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西方知識分子如何談論9·11_風聞

二十年前的9月11日，美國世貿大樓的轟然倒塌對於蘇聯解體後以西方中心的現代性進程無疑是沉重一擊，對於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場巨大的震動。本文為日本學者松葉祥一撰寫於2001年底的文章，是一次在同年內梳理知識界緊急反應的嘗試。1990年代由南斯拉夫內戰而風靡知識界的“文明衝突論”似乎在這個時刻“再度”佐證了其有效性，而以薩義德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則開始警惕“文明”這一範疇本身的問題和危險；薩森從政治經濟視角指出911背後的不均衡的全球化問題，而喬姆斯基把911看作是給全球化推行者的一份大禮；以阿甘本為代表的理論家則關注“國家安全”問題將如何削弱民主並製造更多危機，而齊澤克和貝蒂等人則批判“暴力面前的不平等”——第一世界的和平很多時候是建立在第三世界苦難的基礎上的，因此需要轉變暴力“絕不能讓這種事在這裏發生”的觀念，將其變成“絕不能讓這種事在任何地方發生"。本文原標題為《“無實體的戰爭”和“對平等的希望”——知識分子如何談論9·11》，由日文譯作中文。《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翻譯、發佈。

時逢9·11二十年，澎湃·思想市場推出《911思想考古》專題，將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線中，回溯知識界對於9·11和“後9·11”時代反恐政治的思考軌跡。本專題將在今年內持續推出。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濃煙從世貿中心北塔滾滾而出，15分鐘後第二架聯合航空公司175號航班撞擊世貿中心南塔。從附近的辦公樓可以看到，該航班正以最快的速度飛往世界貿易中心。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濃煙從世貿中心北塔滾滾而出，15分鐘後第二架聯合航空公司175號航班撞擊世貿中心南塔。從附近的辦公樓可以看到，該航班正以最快的速度飛往世界貿易中心。

“這場戰爭不是別的，正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1)——這是柏格森在其擔任院長的法蘭西人文院會議上所作的斷言，發言時間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之際，更準確地説，是在德國發布對法宣戰佈告五天後的1914年8月8日。與之相對在德國，82歲的馮特則在萊比錫號召學生們積極參加這場“聖戰”(2)。時過境遷，在那場戰爭結束一個世紀後的今日，“為文明而戰”和“聖戰”重又以與過去不同的語言再次出現了。

那麼，在這新的“戰爭”(3)世紀開始之際，哲學家、“知識分子”和作家們都在説些什麼呢？相比起柏格森和馮特，他們看起來可要謹慎許多。比如翁貝託·埃科就説，房子着火的時候，首先應該做的是去打電話叫消防隊，而不是去分析火災的原因[29](4)。換句話説，他認為知識分子確實可以回顧過去追問原因，也可以談論未來應該怎麼做；然而既然在事發之時他們什麼也做不了，那就該閉上自己的嘴巴才對。

然而，現在並不孤立於過去或未來而存在。相反，原因只能在現在找到，而未來的可能性也只存在於現在。因此德里達認為，哲學家必須在此時此地發揮自己所固有的作用。也就是説，哲學家除了具有通常的政治責任外還有另一項任務，那就是“重新探討概念的有效性”[35]。尤其在當前的這一系列事件發生之後，對受害者的同情“不應導致哲學家放棄他們被期待從事的工作，也即提出批判性的質疑”[36]。

那麼，到底應該考慮哪些概念呢？而我們又應該如何去思考呢？應編輯部的要求，我想在下文中介紹一下歐美的“知識分子”們圍繞9·11事件及後續進展所作的部分言論。

並非“文明的衝突”

喬治·萊考夫列舉了本次事件三方面的原因[28]，即①世界觀或宗教教義；②社會、政治條件或絕望的文化；以及③使實施恐怖襲擊成為可能的各種條件。政府和媒體的關注重點完全集中在了領導組織，敵對國家、訓練設施及據點、資金調配、分支組織、信息網絡等等，也即上述的第三個因素上了。然而要想使問題真正得到解決，頭兩個因素才是真正亟待追問的。

如此一來，我們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去追問文明這一概念，或者是“文明的衝突”這一論題的有效性。

