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性與人民性之間關係的思考_風聞

       上馬原課導論部分時，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是以階級性為深刻基礎的”這句話進行了解釋。

       之所以解釋，是因為我認為這句話表明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並不脱離階級性而是依託於階級性的，因此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並不是否認、抹煞、掩蓋它的階級性，不是宣揚無階級論、超階級論和階級調和論。但我的解釋不夠全面，應該作如下擴充：

       1.從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來看，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來自階級性。馬克思主義是作為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行動指南而產生的，是工人運動的產物。在近代無產階級產生之前，就有了人民，有了奴隸、農民等勞動羣眾，但沒有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工業無產階級爭取自身解放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需要，才讓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才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所謂人民，是指推動社會進步的社會成員羣體，而在馬克思主義誕生的資本主義成熟時期，推動歷史進步的首先是無產階級，而當時的其它階級如農民、小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小私有者地位，起到的是反動和保守的作用。他們之所以後來能起革命和進步作用，是因為他們本來沒有剝削無產階級，而且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又使他們大量轉變為或看出自己即將轉變為無產階級，因而同情無產階級，嚮往社會主義，甚至接受馬克思主義。換言之，這些人之所以能成為推動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而不是由資本主義倒退回封建制度或小私有制）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人民”，是因為他們接近了無產階級，而不是因為無產階級接近了他們。這就是説，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來自階級性，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首先必須是無產階級的，然後才能是更廣大的勞動人民的。

       2.從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實踐來看，人民性要被階級性所引導。無產階級最容易而且往住也最先接受馬克思主義，在實踐鬥爭中也最為堅決徹底，因此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才能夠始終高舉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領導和團結全體人民把人類解放事業進行到底。離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教育、組織和領導，人民就會是一盤散沙，就仍然是舊時代的農民、工匠等小私有者，就無法掌握科學的理論，無法進行堅決、有效的鬥爭。比如在舊中國，人民中的絕大多數是農民。農民是很偉大的，勇敢堅強、吃苦耐勞，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但作為小私有者，有他們的侷限性，比如自由散漫、眼光狹隘等。例如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紅軍戰士幾乎都是農民。其中隨朱德同志上井岡山的第29團是湘南的農軍，在井岡山呆了兩個月，就思鄉心切，不顧毛主席一再勸阻，一定要打回湘南老家去，結果在湘南遭到國民黨重兵圍攻，幾乎全軍覆沒。解放戰爭時期，林彪面對中央要他南下錦州的電令一再猶豫，有一個原因就是擔心部隊裏東北籍新戰士多，他們在本鄉本土保衞共產黨分給自己家的土地，打起仗來會很勇敢，但離開家鄉那麼遠去解放看起來和自己沒多大關係的其它地方的人民，就不見得都那麼情願，有些人可能會開小差。像這些狹隘的鄉土觀念、地方主義，就是農民作為小私有者的侷限性，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對他們長期不懈的教育和引導，他們是不可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將革命進行到底的。

       3.從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目的來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性規定着並將自身最終融入人民性。共產主義實現之後，全體社會成員都將成為共產主義勞動者。在階級消滅，三大差別消失的情況下，這時的共產主義勞動者當然不可能是剝削者，也不可能是小私有者，而只能是共同佔有全部生產資料，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具有高度的思想覺悟和組織紀律性的工人。這樣的共產主義勞動者當然最接近於今天的無產階級。這個時候，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可以説成為了全體人民的共性，因而無產階級也就不再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了，而成為了共產主義勞動者的“淵源”、“前身”、“原型”正因為有無產階級作為它的“前身”、“原型”存在於今天的現實社會中，我們才能大體知道未來的共產主義勞動者會是什麼樣子，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完成塑造共產主義新人並實現一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任務。

       總之，人民性是一個比階級性包容更廣也更為動態的概念，正因為如此，它需要階級性作為自己的穩定內核，從而對自己加以確切清晰的規定。否則，人民性就很容易變成一個籠統含混、性質模糊、沒有方向、沒有界限的概念，甚至是一個沒有實質內容和實踐價值的偽概念，只能起到混淆視聽、自我麻醉、自亂陣腳的作用。

       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馬克思主義在回答“人民由什麼人組成？”的時候，總是會説由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愛國地主士紳組成，或由工人、農民、小業主、私營企業家……組成。我們總不會説人民由男人、女人組成，由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組成，或由湖南人、湖北人、山東人……組成。這一司空見慣的事實，就足以説明階級性構成了人民性的實質內容，因為離開了階級和階級性，我們就無法從本質上把握人民的成分和結構、人民的內部關係、人民由誰來領導，也無法確定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哪些人屬於人民，哪些人不屬於。除了階級之外的那些概念如性別、年齡、籍貫等，對解決這些問題都是愛莫能助的。

       當然，我們絲毫不迴避這個問題在當前的複雜性。

       社會主義社會是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社會，它的階級狀況包括各階級的特點和相互關係、發展趨勢，本質上都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中，階級狀況就更有其特殊性。

       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認為：毛澤東晚年對新中國社會的階級劃分實際上提出了三個不同標準：

       1.以人們過去的家庭出身劃分；

       2.以現在的社會經濟地位劃分；

       3.以本人的思想政治立場劃分。

       邁斯納認為這三個標準是會發生衝突的：比如一個現在的農民（按標準2，也是邁斯納看來的最經典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劃分標準），可能因為他的父母是地主而被按標準1劃為地主階級，又會因為他完全接受共產主義思想而被按標準3劃為工人階級。在他看來，這種標準的不統一，正是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陷入混亂”的重要原因。

       但邁斯納這一看法有其形而上學的缺陷。毛澤東並不是混亂，而是認識到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劃分是不能一刀切的，而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多方面的綜合考察，所以那時才會有“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等提法，特別強調人的能動性，人的思想、覺悟尤其是實踐選擇在形成自身階級特質上的重大作用。

       我們對待今天中國的階級狀況，首先不應採取一種對“階級”二字諱莫如深的迴避態度。在不迴避的前提下，應該從毛主席的上述考慮中得到啓示，以與時俱進的科學態度進行階級分析。

       比如我們國家現在有資本家，但並沒有成規模的與社會主義制度完全對立的資產階級。所以我國的資本家與西方各國的資本家有很大不同，勞動人民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主要還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不宜把私營企業家或資本家視為一個敵對階級。但這種矛盾又不是一般的人民內部爭爭吵吵的矛盾，而確實是有剝削與被剝削這樣的根本利益對立，因而是帶有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性質的。所以我們在處理有關問題的時候，提法是“遏制資本無序擴張”，這就是説我們不是針對資本家本人，而是針對資本的某些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不是針對現實中還並不存在的“資產階級”，而是針對現實中已經有的“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傾向”、“資本主義化的隱患、苗頭、傾向”等，不是要馬上消滅資本家和私營企業，而是引導他們與社會主義相適應，不要違背、損害人民根本利益。

       換言之，我們對現今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應該貫徹“對事不對人”或者更確切地説“多對事，少對人”的原則，有根據地指明和批判資產階級化的思想、傾向、行為，而不是急於給某些人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打入另冊，或予以全盤否定。

       有人總是擔心，説多了“階級”，會重犯所謂“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但我們一定要明白：

       實事求是地面對、認識和解決人民內部的階級問題，才真正是“人民性”的體現，才體現了人民內部各羣體之間的坦誠與互信，才能進行有效的溝通，才能防範有關的矛盾惡性發展。相反，如果逃避這些問題，倒恰恰是為人民內部的分裂，為以後“拉清單”、“算總賬”乃至“擴大化”埋下了巨大隱患。