉提供）
這期間，1950年7月份我爸我媽出國赴任時，我二哥剛剛滿兩歲，我媽就把他放在山東老戰友王文軒、劉鳳家寄養。
王文軒後來是七機部的領導，1955年的少將。劉鳳阿姨後來是煤礦文工團的團長。王家六個孩子，其中有北京幹部子弟無人不曉的滅了“小混蛋”的王小點、王毛點。王家的兒子比老子更出名。一直到現在，那一代的幹部子弟還都記憶猶新。
我哥跟小點同歲，大一些，為哥。劉鳳阿姨將兩個孩子一起養。後來我二哥上了幼兒園，週末接到王家過，所以我哥跟王家幾兄弟特別親。
建國初期外交部的幹部還是很講艱苦奮鬥的，有困難儘量克服，不能因為自己的小家而影響到工作。好在這批幹部都是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以黨和國家的事業為重，沒有什麼個人的打算。
我三哥和四哥分別於1951年、1952年在國外出生，我是1954年在北京出生的。
頂銀衚衕（圖片來源：厚德東方）
50年代中後期，我家住東城區頂銀衚衕3號。那是一箇舊官僚的大宅子，樓上樓下十幾個房間，院子裏還有東、西、南偏房。我家住樓上朝南的一間大房裏，只有一間，全家擠着住。廁所、廚房都是公用的。
這個院裏大概住了二十多家。隔壁的鄰居是林中一家，大大小小的孩子六個。林中後來做了部領導，部長助理兼政治部主任。另一鄰居是肖青和他的夫人張景珍一家。肖青的姐夫是中共歷史上大名鼎鼎的王明。肖青是信使隊的隊長。
我爸我媽再次外派是50年代中後期，每次回國都住到雅寶路的外交部招待所去。因為家裏只有一間房，阿姨帶着幾個孩子住。
報房衚衕（由康矛召大使之女康小燕提供）
到了50年代末，外交部用蓋北京飯店的剩料在東城區報房衚衕35號（現69號）蓋了一棟四層的幹部宿舍，把正司級以上的幹部都安排到那裏去住了。
上圖：2017-2018年裝修前的報房衚衕69號小區門口（由康矛召大使之女康小燕提供）
下圖：2021年1月12日的報房衚衕69號居民樓（拍攝者是餘湛前副外長之子餘敬東）
1960年外交部在建國門外豫王墳蓋的10棟宿舍樓建成啓用，外交部的幹部加工勤人員得以入住。駐外幹部回國沒地方住的問題解決，不用再住招待所了。
1959年建國十週年時，北京陸續建成“十大建築”——人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北京火車站、美術館、農展館等。
與此同時，在東交民巷東口建成了“新僑飯店”，在東交民巷30號；緊挨着過去的“六國飯店”建了一棟五層的新建築——“國際飯店”。兩者合起來統稱“國際飯店”，內部分新樓和老樓，歸外交部管轄。
六國飯店變遷
“國際飯店”也是坐東向西。因為那時國際飯店南側緊挨着城牆——從正陽門向東連接崇文門的城牆。城牆外還有一條護城河。現在的地鐵二號線這一段就是在舊河道上挖掘的。
此門位於正陽門東側，為東交民巷西側出入的便門。
圖中左上側為美國兵營和美國公使館，左下為美軍營操場，右側分別為北京城南城牆牆根和前門火車站，遠處城樓為崇文門。（圖片來源：東交民巷）
東交民巷在清末民國初年是使館區，一道城牆把使館區與城外的貧民窟隔開，也使得使館區相對封閉，以至於鬧義和團時沒能攻陷東交民巷使館區。
城牆破舊不堪，內側有殘毀，有很多土洞。我們小時候還多次去城牆上玩兒， 站在城牆上，可以看見樓裏的大人開會辦公。城牆下的土洞是玩兒捉迷藏的好地方。
東交民巷東口大門（內側）近景
（圖片來源：東交民巷）
1966年因邢台地震波及北京，位於外交部街的“老部”建築開裂受損，繼續使用有危險，於是外交部在四五月份搬家至東交民巷。
外交部在東交民巷佔了大大小小五六個院子用於辦公。國際飯店就改成外交部地區業務司辦公的地方了，人稱“30號院”。
今天的東交民巷15號，原法國公使館大門
（由西南向東北方向拍攝）
外交部的大牌子掛在東交民巷15號的門口，因為部領導和政治部在此。最大的辦公地點是30號，原國際飯店，其內部有一個可以裝幾百人的大禮堂。
這裏簡單介紹一下這座後來成為招待所的建築。
現在的華風賓館