弗朗西斯·福山承認，本次事件可能會使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假説相比起他自己的“歷史終結”假説顯得更為正確[65]。根據“歷史的終結”這一論題的主張，西方通過對民主和資本主義等制度的運用而實現了朝向現代性（modernity）的進步，世界眾多地區通過這一過程而達成了現代化，而在這一自由民主主義和市場經濟體系之外，已經沒有可能的發展空間了。與此相反，亨廷頓則認為這個世界並沒有走向單一體系，而是仍處於一種“文明間衝突”的狀態，其中有六、七個同時存在的文化羣體，而這將成為全新的斷裂帶之所在。乍看之下，本次事件的發生是源於世界觀或宗教觀衝突，也即所謂文明間的衝突，這似乎表明歷史的確尚未結束。

福山認為，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現代性是成立於一個“文化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説，民主主義和自由市場並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夠產生的。“現代的自由民主主義最初誕生於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社會，此事絕非偶然。其中的聯繫便在於，民主權利具有普遍性，而那正是基督教普遍性的世俗化版本。”然而，現代性並非像亨廷頓説的那樣僅僅在西方發揮作用。事實上，民主主義和自由市場已經擴散到了東亞、拉美、東歐、南亞甚至非洲各地。數以百萬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逃離他們自己的國家來到西方社會生活，相反的情況則極少發生。福山將之稱為是在“用腳投票”。

誠然，伊斯蘭社會確實對現代性表現出了尤為強烈的抵制。但對恐怖分子表現出同情的伊斯蘭教徒也僅僅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一方面，對美國的仇恨也確實在原教旨主義者之外的人羣中蔓延開來了。然而，這種仇恨的根源無外乎於是“對西方之成功和穆斯林之失敗的怨恨心理”罷了。因此福山得出如下結論：“現代性是一列勢頭強勁的‘運貨列車’，無論發生多麼悲慘的事件，它也不會因之而發生脱軌……民主主義和自由市場作為一種主導性的組織原則，其勢力想必會繼續在世界各地不斷擴張。”這是因為，“只有這樣的一種文明，才是人們實際想要在其中生活的地方”。（着重號為引用者松葉祥一所加，下同。）

福山的上述觀點具有雙重危險。首先，他僅在西歐現代文明中發現了有價值的東西，從而陷入了一種本文明中心主義；其次，它將恐怖襲擊的實施者與整個伊斯蘭文明等同起來了。那麼，“文明的衝突”理論是否就是正確的？這種理論似乎承認不同文明各自具有相對性的價值。按照亨廷頓本人的看法，這一事件還不能算是文明的衝突，而是“一羣粗鄙野蠻之輩對全世界實現了文明化的社會整體，也即對文明本身所發動的攻擊”，因此在他看來，重要的事情在於“我們現在不應該把這一罪行還原為一種文明的衝突” [16]。

然而在愛德華·薩義德看來，“文明的衝突”論題本身便存在着問題[53]。其原因在於，這一論題僅僅對“強化防衞性的自尊心”起到了作用，使得文明對野蠻這一“摩尼教式的二元論”和“啓示錄式情節"愈發氾濫成災罷了，而根本無助於對我們這個彼此緊密關聯的時代作出一種批判性的理解。無論是美國還是伊斯蘭世界都不能一概而論，歷史是充滿了複雜和矛盾之物。而“文明”這樣一種宗教性、政治性的抽象物，只能是讓我們愈發疏遠於歷史和良知，並且妖魔化地看待他者的存在。

因此，成問題的正是文明這一概念。阿馬蒂亞·森認為，以文明為單位來劃分世界的思考方式本身便是錯誤的[74]。這是因為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各文明總是在千絲萬縷的相互聯繫之中不斷變化的，人們並不僅僅以文明或宗教來定義自己。