如前説，國際飯店分新樓和老樓。新樓於50年代末期建成，共五層，樓頂上有兩個亭子。這個建築現在還在，叫“華風賓館”。
老樓在新樓北側。是民國時期英國人建的賓館——六國飯店，四層，L形，大門朝西，門口有噴水池和花園，有很大的地方用於停放馬車、馬匹。那時交通以馬車為主，很少有汽車，當時老百姓稱汽車為“電四輪”。
民國時的東交民巷，左側建築為正金銀行，右側建築即是六國飯店。
六國飯店是北京城最高最豪華的民用建築，內設鐵籠子式的電梯，內外可透視。老樓的電梯一直未變，外交部招待所時代已不能用了。新樓那邊電梯可用，但不開。內部裝飾是硬木條拼成的方磚地板，所有樓道都有棕紅色的護牆板。
六國飯店內的豪華餐廳（圖片來源：華夏文史）
新樓與老樓之間底層和樓上有通道，但不是每一層都相通。新樓老樓每個房間都帶有衞生間，瓷洗臉池、浴缸和馬桶，且衞生間的間量面積比現代賓館要大得多。招待所時期很多從幹校回來的人就在衞生間點煤油爐子自己煮飯吃。
老樓這邊套間多一些，二層基本上都是套間。新樓三層四層東側，有帶涼台的套間。
六國飯店及門前的御河（程箭提供）
原來六國飯店前有一條小河，稱“御河”，50年代搞市政建設時把河給填了，成為現在的正義路街心花園。路西圍牆內屬公安部的地盤。路東圍牆內分別屬北京市政府和北京衞戍區，基本上向北延伸到長安街。
正義路從長安街向北到東交民巷30號外交部招待所處，因為招待所內的院牆，直馬路拐了個彎兒才能與前門東大街連上。這個路口狹窄，常常堵車，且此處向北100米不到就是北京市政府。
80年代初，北京市決定解決這個問題，以市政建設的需要，強令外交部把招待所的院子交出，把馬路取直。於是現在的華風賓館一出大門就是大馬路，沒有地方停車，只能繞到樓後停車，原來國際飯店的露天游泳池改建成停車場。
現在的停車場是以前露天游泳池和小樓所在地
外交部招待所是1970年從雅寶路遷至東交民巷30號的，當時叫“反帝路30號”。傳達室設在院北門。門口沒有掛牌子。
招待所鼎盛時期是從1972到80年代中期，外交部又蓋了不少宿舍樓，把久居招待所的人都陸續安頓了。
1988年，在修理老樓時，因工人不慎，施工時使用電焊不小心引起大火，竟然把老樓燒個精光。我們在老樓住過的人都知道，內部基本上都是全木結構，一旦着火根本無法救。
老樓（原六國飯店）燒燬後，原址上蓋的宿舍樓
再往後，外交部在老樓的廢墟上就着地形蓋了一個宿舍樓，南北走向，坐東朝西。該樓13層，有百十户外交部的幹部居住。
自此，六國飯店這座歷史建築就這樣完全消失了，連一點遺蹟都沒用留下。
再給補幾句。國際飯店樓後面有個帶跳台的游泳池，每年夏天外交部的孩子們都去那裏游泳，我就是在那裏學會游泳的。
老樓的地下室是半地下的，臨街有帶鐵欄的窗户，新樓地下室沒有。
再有就是招待所的食堂，原來是六國飯店的宴會廳，裏面的廚房巨大。每次路過都會聞到一種特殊的味道——大賓館宴會廳的味道。我很懷念這個與我成長有關的味道。
另外，外交部招待所的飯菜味道特別香。廚師個個是經過大世面的高手，手藝高超，極其普通的食材就能做出與眾不同的美味佳餚來，跟“老部”食堂同一水平。
印象特深的是招待所大師傅做出來的魚，其汁比魚好吃，還有紅燒丸子，比飯館裏的還好吃呢。總有幾個一級二級廚師在那兒頂着，水平當然高了。現在的機關食堂，再也吃不到招待所食堂的水平了，想想都流口水。
還有就是招待所禮堂經常演內部電影。
02
1969年中蘇兩國關係緊張，年初在珍寶島打了一仗。下半年，由於擔心“老毛子”動手，中央各機關緊急疏散。外交部大部分幹部帶着家屬下放到湖南、江西、湖北、山西的“五七幹校”去了。外交部基本空了，只留下幾百人維持日常的運作。好在當時中國外交基本停滯，也沒有多少外事活動進行。
1970年下半年外交部又從東交民巷遷出搬到東四附近，徵用的是中國科學院科技情報所的大樓，外加隔壁對外文委的大樓。
原來掛外交部大牌子的地點——東交民巷15 號給了柬埔寨的流亡國王西哈努克。1970年春，乘西哈努克在國外訪問之際，柬埔寨的朗諾將軍發動政變，推翻了西哈努克。
2012年1月20日，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北京東交民巷15號西哈努克官邸看望西哈努克夫婦。
努克回不去了，中國收留了努克。正好外交部搬家，把東交民巷15號騰出來給努克。努克在此落腳併成立了王國民族團結政府，賓努親王任首相。15號在清末民國初年是法國駐華公使館，院內有四五個小樓，正好適合流亡政府辦公居住之用。
東交民巷30號由國際飯店改為外交部地區業務司的辦公樓，又改成外交部招待所。原來在雅寶路的招待所遷過來。雅寶路招待所給了日壇腫瘤醫院作辦公樓。
從1970年下半年啓用，外交部招待所基本上是空空如也，沒有什麼人入住，工作人員也不多。外交部的幹部，包括工勤人員都在“五七幹校”勞動呢。
上高外交部“五七幹校”合影
招待所包括新樓和老樓兩部分，因入住人員太少，老樓那邊關閉了，又由於缺少維護人員，有些地方地板破損、護牆板脱落，一幅破敗的樣子。只有新樓二三層有些房間還比較像樣，擺着沙發，鋪着地毯，接待大人物用的。
自1971年起，外交部招待所又開始熱鬧起來了，主要是各“五七幹校”回京人員入住，其中一部分是調回北京工作的，更多的是回京看病治病的幹部，也有從國外回國在北京沒地兒住的幹部，如當時駐瑞典的大使王棟、劉峯夫婦。下幹校前，我家與王棟家住對門，所以一眼就能認出，他回國述職就住在招待所。
我是1971年6月自己從江西幹校回北京的。因為當兵未成，退回到江西幹校。我爸心臟病好轉，令我回日壇中學參加分配。我不願意，我爸堅持，父命不可違，我就回北京了，拿着幹校的介紹信，順利入住招待所。
我爸我媽於11月底從幹校回京治病，住新樓313，是裏外的套間，帶涼台。我就從集體宿舍搬去與父母同住。
父母回來前，我自己在北京，自在得很。招待所有些回京看病的老同志，其在各地的子女也回京探望，都住在招待所。我們天天在一起侃聊，互通各種渠道來的小道消息，評論時局。那會兒幹部子女見面聊天都是這些話題。
50年代雅寶路招待所老照片（兄弟兩個是陳辛仁的孩子——陳沂秋、陳淮秋。）
其中有些是各家的大孩子，如樑上苑大兒子梁巨泰，“文革”前就從哈軍工畢業了，與毛遠新同班。受父親的牽連，他當時在上海繼電器廠當工程師。梁家老二梁凱泰是大連海運學院畢業的，在遠洋輪上當海員。小弟弟梁小六也是湖南幹校回來的。我們天天泡在一起。
樑上苑以前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長，因為“特嫌”問題在秦城監獄關着呢。夫人肖順喬帶着小六回京看病，其實是想打探小六爸爸的消息。
許建國的夫人方林阿姨也在。她家幾個孩子分別在黑龍江、山西農村插隊當知青。老四杜小憲、老五杜安琪、老六杜安陸、老七杜新啓回北京探望。他們都是“文革”前的高中生，比我們這一撥大一些。只有小七是初中生，跟我四哥是外語附中不同班的同學。他們都是育英學校的學長。以前我總是沒大沒小地直呼“小五” “小六” “小七”，後來隨育英同學叫，改稱“五姐” “六姐”。
許建國與妻子方林合影
許建國是外交部資格最老的人，1922年的黨員，比部長陳毅資格還老。陳毅是1924年的黨員。許建國在延安時任過中央保衞局長，在社會部工作過，後來到晉察冀，任華北局社會部長，還任過華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長，解放後任天津副市長、公安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的公安部長，上海市副市長、公安局長，履歷極其豐富，通曉中共上層機密。
江青到延安後是歸許建國管。後因不同意江青與毛澤東的婚姻，他被江青記仇。“文革”江青得勢後，把許建國抓起來關在秦城監獄。他是從公安部副部長任上調入外交部，任駐羅馬尼亞大使的。
總之，住在招待所的人大都有“問題”，很少有“清白”之人。
需要説明一下的是，外交部幹部下放到“五七幹校”時，規定必須將個人户口轉到外交部的集體户口，並將居住的房屋退還給外交部。