此外，文明這一概念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國家意識形態。西川長夫曾指出，相對於在德國發展起來的“文化”概念，“文明”一詞是從18世紀後半葉開始在法國得到廣泛使用的，是深深參與到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國家意識形態”(5)。根據這項研究，文明的概念從最初便有三個基本組成部分：第一，它與某些道德和宗教主張相關；第二，它與啓蒙運動或進步觀念相聯繫，因而是進步史觀的體現；第三，文明的最終依歸是特定的國家和民族共同體。前文中曾提及的柏格森的文明概念，乍看之下似乎並不符合這些條件，實則在根本上説是佐證了其有效性(6)。而且我們不難論證，這些要素也以更為天真可笑的形式包含在了福山和亨廷頓的論點之中。

在另一篇文章中，薩義德再次反對將本次事件視為文明衝突或宗教問題，並指出這種觀點中所包含的危險性[12]。他進而認為，當前情況迫切需要我們徹底地從政治、經濟的層面來看待事實。換句話説，重要的問題在於“從共同體的勢力強弱這一觀點出發……思考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普遍原則”，從而形成自我認識，並基於信息展開分析。

朝着全球化發出的最後之聲

在這些政治和經濟條件中，首先在經濟層面需要得到關注的，是狹義上的全球化問題。

薩斯基雅·薩森認為，像本次事件這樣的“拼裝（bricolage）恐怖主義”，是對日益增長的債務和貧困問題所採取的最後手段[7]。關於全球化如何造成了貧困的擴大，薩森列舉了兩項指標。其一是目前資不抵債國家的情況。目前，資不抵債國家的數量已達到五十個，其中包含了部分中等收入國家，這一情況的嚴重程度已遠超19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時代。在這些國家裏，負債率（負債與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比率）已經超過了可持續發展的邊界線。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仍要求資不抵債國家償還其國家收入的20%至25%。第二個指標是移民。儘管正面臨着人口短缺和老齡化問題，富裕國家卻依然在推進移民和難民的非法化。薩森呼籲國際社會為應對這兩方面的問題作出努力。

然而，如果認為恐怖襲擊傳達了反全球化運動之聲，那麼其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喬姆斯基認為，這次事件反倒是明顯成為了反全球化運動的障礙[21]。像這樣的恐怖行為，對於那些希望推進全球化進程的人們來説，毋寧説是一份厚禮。這些人希望進一步推進少數人對財富的集中佔有，削弱社會民主主義事業，並加強軍事化管理，而這必然會激起種種反抗。而本次的恐怖襲擊，一定會被當成絕佳的藉口，方便他們事先加強控制以及對空間的軍事化，推動管控體制的形成。此外，該事件尤其將對巴勒斯坦人造成毀滅性打擊。事實上在9·11襲擊事件發生之後，以色列立即開始向傑里科等巴勒斯坦城市派遣坦克，屠殺巴勒斯坦平民，並進一步強化了對當地的控制。

雅安·莫里耶-布當（Yann Moulier-Boutang）同樣強調了事件中藴藏的危機[11]。儘管反全球化運動有可能發展成為具有生態合理性的對抗方案，然而目前來看，它還尚未成為一個能對敵人構成威脅的政治勢力。這便造成了一種危機局面。最糟糕的結果將是，它可能會招致國家-帝國規模的軍事鎮壓，以至於反對運動不是被迫屈服於反恐的觀念共識，便是遭到驅逐而加入恐怖分子一方，並最終被一網打盡。因此，我們決不能再去重複那些圍繞着“挑釁”和“陰謀”的老生常談。布當認為，今日的反全球化運動所面對的，是究竟應該採取怎樣一種政治形式的問題。

而在政治層面上，事件引發了人們對美國“恐怖主義歷史”的追問。

在評論9·11襲擊時，一些媒體將這場造成超過5000人死亡的事件稱為“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而貝洛（Walden Bello）則批判了這一看法，並指出美國一直都在反覆進行這樣的大規模平民屠殺[26]。無論是在廣島、長崎、德累斯頓、漢堡、東京、朝鮮戰爭中的空襲、越戰中對平民的大規模屠殺，還是隨後在第三世界、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的行動中，美國一再奉行窮兵黷武的壓制政策。9·11事件便是其結果。為了防止恐怖主義的再度上演，有必要從根本上反思這些鐵腕政策本身，並轉向一種能夠保障邊緣地區人羣的平等、公正及國家主權的政策。貝洛的結論是，重要之處在於，我們不能失去對歷史的洞察力。美國的一些政客主張以憤怒來回應襲擊，這些人的行為只能證實桑塔亞納那句格言的正確性：“那些不能銘記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

與貝洛相仿，歷史學家霍華德·津恩也指出，美國的領導人沒能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19]。“這些人（政府高管）沒學到哪怕是一心半點的東西。在這百年間發生過的種種報復、復仇、戰爭、恐怖活動、以及其引發的又一次恐怖活動，以暴制暴的歷史是何等的愚蠢，他們什麼都沒學到”。他呼籲道：“美國的軍事行動對世界各地的人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我們必須牢記這些受害者的憤怒。”美國曾為智利、薩爾瓦多等地的獨裁者及殘殺平民的軍隊提供援助。一百多萬伊拉克人受美國經濟制裁的影響而喪生。里根下令轟炸利比亞，布什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克林頓主導了對阿富汗以及蘇丹製藥廠的轟炸。而現在，上百萬的巴勒斯坦人正生活在以色列政府殘酷的軍事統治之下，而美國則支持後者，並向其供給高科技武器。

津恩進一步認為，為了防止恐怖主義的再度發生，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是不可或缺的。為此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是3000億美元的軍事預算，遍佈全球的軍事基地，抑或是部署在每一片海域上的軍艦，這些都無法保障我們的安全。我們要認識到，地雷和導彈防禦網並非安全保證。且必須停止向壓迫其他民族或本民族的那些國家輸送武器。無論政客和媒體如何煽風點火，我們都應當下定決心，堅決不參加戰爭。這是因為我們時代的戰爭總是一種無差別作戰，是“增強百倍的恐怖活動”。國家財富不應當用於武器、飛機和炸彈上，而應當用於人民的健康和福利、用於全民醫療和教育事業，以及用於實現滿意的工資收入、安定的居所以及清潔的環境上。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的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我們的安全並非來源於對自由的限制，而只能來自於進一步擴大的自由。此外，津恩還主張重視那些在動亂中拯救生命的醫生、護士、醫科學生、消防員和警察的想法，而不是軍隊和政治領導人叫嚷的報復和戰爭。理應被樹立為模範的，是治癒而非暴力、是同情而非復仇。

對平等的希望

在思考應當如何行動時，正是“國家安全”和“平等”的概念成為了問題之所在。

喬姆斯基指出，對恐怖主義進行斷罪的工作只能依據國際法來進行，以軍事主導的解決方案，只能是徒增傷亡人數，並造成仇恨的散播[32]。他接着談到，如果我們珍視正義，並真的希望降低慘劇再度發生的可能性，我們首先該做的是消除犯罪的原因。然而，有一些人的主張卻日益高漲，他們歇斯底里地認為：“僅就本次事件而言，我們應當故意不去追究犯罪行為背後的原因。因為正是我們的敵人在安排着這種追問的進行，照這樣去做便是在縱容他們"。喬姆斯基批判了這種態度，認為那隻會增加災難重演的可能性，因而在大方向上便是錯誤的。

阿甘本則提議，應當改變對“國家安全”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22]。如今，國家安全思想已經發展到了無比危險的境地。自由主義所要求的那種國家（最小國家）已經變得異常脆弱，只能以國家安全需要來作為自身的正當性證明。在受到恐怖分子挑釁時，這樣的國家本身便有成為恐怖主義國家的危險。正如18世紀警察學（Polizeiwissenschaft）的理論家們所主張的那樣，一旦政治被簡化為警察（Polizei），國家和恐怖主義之間的分界線便有可能消失(7)。其結果是，國家安全與恐怖主義可能會創造出一個單一的系統，人們將在這一系統中為對方和自己的行動尋求正當性。換句話説，國家和恐怖主義這兩個原本理應相互對立的事物，有可能會在暗中串通一氣。此外，對國家安全的過分追求，也可能導致一場旨在確立全球新秩序的寰宇內戰的發生。阿甘本還認為，由於國家安全總是依據施密特所説的例外狀態而成立的，因而“國家安全與民主主義是無法兼容的”。