個人工資在“五七幹校”發放，糧食關係在“五七幹校”，下幹校的人回京沒有住處，只能在招待所落腳。每個家庭又有子女在各地，父母回京後子女多來探望團聚，子女也不得不住在招待所。
70年代30號新樓樓頂，背景有故宮、景山、北京飯店。照片上從左到右為袁克西、林鐵、何小明、榮海京，都是幹校回來的，在招待所住過近十年。
一時間，招待所多了一批來自在各地插隊勞動的知青。到1972年，特別是1973年，外交部招待所人滿為患，老樓那邊早就住滿了。迫不得已，連樓後面游泳池北面的兩個小樓也都住滿了。
小樓又舊又破，總共十幾個房間。這裏被招待所改成男生集體宿舍，專門安頓幹校回來的男孩子。前面那個灰色小樓天花板破舊，經常脱落，幸虧沒有砸到過人。
30號招待所後院小灰樓，當年六國飯店董事私宅。
（照片中人物為袁克西）
後面的小樓以前是國際飯店的工勤人員宿舍。這兩個小樓安置了得有四五十個幹校回來的孩子，擠得滿滿當當的。
自從1970年7月陳家康在湖南幹校去世，1972年5月潘自力在山西去世，外交部不敢掉以輕心，開口子允許有病的幹部可以回京看病治病，以免更多的悲劇發生，吃不了兜着走。於是越來越多的幹校人員回北京治病，這些人絕大多數都住在招待所。
這一段時間中國發生了幾件大事跟外交部招待所或多或少有點兒聯繫：
01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事了。
林彪所乘飛機失事現場（沈慶沂攝 ）
中國政局發生巨大變化，林彪一系的人馬被清洗。中央出現了巨大的權力真空，需要有人來填補。於是一大批原來捱整的老幹部被解放，回到權力舞台來了。
02
1971年10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1971年11月23日下午，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代表黃華、副代表陳楚第一次出席安理會會議。圖為會場全景。（圖片來源：新華社 ）
説是恢復，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天也不曾待過。聯合國大會以2/3以上的票數通過了驅逐台灣（中華民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合法成員國的決議。中國方面對此明顯準備不足（是啊，2/3的外交部幹部離開本職工作，在幹校種地），但還是派副外長喬冠華率團參加了聯合國大會，併發了言。
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
自此，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一夜暴漲，這在客觀上需要調整外交方針，在國際上開展工作，也就需要大量的外事幹部出來做具體工作。
03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華訪問。中美兩國的大門打開了。
1972年2月21日，周恩來總理在機場迎接到訪的尼克松總統。（圖片來源：新華社 ）
毛澤東調整了外交方略，開始聯美反蘇。開創外交新局面需要大量的幹部出來工作，完成大轉型的任務。中美關係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
外交部為了應付局面，開始從各個五七幹校抽調人員回京工作。大局面大形勢及身邊不斷有人調回北京，使得在幹校的人們看到了重新出來工作的希望。
各級頭頭們不必再通過政治運動積極表現自己，捱整的幹部也看到某種積極意義的曙光。各“五七幹校”清查“五一六”的運動一落千丈，有點兒搞不下去了，外交部各幹校的政治緊張氣氛鬆動了很多。
如前所述，幹校回京的人員及家屬回來大都住在招待所，外交部招待所人滿為患。
——作者孟京生，第一代外交人員子女。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