因此阿甘本認為，最緊迫的任務在於重塑國家安全的概念。人們如今正在制定生態、醫學、軍事等各個層面的安全計劃，然而制定十全十美的計劃這一企圖，在理論上來説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如前所述，正是這些“危機管理”在暗中推動了危機的製造進程。對於民主主義政治而言，國家安全應當旨在防止導致仇恨、恐怖主義和破壞行為發生的種種條件。與此背道而馳的做法，也即在仇恨、恐怖主義和破壞行為發生之後考慮如何對其進行壓制，這不該被看成是政治的課題。

貝蒂（Bertrand Badie）也認為，實現平等是保證安全的唯一途徑[13]。他指出，以往的世界中存在着一種“野生區（wild zone）”世界與發達國家世界間的區隔，前者中暴力如同家常便飯，而後者除了偶爾發生的恐怖襲擊之外得以免於暴力困擾。然而隨着本次事件的發生，這樣的區別已然不復存在。同時，這種暴力已經不再是國家的問題。貝蒂認為在這個意義上，9月11日以後出現了“在暴力面前的平等”。那麼對此我們又該如何應對？貝蒂説，“我們決不能忘記下述的黃金律”，也即“對平等的希望”。這一原則的內涵便是，人與人之間不存在貴賤之分。為此，我們在面對無數巴勒斯坦人的死亡時，以及在面對造成五十萬盧旺達人死亡的大屠殺歷史時，也必須採取面對本次紐約的受害者們時同樣的態度。

而齊澤克也認為：“若想確保那不會在這裏重演，唯一的辦法便是確保它不會在任何其他地方上演”[4]。究竟應該冥頑固守還是邁步向前，這是美國目前正面臨的抉擇。也就是説，美國是會保持對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一事無法接受的態度，以至決定“絕不能讓這種事在這裏發生”，從而鼓脹攻擊力並展開偏執狂式的行為？抑或是走出將自身與外部世界隔開的幻覺屏障，並進入到真實世界之中？為此，需要認識到，美國所享受的和平正是由其他地方正在上演的悲劇所造就的。因而我們有必要轉變“絕不能讓這種事在這裏發生”的觀念，將其變成“絕不能讓這種事在任何地方發生"。

————————

在撰寫本稿的{2001年——譯註}10月底，美軍仍在繼續開展同時投放集束炸彈和食物的“人道主義”轟炸，而地面作戰也在全面展開。日本則在推進軍事法律的制定，這包括了《反恐特別措施法》和《自衞隊法》的修訂。不僅如此，對應於美國的反恐法，日本也在推進治安法律的立法，如修改《移民管制和難民確認法》、簽署《網絡犯罪條約》等舉措。種種局面正逐漸從戰前邁向戰時狀態。

沃勒斯坦預測，這場戰爭將長期持續[6]：“這一對抗將會持續漫長的歲月，對於居住在這個星球上的大多數人來説，那將成為一段黑暗的時期”，而9月11日的事件，或許會被人們當作長期衝突中的一個小小插曲。或許他的看法是對的。這本就是一場沒有任何前景的“戰爭”。然而我們所需要的並非絕望，而是希望。

對於“知識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揮的作用，喬姆斯基有過如下描述[32]：在一戰時期，士兵們為了殺戮的目的，意氣昂揚地奔赴戰場，知識分子們則為他們加油打氣。這些知識分子分屬於從右派到左派的所有政治階層，在德國，那之中也包括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左派勢力。而有賴於威爾遜的宣傳機器及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狂熱擁護，公眾輿論在數月間陷入了一場歇斯底里的反德情緒風暴，並轉化成對犯下野蠻罪行者（大多為英國信息部所捏造）的報復體制。然而在這之中，也存在着像羅莎·盧森堡、伯特蘭·羅素和尤金·德布斯（美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這樣的例外。

這雖非易事，但絕非完全不可能。事實上，薩義德始終都在談論着希望[12]。在他看來，只要去傾聽理性和良知的聲音，在耐心和教育上進行“投資”，所有人便都會開始思考領導人究竟想要把他們帶向什麼地方，以及他為什麼要如此行事。他提示我們，“質疑精神和評論活動，絕非是什麼奢侈品，而是一種生活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